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南京委员会搜集到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厅长黄珍吾受国防部指令在浙、闽、赣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情报，国民党军队守卫京、沪、杭20个驻军、4个司令部的阵地、番号、防区、电台的联络呼号以及国民党军用公路地图等。
农工民主党成员提供了南京市城防工事地图、保密局特务名单和活动情况，国民党封锁长江的工事、兵力等情报。
1949年3月，中央南京市委委员朱启銮和情报系统干部白沙化装成商人，冒险过江，到达合肥人民解放军总前委司令部，送去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泊的《京沪、京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崖桥头堡封港情况》、《江宁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等重要敌情资料。
这些资料里饱含着南京人民不怕牺牲、迎接解放的深情，为配合大军解放南京作出了贡献。
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企图以海陆空立体防御解放等于大训练“敌后情报员”，并决定除少数人有必要去台湾外，其余均需留下“与共党斗争到底”。
南京市委情报系统工作人员收集到国民党保密局在南京成立“全能训练班”，“中统”特务开办“潜工训练班”，国防部二厅开设“电讯训练班”，并作了多点、多线预伏布置等情况，及时向组织汇报。保密局头子毛人凤于淮海战役后南京洪公祠召开军统特务大会，他在会上说：从长远打算，我们全部走不聪明，全部留也不聪明，为党国大计要做全面安排。有人要去上海、广州、重庆、台湾、有些人要留下来，准备我们回来。这是一次布置潜伏的大会。会后，在保密局内部工作的地下党情报工作人员，利用一切关系，了解其具体通讯员，并选择“优秀特工”，个别布置，深入埋伏。如保密局南京站少将组长荆有麟是个老牌特务，1923年即为北洋军阀搞情报，1939年在军统防奸防谍训练班毕业后，受戴笠派遣打入进步文化团体，长期以“左倾文人”面目进行特务活动。南京解放前，毛人凤亲自布置他任潜京一分站站长，并配备报务员、译电员、服务员各一人，发给大量活动经费，在南京闹市租下一套房子，挂出“新华话剧团”招牌掩护，活动频繁，先后与毛人凤通报十几次。由于地下党早掌握他是潜伏特务，南京解放后不久，他这个站的全部人员均被捕获。中统特务在南京作了三项多线布置：一是局本部直接布置掌握的留守台；二是南京实验区布置的双线潜工组；三是从上海派人来宁作长期潜伏。国防部二厅、宪兵司令部二处等特务机构也各自布置了好几个潜伏组和电台。这些预伏特务组织后来都被人民政权一一摧毁。潜伏和滞留南京的敌特3000余人，解放后除坦白自首者外，均被逮捕法办。
中共地下情报人员还打进了美军顾问团，竟还成立了支部。美军顾问团叫AAG，英文写叫AAG。姚禹谟打入顾问团后，将顾问团招人的情报报告市委市委委员王明远找来鲁干（张杰），问你考不考得出来？鲁平说：“我学过英语，有什么考不出来的？”他一考我就取了，进了美军顾问团，地方掩护特别保险。地下情报人员进去以后，国防部二厅给办个手续。你不是异党分子，当然我不是异党分子，签个名。
鲁平所在的画图室里面有五个党员，所以我们窃取顾问的图容易得很，其实好好的图，摔到掷掷蒌里面，等回家时，把它捡回去整理，对美蒋战役空军部署。这些情报我们就弄出来了。美帝国主义者是在蒋介石的鲜花和鼓乐声中来到中国的，他们将飞机大炮交给国民党，接着又派来了众多的军事顾问，然后，山姆大叔的慷慨和智慧最终也没能使国民党军队摆脱惨败的命运。
南京是国民党政治中心，最最重要就是情报工作，地下党许多同志都在国民党机关里面做工作，在党政军机关里面做特务，连给蒋介石接电话的人都是特务，他们中也有共产党员。
除了中共情报系统收集情报外，各系统的中共党组织、各民主党派也通过不同渠道收集敌情资料。
民盟南京工委成员以职业作掩护，收集了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党政机关的内部组织状况以及有关负责人名单，制成1000多张卡片。
民革南京委员会搜集到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厅长黄珍吾受国防部指令在浙、闽、赣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情况，国民党军队守卫京、沪、杭20个驻军、4个司令部的阵地、番号、防区、电台的联络呼号以及国民党军用公路地图等。
农工民主党成员提供了南京市城防工事地图、保密局特务名单和活动情况，国民党封锁长江的工事、兵力等情报。
当百万雄师过大江，当祖国沐浴着春光的时候，他们得到了人民奉上的鲜花和颂歌，而他们却荣辱不惊、自甘寂寞、追求如故、信仰如故、不事张扬、淡泊名利。在他们的身上集中展现了中华民族那种只知奉献，不知索取的高风亮节！在共和国那面鲜艳的红旗上，永远激荡着他们如火的战斗豪情！
情报与策反工作作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国民党党、政、军首脑机关云集，是国民党的指挥中枢。根据中共中央和上海局的指示，南京市委加强了情报、策反工作。
1946年5月，市委下设情报系统，1948年10月，市委又专门建立策反系统。情报、策反系统均由市委书记陈修良单线联络，一直属上海局领导。他们在敌人心脏千方百计地获取情报，了解和研究敌人政治、军事、经济动态，及时报告上级；他们深入敌人内部，准备和组织起义，瓦解敌军，进行着特殊的战斗。
1946年夏天，国民党召开“军事复员会议”，这实际上是一次全面内战的动员会。一位地下党员进入敌人一个军事情报机吴的印刷所做校对，利用工作之便获取了这次会议的整套材料，该材料对解放军如何作战有重要参考价值。
国民党在南京的军事指挥机关特别庞大，有国防部及海、陆、空、联勤总司令部，还有其下属宪兵等10多个二级司令部，另有军事院校22所。淮海战役开始后，国民党在南京的军事指挥人员和驻守的部队共约226万多人。市委负责策反工作的史永公开身份是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专员，他直接受中共上海局领导，同市委书记陈修良联系，策反关系由南京市委提供。在市委策反系统的积极工作下，1948年12月16日晚，在上海局和南京市委策反系统的领导下，经地下党员林诚等策动，国民党空军八大队飞行员俞渤、郝桂桥、周作舟、陈九英、张祖礼5人，趁蒋介石在空军俱乐部举行大会之机，驾驶B—24重型轰炸机从南京大校场机场起义。飞机起飞后，原拟将投弹轰炸总统府和机场，后因机件失灵投偏，降落在燕子矶附近。次日凌晨3时该机于石家庄解放区机场安全降落。这是解放战争中起义的第一架飞机。这对以后其他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起了促进作用。
国民党第九十七师由蒋介石、顾祝同、陈诚的三个警卫团编成，曾担任总统官邸、国防部、陆军总司令部、高级官员住宅和重要仓库的警卫工作，被称为“御林军”。第九十七师师长王晏清曾在蒋介石部队任职多年，后又任青年军第八十七军副军长。蒋介石选中他，并单独召见他，委以重任。但王晏清正直廉洁，早就对国民党的贪污腐败不满，对内战也厌倦。王晏清的母舅邓昊明是农工民主党成员，早年曾参加过五四运动和朱德领导的湘南起义。中共南京市委派党员李益之（即陆平，公开身份是《大刚报》记者）通过邓昊明的关系策动王晏清。1949年初，王晏清决心起义。原准备于南京解放时起义以接应解放军，但因计划有所泄露，王晏清被卫戍司令部软禁，幸被副司令覃异之释放。3月25日，王晏清毅然率第九十七师起义。
第九十七师的起义，是蒋介石众叛亲离的明显标志，政治影响很大，在国民党朝野上下震动非常强烈。
重庆号巡洋舰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在地中海的旗舰，它是国民党海军中最大、装备最优良的军舰，拥有各种先进的炮火装置、无线电通讯设备及精密的航海仪器。重庆号艇长邓兆祥为人正派，在士兵中较有威信。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上海局以及南京市委等情报策反部门多渠道积极工作，舰上的南京地下党员毕重远1946年经党组织同意进入国民党英国接舰潜艇士兵训练班，1948年8月随重庆号回国后，南京党组织派陈良与他联系，要他团结士兵，相机行事。1949年2月17日，重庆号奉命离开上海，一出黄浦江口，就在吴淞口外停泊，当获悉敌人要将舰逆江而上，到江阴与海军第二舰队配合，阻止解放军渡江的消息后，舰上的“士兵解放委员会”主要成员决定改变原计划，把航行起义改为在吴淞口停泊中起义。1949年2月25日凌晨，重庆号在吴淞口起义。
此外，南京狮子山炮台、空军大校场电台和指挥塔台、驻马鞍山的国民党第六十六军一部也在解放前夕相继起义。南京东区警察局副局长也带领千余名警察，在敌人主力弃城逃跑、解放大军进城前维持治安，阻止残敌的破坏活动。
许许多多从事隐蔽战线斗争的勇士，为南京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有的为革命而英勇牺牲。如民革南京市委为策应解放军渡江的计划泄露，有四五十名成员被捕，主任委员孟士衡等3人英勇捐躯。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无名英雄的功绩！
里应外合迎解放解放前夕，国民党军政官员仓皇撤退，社会秩序相当混乱。面对这一严重情况，中共南京党组织团结人民，维持治安，迎接解放。首先在各学校、工厂、商店、机关把群众组织起来，储水、储粮，成立“维持委员会”、“纠察队”、“巡逻队”等组织，保护自己的单位、宿舍、物资财产的安全。
市委组织了三轮车工人和警察两支队伍维持治安。以三轮车工人为主的是人民民主保卫队。他们中党的力量很强，担负了维持社会秩序、迎接解放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