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中，全军各部队在提高认识，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召开民主生活会、党支部委员会和党小组会，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肃认真的检查和纠正了一部分干部战士存在的与形势任务不相适应的错误的思想情绪和行为，提高了广大干部战士为解放全中国而继续战斗的自觉性。
大家纷纷表示：
“坚决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不灭蒋匪誓不收兵”，“我们要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战士，不做怜悯毒蛇的农夫”，“请毛主席下命令吧，我一定放弃个人打算，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为了全国人民的彻底解放，愿做胜利前夕的最后一批牺牲者”，“我们要做坚定的革命战士，不做资产阶级‘糖弹’的俘虏”。思想认识提高后，行动也就自觉了。如第二野战军第15军经过整训，在由整训地向长江北岸开进过程中，爬高山，风餐路宿，肃清沿途国民党军保安团队；克服不少困难，行程23天，长驱750余公里，于3月23日按时到达长江北岸指定位置，涌现出无减员、无逃亡连队57个，机关23个，“巩固部队模范营”4个。
调整、完善全军后勤机构，建立各项后勤规章制度长期以来，由于各根据地、各解放区被分割，没有统一的财政，人民解放军只能按照“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组织后勤工作，这一原则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这一原则与向全国进军和大兵团机动作战，及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已不相适应，急需实现全军集中统一的后勤供应体制。
1948年12月26日至1949年1月13日，在朱德总司令的亲自领导下，中央军委后勤部在河北省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军兵工、军械会议和全军后勤（供给及兵站）会议。各大区后勤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总结了解放战争以来的后勤工作经验，讨论如何加强军队后勤工作的正规化建设，迎接新的后勤工作任务。会议期间，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作了重要讲话。朱德在讲话中指出，要在军委的统一领导下，健全全军兵工军械的组织机构，建立各项必要的规章制度。
要有计划、有系统地组织大规模的后勤体系，逐步做到统一集中，消除过去因客观条件所造成的地域观念。军委后勤部的样样工作都要建立起来，要能指挥下层，每个大军区、野战军都要跟这一整体联系起来。军委后勤部杨立三部长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要求全军进一步加强兵工生产，加强野战军的军械工作和运输工作，执行全军统一的新供给标准。他还明确了各级后勤部门的职责和分工：军委后勤部是全军最高后勤机关，负责计划全军后勤工作，指导与调剂各军区军工、军需、军械、卫生、供给、运输工作和生产，制定各种制度并监督执行；
各大军区后勤部负责军工、军需、军械、卫生、运输工作，拟定生产计划及检查监督执行，以及野战军的物资保证；野战军的后勤部负责供给部队的各种物资需求，按情况下设分部、大站、分站、兵站；兵团不设各后勤业务组织，只建立精干的指挥机构，负责物资的筹划、调度；军以下各级设后勤部，负责本部队的后勤工作。
会议肯定了过去实行的“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后勤工作原则；制定了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个全军统一的供给标准；确定了全军统一的服装样式；决定了1949年的兵工生产任务；讨论了各级后勤的组织形式；在调查研究，总结历史经验，综合各战略区已有的规章制度的基础上，结合向全国进军和正规化建设的实际情况，拟制并讨论了各项规章制度，经修改后颁布了《供给标准制度》、《军需概则》（草案）、《运输工作概则》（草案）、《军械工作条例》（草案）等以及武器弹药的统一名称等业务规章制度。
这两个会议为建立全军统一的正规的后勤制度，实施统一的后勤管理，为军队后勤正规化建设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对做好保障解放战争迅速发展和彻底胜利的后勤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根据这两个会议的精神和中共中央1949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决议中关于加强全军后勤建设的指示，全军首先在整编中对各级后勤组织机构作了初步的调整，但由于时间比较短，未能完全按后勤会议的要求统—全军的后勤组织机构，各野战军和大军区基本上仍是原有的后勤组织机构，没有大的变化。经整编后的军委和各野战军及各大军区的后勤组织情况是：
中央军委后勤部成立于1948年5月，至同年8月，组成了供给、运输、兵工和军械各组。1949年4月23日，军委后勤部与华北军区后勤部合署办公，杨立三任军委后勤部长兼华北军区后勤部长，随后逐步完善了军委后勤部下属的军需、军械、运输、卫生等业务部。
第一野战军设置后勤司令部，刘景范任司令员，方仲如任副司令员。6月改称后勤部，黎化南任部长，方仲如任政治委员，黄静波任副部长，下辖卫生部、军械部、运输部、兵工部、军需部。
第二野战军设后勤司令部，段君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岱峰任副司令员，姚继明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邓存伦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供给、卫生、兵站等部，军械处仍隶属于司令部，各兵团亦设置后勤部。
第三野战军设后勤部，刘瑞龙任部长兼政治委员，喻曼云、李厚坤任副部长，谢胜坤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元培任参谋长，下辖供给、卫生、军械、运输等部。
第四野战军设后勤部，周纯全任第一部长、李聚奎任第二部长，陈沂任政治委员，罗文任参谋长，潘振武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司令部、政治部和供给、卫生、军械、运输等部以及6个分部。
军需部由杨至成任部长，魏庭槐、张庆孚任副部长，下辖第1、第2、第3局和军需学校。
西北军区设后勤部，陈希云任部长，刘海滨任政治委员，何维忠、周子祯任副部长。
华东军区设后勤部，宋裕和任部长，邝任农任政治委员，伊文任参谋长，罗应怀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供给、军械、运输等部。
东北军区设后勤部，朱治理任副部长，下辖经理、军需、军械、军工、卫生等部。
华北军区设后勤司令部，赵尔陆任司令员，黄敬任政治委员，吴先恩任参谋长，下辖供给、卫生、兵站等部。
在整编中，各野战军和大军区先后召开了后勤工作会议，传达学习全军后勤工作会议文件，统一思想，并制定了实施细则、补充办法等，使后勤工作更好地保障向全国进军任务的完成和部队的正规化建设。
为了保证全军在向全国进军过程中的物资供应，中共中央于1949年3月20日颁发了《关于经济工作及后方勤务工作若干规定》，其中规定：东北、中原解放区负责供应第四野战军；西北解放区及华北解放区的主要部分负责供应第一野战军及第18、第19、第20兵团；华东解放区负责供应第二、第三野战军，不足部分，由中共中央从华北、东北解放区调剂。各野战军在新区及城市缴获的军用物资，于接收后，除必须补充其本身者外，应将其重要部分报告军委，以便调剂。
3月21日，中共中央又颁布了《关于新区筹粮的规定》，指出：
大军南下，进入新区后，民主政权尚未建立或刚刚建立，公粮制度一时尚不能实行，除以缴获粮及伪政府屯粮拨充军粮外，不能依赖后方供给，主要地必须采取就地征借办法，解决军队粮草供应问题。根据合理负担的原则，征借的主要对象是地主、富农，其次是中农。按其粮食总收入作标准，地主征借40～50％，富农25～35％，佃富农20％，中农10～15％，贫农一般不借，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可少借一点。
马草根据需要按一定比例随粮附加。南下的部队，可以团为单位，在政治部的领导下，由随军的地方工作人员及供给人员组成粮秣工作队，负责筹粮。当地保、甲长及差务处之类的组织，凡可利用者均利用之，配以民主评议，进行征借。粮秣工作队则一面监督他们，一面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我们的借粮政策和其他各种政策，检查保、甲长或差务处对借粮政策的执行情况。无保、甲长或差务处可资利用者，则由工作队直接办理征借。在新区，应坚持财粮制度，爱护人民的财富，反对浪费。严禁以粮食换各种物品。粮秣由工作队按规定发给各伙食单位。不经过粮秣工作队，任何人不得直接征用粮草。
为此，最好以军区或野战军为单位，印制统一的借粮证，由粮秣工作队统一填用。粮秣工作队有供给部队粮秣之责，也有检查粮秣开支之权。征借粮秣时，一面要保证部队需要，另一面也要照顾到当地的能力，并注意了解有无部队征借过及征借多少，据此才能决定征借的数量。粮秣工作队应建立简单的收支帐目，各级政治部门及首长要注意经常检查。
同时，要尽可能地分散征借，不要只顾一时方便而集中一地征借，免使群众一次出粮太多，引起反感，并影响后来部队无粮可借。进入城市部队的粮秣供应，则主要依靠缴获解决，如缴获不敷而又无粮接济，可经过商会向粮商暂时借用或定购短期的粮食，再由商会负责筹款折价偿还。
各野战军为了认真执行中共中央上述的规定，分别下达了补充指示，以加强对筹集粮草工作的领导和督促检查。
经过全军上下的一致努力，到1949年4月初，全军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物资上做好了向全国进军的准备。只待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人民解放军即可向残存的国民党军队发起强大的追击作战，解放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