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司令员脸上出现一种难以言状的表情。因为只有政治委员了解自己，又有一种感激之情和内心宽慰之感，这不是用言语所能表达的。他说：“这个说明非常需要，写得明确、扼要，委婉、合理、合情。”他感激地说：“夺取上党我们才能争取主动，否则，蒋介石将把大军源源开来，我将阻不胜阻，击不胜击。中原是蒋介石的粮仓兵库，和我们只有一水之隔。有上党在手，就有回旋之地。南可威慑中原，北可屏障冀察，东可配合华东，西可策应吕梁和延安。对今后战局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司令员说得有些激动，最后意味深长地说：“人民，党，需要我们担这个担子。挑不好这个担子，或者推卸这个担子，都会受到历史的惩罚。个人功过无足挂齿！”唯有政治委员邓小平同志，理解司令员这番语重心长、推心置腹的话的意义，他理解此时战友的心情，这位从本世纪初以来，饱经沧桑的战士，经历南昌起义、万里长征，据太行山以镇日寇的老将，今天激起他心潮起伏，感慨万端。中国，从古及今留下多少教训，中国的封建社会太长了，封建的根子太深了，把多少苦果留给她后代儿孙。不管如何，那些忠心耿耿为人民呕心沥血的人，他们的功绩将是永存的。
刘伯承司令员一直等政委签了字。他看看表说：“部队已经行动了，你留下攻城，我去打援。”
邓小平政委看看外面的雨，密密的雨丝，把夜幕隔断，外面什么也看不到。他说：“我去打援吧！你留在这里‘钓鱼’，雨太大了，这雨对你的伤也不利。”他望着司令员，等待他的同意。
刘司令员一听乐了，说：“既然这样，‘刘、邓’不要分开，还是在一起吧！”警卫员给他们披上雨衣。
午夜时分。陈再道已经开始攻城了，长治四周响起轰隆的炮声。火光闪烁。
六、出生入死陈再道
陈再道是一位功勋卓著的高级将领，原名程再道1909年1月24日，出生在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程家冲的一个贫农家庭。父亲在他3岁时因肺痨去世，母亲领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不久在汉口码头当搬运的叔父回乡，帮助他们整理家业，抚养两个小孩。7岁时，叔父把程再道送到程家祠堂念私塾，让他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但程再道未能用心读书，随学随忘，混了两年，就没念下去了。11岁时，母亲又因病去世，他就与叔父学干农活，农闲时还学会了蔑匠手艺，编席编篓编篮编筐，上市卖钱，艰苦度日。
1926年，程再道17岁，在石河寨农民协会成立会上听了共产党员王树声的演讲，开始真正明白穷人受苦的原因，并得知其它地方都在进行革命活动，知道了董必武等共产党人的事迹。会后，青年人纷纷报名参加农民义勇队，程再道也挤上前报名，登记时因同音缘故，别人将他的姓写成了“陈”，从此他没有改正，便以“陈再道”为名了。这一年叔父病逝，他孑然一身，走上了革命道路。
陈再道参加了乘马岗区八乡农民义勇队，次年部队改编为麻城农民自卫军。自卫军从不同渠道搞来十几条步枪，六枝驳壳枪，加上大刀、梭标、长矛等，组成了一支农民武装队伍。他们的第一次行动是打击罗家河恶霸丁枕鱼，之后又捕捉了十几个土豪劣绅，一时农民协会威风大振，汉口《民国日报》还为此作了报道。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革命力量受到巨大损失，处于大别山南麓的麻城，反动势力一时气焰嚣张，开始向农民协会反扑过来。4月下旬，反动组织红枪会纠集了上万人直奔乘马岗而来。农民协会和义勇队寡不敌众退至麻城县城，敌人追至城外，团团围住县城。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及国民党部负责人的董必武听到麻城事件后，命令省警备团一营会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300名武装学生军日夜兼程，驰援麻城。
5月16日，国民革命军队到达麻城，红枪会闻风而逃，部队和农协会员乘胜攻打了几个反动窝点，捣毁了红枪会巢穴方家垸。打退了敌人的反攻之后，麻城农民自卫军正式成立，陈再道被编在第3排。此后，自卫军在当地又和敌人作过多次战斗，势力渐渐壮大，声威也传扬四方。
“八一”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号召各地党组织积极组织武装起义。中央精神传达到麻城，人民群众受到极大鼓舞，积极行动起来，很快掀起了一股革命风暴。鉴于这种有利形势，中共湖北省委拟举行黄（安）麻（城）起义。经过周密计划和小型的战斗演习，最后决定实施起义计划，攻克黄安（今改名红安）县城。陈再道所在的麻城农民自卫军第3排奉命赶赴黄安七里坪以北的木城寨一线，构筑工事，准备迎击来援之敌。
11月14日，农民自卫军一举攻克黄安，活捉反动县长贺守忠。11月27日，黄安土豪劣绅勾结国民党第30军独立旅秦进忠部4千余人进犯黄安，企图夺回县城，久攻不克。至12月5日夜，国民党第12军任应歧部调一个师奔袭黄安城，革命军与敌激战四个多小时，终因力量悬殊，党组织决定弃城突围，以保存革命火种，黄安于是失守。二十一天后，黄安被国民党反动派血洗城垣。黄麻起义虽然失败，但使陈再道和一大批革命战士从战火中成长起来。
麻城农民自卫军在黄麻起义失败后，奔向黄陂县木兰山。1928年1月1日，中共湖北省委决定将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下设三个分队，陈再道编入第3分队，不久当了班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潜伏在木兰山的第7军实际上只有72人，人少兵弱，无力与敌军作战，在省委指示下，第7军决定以木兰山为中心，积极广泛地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打击当地土豪劣绅和反动武装，在生存中求发展。不久，由于敌人的追剿，部队转移到黄冈境内，再转进罗田县境，最后又回到木兰山。但是敌军追剿紧迫，部队决定分散活动，到各地开展游击活动，少数战士要离开部队。陈再道被指定离开，隐蔽活动。
1928年4月，黄麻地区形势发生变化，敌军内部冲突导致守军势力削弱，中共湖北省委决定第7军陆续返回黄麻老区，开展对敌斗争。根据党组织的指示，陈再道迅速回到了第7军部队，随部队驻扎在鄂豫边界的麻栎树岭北边的柴山堡、河南湾、水口寺一带。同年7月，第7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下设四个大队，陈再道编在第4大队当班长。经过多次战斗，部队发展到400多人，又成立了第5大队，陈再道又奉调任第5大队班长。1930年春，部队遵照中共中央决定，再改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第31师则改为第1师，徐向前同志任师长。在徐向前的指挥下，红1师向平汉线出击，沿线攻打了敌守军多次，屡获大胜，部队人数也不断扩充，达3000余人，陈再道也升为第3团第9连第2排排长。
1930年11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对我鄂豫皖根据地“围剿”，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调兵遣将包围此地红军。夏斗寅的第13师进犯根据地南部，黄麻地区战局顿时紧张起来。前委决定，红1军迅速南下奔赴黄陂姚家集迎战敌军。11月11日双方相遇，激战一整天，彼此伤亡较大，最后夏斗寅部逃往黄陂。13日，红1师挥戈东进，连克黄安、新洲两城，俘获敌军数千人，缴获大批枪枝和军需物资。陈再道参加了这几次战斗，胜利使他对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12月，红1军接上级指示，转进皖西，24日攻克金家寨。不久回师麻城，与红15军会师，两部合编为红4军，下设第10、第11两个师，陈再道编入第11师31团。
1931年2月，我军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红4军部队在广水以西的双桥镇痛歼敌军岳维峻的第34师，使敌人对我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彻底失败。在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之后，陈再道任第31团第9连连长。不久部队南下，攻克英山，西击浠水，北扫罗田，又占广济梅川，正在乘胜追击时，张国焘来信批评红4军南下行动，命令红军北返麻埠，并撤消了红4军军政委的职务。陈再道感到十分不平，但军令不可违，只能随部北返。这年秋天，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搞了一场“大肃反”运动，在部队里打“AB团”，错误地杀害了许多革命同志，陈再道因为出身贫苦，才幸免于难。“大肃反”之后，陈再道调任第32团第3营营长。“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了东北三省。这年11月7日，鄂豫皖根据地的红4军和红25军在中央分局的指示下，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陈再道仍在第4军第11师第32团3营。三天后，部队在黄安与国民党军队打了一大仗，这场“围点打援”的战斗前后长达43天，敌我攻守对抗，达到白热化程度，陈再道亲自带领全营战士冲入前沿阵地，同敌人展开肉搏战，力战群魔，手刃数敌。黄安战役后，我军又发动了商（城）黄（川）战役，痛歼蒋介石嫡系部队第2师，其师长汤恩伯战败后被撤职。
1932年3月，在徐向前指挥下，红四方面军在皖西进行了著名的苏家埠战役，该战役历时48天，共毙俘敌3万余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1932年8月，敌人第四次“围剿”开始了，这时张国焘从后方来到红4军驻地召开中央分局会议，提出“不能停止进攻”的方针，作出南下攻麻城的决定，而徐向前等人认为我军经过七八个月的连续作战，应当及时休整训练，但张国焘坚持自己意见，我军只得挥戈南下。
当时提出动员口号是：攻下麻城、攻下宋埠、黄陂，打到武汉去！七月骄阳似火，部队急行军直趋麻城，先后歼敌第31师第93旅，继而荡平方圆百里的反动民团，然后重兵包围麻城县。敌军急从黄陂、武汉派兵驰援，途中被我击溃退至宋埠镇等地。8月8日，红4军部队再次向麻城展开进攻，受阻于陡坡山之敌，师长命令陈再道率第3营突击，拿下陡坡山。
陈再道大声说道：“保证完成突击任务！”他右手一挥，带领全营战士猛扑向陡坡山。战斗中，陈再道不幸负伤，子弹从右臂上部射入，从后颈下穿出，他一时竟不知疼痛，仍不顾血流满身率领全营向前突击，最终突破敌人阵地，后续部队攻了上来，猛攻守敌，全歼敌一个团。战后，陈再道被送进了后方医院。不久因部队转移，他提前出院，随军转战至平汉线以西，离开了鄂豫皖根据地。
在十倍于我军的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中，红4军被迫长途转战，陈再道伤未痊愈，坚持随军东征西战，和敌人打了大小几十场仗，摆脱了敌军的围追堵截，向西北方向挺进。红4军沿途冲破敌人多层包围圈，进入陕西境内，与陕军杨虎城部交战，击溃敌军后，即刻撤出战斗，翻越白雪皑皑的秦岭，渡过汉水，再翻越巴山进入四川。在与四川军阀的战斗中，一个月内捷报频传，歼敌三个团，击溃敌八个团，最后立足通江、南江、巴中一带。
陈再道伤愈参战，不久升为第31团团长。
红4军在四川的胜利，使各路军阀闻风丧胆，红军乘机在川陕边界建立了根据地。1933年6月，部队召开了军事会议，总结了作战经验，决定改编红军，把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最高军事领导机构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任副主席。原红10师扩编为第4军，下辖第10师、11师、12师，陈再道任第11师师长。
从1933年12月到1934年4月底，四川军阀刘湘秉承蒋介石旨意，对红军连续发动了三次总攻，均被粉粹，以伤亡3．7万余人而告退。不久，刘湘复仇之心大涨，又组织兵力围攻我军，于1934年7月发动了六路围攻，攻击红军驻地万源。陈再道率第11师坚守在巴水西岸的玄祖殿山上，面对敌人猛烈的炮火和波浪式的密集冲锋，英勇顽强地抗击攻山之敌。当刘湘所部又一次战败退回去之后，我军决定乘胜进行反攻，突破万源西南的青龙观。8月9日夜，夜袭青龙观的战斗开始了，红军很快撕开了敌人的防线，大军从左右两翼发动进攻，向敌人的纵深猛插。陈再道率第11师攻占了龙池山以西的五龙台、石寓场，迎战援敌陈兰亭师，痛歼敌军大部。最后我军打败了刘湘指挥的六路围攻，取得了巨大胜利。
反六路围攻胜利后，红四方面军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整训，许世友调到红4军任军长，辖第10师、11师，陈再道仍在第11师任师长。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会后中央红军北上，打算和四川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为了配合中央红军北上，打通北方之路，红四方面军于3月强渡嘉陵江，陈再道率第11师会同第10师负责掩护主力渡江，取得成功。渡江后，我军兵分三路，横扫沿江守敌，彻底摧毁敌人防线，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二三百里的地区，部队也发展到8万多人。。
6月18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由于川西地区多是高山险谷，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给养困难，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而北方陕甘地区地域宽阔，居民较多，交通方便，物产较丰，又是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并且邻近华北，距华北抗日斗争的前线较近。于是中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但此时张国焘却加以反对，打算率部西进到新疆、青海等地。经过会议激烈讨论，张国焘勉强同意北上，而当红一方面军先行出发后，张国焘又按兵不动，反对北上。中央再次召开会议，批评张国焘，张国焘才不得不率部到毛儿盖集中。
8月3日，红军总部决定把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分别北上。红4军为右路军所辖，担任了右路军的后卫，掩护主力部队北上。至8月下旬，红4军完成钳制敌人任务后，踏上了茫茫无际的大草原。陈再道率军走进草地，一周后从死神统治的草地挣脱出来到达班佑地区。
右路军在班佑未能等到左路军，至9月，张国焘背着中央密电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部南下，企图分裂中央。于是右路军一部奉命回兵川南，重新又踏进了一个月前走过的草地，再次回到四川与当时在党坝的左路军会合。毛泽东、周恩来等则先行率右路军中的红1、3军团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北上至陕甘地区建立根据地。陈再道则在右路军红4军中率第11师回到川南。在川南，朱德、刘伯承、徐向前指挥部队对敌军守地进行多次进攻，先后克敌数城，但总的来说仍处于劣势。11月间，传来中央红军北上胜利的消息，朱德、刘伯承、徐向前劝张国焘北上，张国焘被迫取消原来打算另立中央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