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下旬，黄华从北平调任南京市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他是原燕京大学学生，抗战时期赴延安参加革命。解放战争初期在北平军调部工作，与司徒雷登有过接触。离开北平时，周恩来交代给他的任务是接管南京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并以私人身份与司徒雷登接触。他到南京不久，司徒雷登就派秘书傅泾波来联系。5月7日，黄华会见了傅泾波。傅转达司徒雷登的话说：
美国已经停止了对蒋介石的援助，这次国民党撤退，他决定留在南京不走，就是希望同中国共产党接触，这点已获艾奇逊的同意。
傅泾波说：司徒雷登盼望与黄华会见，现在是美国对华政策改变时期，能在老校长手中完成这一转变，比调换个人好些。黄华表示：会见的事考虑后再说，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政策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失，创痛极深。空言于事无补，需要美国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才能逐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
黄华将上述情况报告中央，5月10日，毛泽东复电作了七条指示：
“1．黄华可以与司徒雷登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
2．见面时多听司徒雷登讲话，少说自己意见，在说自已意见时应根据李涛声明（即4月30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作者注）3．来电说‘空言无补，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这样说法有毛病。应根据李涛声明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你们这样说可能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也是希望美国援助的。现在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并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而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更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照此语的文字来说，似乎美国政府已经做了若干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只是数量上做得少了一点。有要求他‘更多’地做一些的必要，故不妥当。
4．与司徒雷登的谈话应申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
5．在谈话之前，市委应与黄华一起商量一次。
6．谈话时如果司徒雷登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采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
7．对于傅泾波所提司徒雷登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
毛泽东的指示详尽明确，表现出中共中央愿意与美国政府接触的诚意。5月13日，黄华以私人身份前往司徒雷登住处与他会晤。黄华问起解放军进入他住宅的事情，司徒雷登反应平静。但黄华没有向他道歉，而是告诉他：在军管期间，解放军有权进入一切可疑的中外居民住宅进行检查。在未同新中国建交前，原外国使节不再享有外交豁免权。但作为外侨，自将保护其安全。司徒雷登表示，愿意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希望中国政府能广泛吸收民主人士参加。黄华要求美国政府不干涉中国内政，撤走驻青岛等地的军舰和陆战队。司徒雷登答应转告有关方面。美方确实有了实际行动。5月20日总前委在上海战役开始前电告粟裕、张震：“司徒雷登已向我南京外事处黄华同志作个人的负责表示，吴淞口内已无美舰。”这个通报打消了三野部队的顾虑，以猛烈炮火封锁了黄浦江。
上海解放后，司徒雷登申请去上海处理美国侨民的事务。南京市委请示中央，6月3日中央答复：“司徒二周后去沪，可许其以外侨身份乘火车前往，但我应予以保护。”“黄华与司徒会面时，可向司徒提出，我方久已宣告不承认国民党反动政府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逃亡，不久即可完全消灭，各外国不应再与该逃亡政府发生关系，更不应和该逃亡政府讨论对日和约问题。否则，我们及全国人民将坚决反对。”
6月6日黄华再次约见司徒雷登。谈了赴沪的手续问题后，双方谈到了相互承认的问题。司徒雷登站在美国政府的立场上表示：
“当一个显然地获得中国民众支持，或至少赢得民众承认的新政府出现时，而那个政府又拿出证据来，证明愿意、而且也有能力依照国际标准与其他国家保持外交关系时，那么大家自然会讨论此项问题。但在那阶段之前，我们这些局外人只能够坐着等候。”司徒显然对中共不承认他的外交身份和特权耿耿于怀，也表示美国当局对新中国的敌视和观望态度。
6月8日傅泾波来见黄华，转达司徒雷登的口信：美国现在（对新中国的关系）很难作出正式表示，需要司徒雷登返美后努力。
但他需要了解中共高层的意见，回去讲话才有力量。司徒希望在返美前能到北平会见周恩来，希望得到同意。黄华汇报中央后，中央考虑通过非官方联系较好。于是由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出面，邀请司徒雷登访问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得知后非常高兴，将此事报告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等候批准成行。
中美建立关系的机会被美国政府破坏了。国民党政府垮台后，美国国会中掀起一股反共、反华浪潮。右翼势力追究美国政府的责任，美国政府中原来对中共态度友好的官员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指责和迫害。在此情况下，艾奇逊不敢批准司徒雷登赴北平的请求，而是在7月2日来电要司徒雷登尽快回国。这无疑给司徒雷登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使司徒雷登极为失望。8月2日，司徒雷登和傅泾波等登上专机，从南京取道东京回国。
司徒雷登回国途中，美国政府发表了中美关系的白皮书。在这份长长的报告中，叙述了自1844年美国与清朝签订《望厦条约》以来，直至1949年国民党政府垮台时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中公布了大量机密文件，来证明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为美国政府扶植国民党政策的失败推卸责任。司徒雷登在夏威夷看到白皮书后，大为震惊。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白皮书昭告世界，美国政府认为国民党在内战中已经失败了。一方面不肯承认美国政策有任何错误，一方面又尽力把所有的过失全部归咎于中国国民政府。
白皮书指出美国的政策在任何地方都不需要为那不祥的结局负任何责任，并且用暗示方式宣布：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和美国为国民政府的生存所作的各种努力，均将结束了。”
司徒雷登与中共中央接触的失败和美国政府白皮书的发表，使司徒雷登陷入一个极为尴尬的地步，他成了中美双方攻击的目标。白皮书为中国人民提供了一份反面教材，告诉大家美国在内战的幕后都干了些什么。毛泽东抓住这个“教材”，连续写了四篇评论，批判美国政府在中国推行的侵略政策，宣布了中国共产党人与美国政府的决裂。最精彩的一篇题为“别了，司徒雷登”。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这豪迈自信的语言，曾经鼓舞了几代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司徒雷登带着一颗破碎"的心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后，他又受到美国右翼势力的攻击。在双重打击下，他心力交瘁，四个月后突发中风，从此瘫痪在床。他从美国政界消失了，也很快被美国人遗忘了。他在病床上始终怀念着中国，把中国当成第二故乡。临终前的遗嘱，就是把他的骨灰埋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里。但是这个愿望至今也未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