吴瑞爱不愧为一位好姐姐。地下电台筹建初期，倾注了她的大量心血，她为弟弟冒着风险购买零部件，大部分建台资金也来自她和丈夫的支援。电台组装试验期间，也得到了她多方面的帮助，她以在阳台上晒衣服作掩护，帮助弟弟架线、撤线，多次让红色的电波，顺利传递给解放区的领导机关。
姐姐，人类母性的化身。
中共青岛地下电台，将永远铭记这位勇敢女性的无私与贡献。
青岛人民将永远记住这位贤慧女性的名字——吴瑞爱。
1948年10月。地下电台开始启用。
吴荣森用这台自己亲手组装起来的电台，同解放区的机关台试联成功，从那时候起，一条红色的电波，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腾跃在青岛的上空，巧妙地与敌人周旋着。
中共青岛地下电台领导小组成员有吴荣森、黄振远和徐宝光三人，吴荣森任组长兼报务和译电，黄振远和徐宝光担任电台保卫及市内联络工作。
地下电台启用后，为确保电台安全，中共青岛市委决定：电台只拍发密码情报，有关工作指示或报告一般不使用电台，而由专门交通传递。
由于青岛市委机关都是通过胶东区委统战部的电台与地下电台进行联系，胶东区委统战部负责人吴若岩对地下电台也十分关心，并对地下电台的安全和技术问题作了具体指示，告诫地下电台的同志们，要警惕敌人的空中侦测破坏，建设增设几个备用的台址，以便同敌人周旋。还要防止敌人故意断电或因缺煤停电，建议添置直流电机，以备万一。
领导的关怀和指导，提高了地下电台同志们的警惕性和应变能力。这些，在后来的斗争中都得到了验证。
另外，胶东区党委统战部还决定，归胶东区委统战部地下工作者刘萍负责联系的几个地下小组的情报，也改由地下电台拍发。与胶东区委统战部地下情报组织接关系，由黄振远和徐宝光两位同志，以古川、古良为代号，进行接头联络转递情报。
历史的车轮驶进了1949年。
国民党青年军二○四师调往上海。
紧接着，方本壮率部起义，“黄安”舰起义，这一连锁反应，引起国民党青岛当局的高度警觉，使青岛处于一场大裂变之前的紧张气氛之中。
为了扩充兵员，作垂死挣扎，青岛的各国民党驻军，开始了疯狂的抽丁抓兵。一时间，鸡飞狗跳，伴着惊心的枪声，打破了青岛外围各乡村的安谧。鸡叫狗吠声，夹带着孩子的惊叫、老人的喝斥及关门的咣啷声，国民党匪兵的叫骂以及妇女的哭喊声，交汇成一片悲鸣凄绝的画面。霎时间，青岛这座美丽的城市，蒙上了一层恐怖的阴影。
抓兵是先从乡下开始的，后来延伸到了市内，国民党各部驻军拦路抓兵，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连有一些未成年的中学生也被抓去当了兵。
为了确保地下电台的安全，电台小组为避免发生意外，决定启用黄振远的妹妹黄为民和徐宝光的妹妹徐诚两员女将出马，仍以原代号古川、古良执行接头取情报任务。两个小姑娘当时都只有十六七岁，不怎么惹人注意，更不用担心会抓她们的壮丁，对传递情报工作十分有利。
青岛的地下工作，是有着十分光荣的革命历史传统的，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都曾在青岛工作过和战斗过。而女将从事地下斗争的传奇经历，在青岛也有着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黄为民和徐诚两人心中的榜样是傅玉真。
二、妻子举大义，电波巧斗敌
早在1929年初。
中共山东党组织内，接连出了两个叛徒，一个叫王复元，一个叫王天生，他俩是亲兄弟，都曾在党内担任过重要职务。
自蒋介石的“四一二”清党后，“宁可错杀，不可错放”的政策，使共产党人的鲜血染红了华夏大地。大分化大裂变，那些投机的彷徨的动摇的分子纷纷脱党。还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战友。
王复元、王天生弟兄俩叛变投敌后，被封为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清共委员会委员，带着爪牙来往于济南、淄博、潍坊、青岛之间，疯狂搜捕共产党人，采取攻心战术，诱迫那些贪生怕死的变节分子入伙打劫，白色恐怖笼罩着齐鲁大地。
青岛地下党组织中有一个叫丁惟尊的党员，被这腥风血雨吓破了胆。王复元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当王复元叛变后，他整天坐卧不安，害怕有一天会被捉去坐牢，连夜里也往往在梦中惊醒。王复元回到青岛后，找到他一吓唬，软骨头就背叛了原来的信仰，甘心充当了王复元的爪牙。
王复元让丁惟尊继续留在党内，当一条变色龙，刺探机密，企图放长线钓大鱼，一网打尽中共青岛市的党组织。这一招真够损的。
丁惟尊投靠了王复元后，立即变成了一只疯狂的恶狼，干得非常卖力，向敌人提供了多处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致使许多党员被捕，青岛的地下党组织蒙受了一次严重的损失。
丁惟尊叛变投敌的情节，很快被青岛的地下党组织掌握。
党组织首先找到丁惟尊的妻子傅玉真（中共党员），转告了丁惟尊已经叛变投敌的情况，并要她密切注意叛徒的行踪，免得革命再受损失。但不要打草惊蛇，必要时，组织会派人协助她除掉叛徒。
丁惟尊是铁路印刷厂的工人，傅玉真和他是在工作中建立起感情来的，当时正值新婚不久。当她听到丁惟尊叛变的消息后，如同晴天一声惊雷，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心里一直在反复追问着自己：“他能是这样的人吗？”
大义灭亲是需要勇气的，尽管傅玉真不愿相信这是事实。但是，她毕竟接受党的教育多年，特别是在哥哥，中共山东省委代书记傅书堂的深刻影响下，这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具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和组织原则性。
考察丈夫是否叛变，需要智慧、细致和耐心，回到家里，她跟往常一样，暗地里却注意观察丈夫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开始，并未发现有什么异常，可慢慢丈夫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为了给敌人搜集情报和捕捉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丁惟尊曾几次向妻子打听张英的住处，都被傅玉真巧妙地应付过去了。
醉翁之意不在酒。张英当时是中央派来协助山东党组织，铲除叛徒王氏兄弟的特工队长，敌人也正在四处寻找他的行踪，丁惟尊想以此为猎物向敌人邀功领赏。
后来有一次，丁惟尊干脆撕下了假面，威胁傅玉真说：“我就不信你不知道张英的去向，你哥哥是省委书记，他还能连这点情况都不掌握？我可告诉你，你们全家都是共产党，现在共产党根本不行了。你可要早打主意，晚了可别怨我。”
丈夫果然叛变投敌了。
傅玉真气得不知偷偷地流了多少眼泪，革命事业是徇不得半点私情的，这道理，她懂。
在党和革命利益面前，傅玉真选择的是大义灭亲，她及时地将丁惟尊的情况向组织上做了汇报。恰好在这时，青岛地下党组织又掌握了丁惟尊正在侦缉省委交通王焕章的情报。
叛徒真是太猖狂了。
必须立即除掉这条恶狼。
本来，中共青岛市委原计划待先铲除王复元后，再跟丁惟尊算账。但丁惟尊变本加厉不择手段，甘愿与人民为敌，是他加速走向灭亡的一个直接原因。这家伙对革命的危害性极大，他熟知青岛地下党组织的联络点，必须立即斩断王复元的这只黑手，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经组织研究决定，这项艰巨的除奸任务，就交给了傅玉真和张英设计执行。
张英，早年曾在冯玉祥部从军，后又去苏联受过专门的特工训练，回国后，在中共中央担任保卫工作。他党性强机智勇敢，有一身好武艺，枪法百发百中。他这次来山东，是受中央专门派遣，前来协助山东党组织铲除叛徒的。他欣然接受任务后，与傅玉真详细分析了丁惟尊的行踪和生活习惯，认为晚上采取行动比较合适。
华灯初上的青岛码头，暮霭沉沉，烟水苍茫，后海岸停泊着不少船舶，有木船、帆船、小火轮，也有大客轮。
张英今晚要执行铲除叛徒的任务，他顾不得欣赏这港口码头的夜景，匆匆来到云南路汇兴里铁路宿舍，登上二楼，按接头暗号叩响了傅玉真家的门。
这时丁惟尊已经躺下，傅玉真开门后，会意地对张英点点头，将张英让进了屋中。
张英进屋里，微笑着对丁惟尊说：“啊呀，老丁，这大热的天，怎么睡得这样早？也不怕睡偏了头。快起来，中央来人了，有重要工作谈。”
丁惟尊从床上侧起身子来，毕竟是作贼心虚，对张英的突然出现，他感到有点意外，但又看不出有什么破绽来。他表现得很不自在，又有些心虚地说：“我都躺下了，就不要去了吧。”
“那怎么行呢，中央来人，你不去别人能代替吗？”
张英不紧不慢不急不躁地说。
“既然是上面来人要谈工作，你怎好不去。”
傅玉真也在一旁接茬说。
丁惟尊还在犹豫不决，他心里很矛盾，怕张英有诈，心里十五只水桶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
“大热的天，反正睡不着，权当出去风凉风凉。”
傅玉真又跟上一句。
丁惟尊见妻子神色平和，张英也笑容可掬，没有半点反常的迹象。特别是中央来人对他来说极具诱惑力，他极想知道中央又带来什么消息，探听到机密好向主子献媚领赏，如果能乘机探明中央来人的行踪，那他就更有财可发了。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丢掉顾虑，几乎忘乎所以地披衣起床，跟着张英出了家门，向前海岸走去。
他们一边闲聊着一边走，丁惟尊死到临头还做着升官发财的美梦，盘算着如何与中央来人接好关系。没多大工夫，两人就来到了滋阳路路口，突然，张英话锋一转，厉声说道：“丁惟尊，你这个作恶多端的狗叛徒，现在，我代表党和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话刚出口，枪口已经顶住了叛徒的后背，丁惟尊此刻方如梦初醒，意识到末日到了，顿觉裤裆里一阵燥热，一泡尿不由自主地淌出来尿湿了裤子。他顾不得求饶，拔腿就跑，想趁着夜幕溜掉。
“砰！”
枪响了，百发百中的张英抬手一枪，就让这个可耻的叛徒脑袋开了花。
善恶到头终有报，想活命的叛徒，反倒早早结束了自己的狗命。
与人民为敌的人都决不会有好下场，丁惟尊当然逃脱不了可悲的结局。
除奸英雄张英，也趁着夜幕的掩护，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现场。
留在现场的，只有那具罪有应得的叛徒尸体。
第二天，警察局发现尸首后，如同一群马蜂炸了窝，傅玉真假装悲伤假戏真演，抓住前来侦探的特务放声大哭，并一口咬定，昨晚丁惟尊是去找王复元一夜未归，扬言要去找王复元要人。敌人胡乱折腾了半天，什么线索也没得到，只好自认倒霉完事。
不久，叛徒王复元也在中山路新盛泰鞋店，被我地下党击毙，为死难的烈士们报了仇。
叛徒最终的结局是用自己的鲜血，抵偿了自己所犯下的罪恶。
十九岁的傅玉真，为党的事业大义灭亲的事迹，在青岛地下党中广为流传，黄为民和徐诚曾多次听哥哥们讲述过这段传奇般的斗争经历。她俩早就想成为一个像傅玉真一样的地下工作者，但因为年龄小，哥哥们老不给她们派任务。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正好给她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机会。两个小姑娘英勇机智，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险情，在手持卡宾枪头戴钢盔的国民党兵的眼皮底下，取回了一份又一份的重要情报，保证了地下电台的情报转接工作，一直坚持战斗到青岛解放。
青岛地下电台的历史上和青岛地下工作史上，都应该郑重写上这两位女性的名字——黄为民、徐诚。
中共青岛地下电台，就像是一个强大的磁场，牢牢地吸住了这几位年轻人的心，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是他们坚实的精神支柱，为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付出代价，不也是一种幸福吗？
地下电台是一种动力源，给电台小组的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注入了一种特殊的东西，使他们的人生变得丰富起来，胸怀变得宽广起来。这似乎在证明着一个真理，那就是黑暗的统治永远都不能扼杀尽光明。战斗在敌占区的人们，他们知道这是在为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争自由求解放，为此，心灵便显得崇高而又伟大。
深夜，青岛市区被黑色的夜幕紧紧地裹住。
街面上灯光逐渐熄灭，各种嘈杂声也悄然逝去，整座城市仿佛疲乏到了极点，昏昏欲睡了。
地下电台正在忙着与解放区联系，将一批重要情报拍发出去。
自春节后，临近末日的青岛守敌仍然在作垂死挣扎。
敌人已开始怀疑青岛地下党有了地下电台，为了侦破我地下电台，敌人加强电台控制的措施之一，就是查封了所有业余电台，逐一审查，企图通过这一手段来破获我地下电台，可心机费尽劳而无功，一点线索也没有得到。
为了达到侦破我地下电台的目的，南京敌国防部也派了一个测向小组来青岛，通过电台车巡回测向来搜寻目标。为拔除我敌下电台，敌人真是动用了血本，绞尽了脑汁。
敌变我变，地下电台领导小组，积极筹备更新电台设备。当时主要缺钱，同志们主动筹款，徐宝光同志献出了为母亲买棺木的钱，吴荣森借来了十美元，购置了美军用收报机，改进了收报效果。同时还筹集了二两黄金，添置了应付停电的手摇发电机。
为预防万一，还决定增加城阳路1号和青岛火柴厂曹县路宿舍两处备用台址，一旦出现意外，电台可随时迁移新台址。
对敌人多防几乎是当时斗争的需要，即使这样，险情也有随时发生的可能。
这天夜里，吴荣森正在向解放区发报，突然，院中有响声，负责电台掩护工作的黄振远立即跑进来通知说：“老吴，弄不好要出事，好像有人跳墙进院来了。”
有人进院来了，那肯定是冲着电台来的，这些天，周围常有陌生人溜达，极有可能这里已引起了特务们的注意。
出现情况后，吴荣森马上停止了发报，迅速拆卸机器，将电台隐藏起来，并烧掉电文稿，不给敌人留下一点把柄。处理停当后，拔出手枪，准备迎接不速之“客”。他们避在门后，准备将来者擒获。据估计，越墙之人很可能是特务发现了缉查目标，尚处在怀疑当中，有可能是前来探听虚实的。如能将来人捉获，就可以掌握敌人的行踪摸清情况，以便采取对策。
可静等了一会之后，奇怪的是外面倒没有了动静。
吴荣森和黄振远紧握手枪，蹑手蹑脚地来到院中，仔细搜索了一遍，反复察看也没发现什么蹊跷。这一夜，两人谁也未敢合眼，敌人的行动给他们敲响了警钟，他们随时都准备着，为保护电台去应付突然发生的事变。
第二天一大早，吴荣森召开了电台小组紧急会议，经过分析，认为很可能电台已经暴露，昨晚进院之人十有八九是特务，因为我们防范得当停机及时，敌人还没捉到什么把柄，所以还未采取行动。会议一致通过，电台马上撤离，更换新台址，不能让敌人得到任何蛛丝马迹，保证电波与解放区畅通无阻。
兵贵神速。何况在这种节骨眼上，更容不得半点迟缓。
当天，电台就安全地搬到了第二个台址——曹县路徐宝光的家里。徐宝光右邻的是一家火柴厂，电台设在这种地方，自然为的是减少敌人的注意力。
红色的电波飞越过敌占区的上空，变成了解放区那边抄码纸上记录着的一组组密码，像一只无形的巨手紧紧地牵住了战争的牛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