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多少年前，香港是个又近又远的名字，它近在咫尺，却无法触摸。大陆的人们向往香港，向往它的繁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我伫立在中英街的界线上，眺望这条几乎是当时世界上流动人口最多的边贸小街时，仿佛望见两只极力想牵到一起的手。
那个时候，中英街名声显赫，想看香港就去中英街，想买便宜货就去中英街，电子表、肥皂、袜子你可大包小包地购入，阔绰的也忙着购买金银饰品，但要找到香港的感觉，中英街连见其一斑都谈不上。当祖国终于牵回自己的孩子时，中英街就永远珍藏在我们的记忆里了。
2003年的夏天，我从罗湖口岸初次踏上香港的土地，只因早已习惯了内地的上海等大都会，对导游神气活现地介绍它的当代精神并没有丝毫的新鲜。相反从楼宇、车流、行人的拥挤中，我洞察到香港的拘谨，这是一个并不宽敞的城市，狭窄的香港省不下一寸土地，林立着高跷状的水泥柱体，似乎生活就在这种风险的抬高中一层层累叠起来，直插云霄。弹丸之地让它施展不开自己的手脚，而挤出来的恰是它的疲惫和金钱。
我一直想为香港写首诗，但一种怪怪的感觉又使我无法落笔，仿佛香港与抒情无关，甚至没有时间去抒情，它要匆匆地赶路，仓促地驰行，大把大把地赚钱，后殖民时代的香港长期在国家意识之外，有一种屋檐下的寄宿心理和飘荡情绪，没有更多的理想、使命，急切寻找的是一个城市与世界最短的距离。它不能去错过一个今天，哪怕是明天的事也要忙着今天去完成，这个城市很累。
在一座庞大建筑体内不算宽阔的单间里囫囵吞枣地睡了一觉，建筑体完成一座城市对世界的包容，跨行业、种族、习惯……电梯可以穿行五花八门、三教九流。那是几乎没有梦的夜晚，睁开惺忪的双眼，活动酸痛的胳膊，拉开窗帘的一刹那，香港的早晨正在窗外等待我的注视。
贰
清澈安宁的香港犹同未醒的梦境，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盥洗完毕，我兴冲冲走出宾馆，时间大约是七点来钟，在祖国大陆早已是车水马龙。
凉风浴我周身，大海就在我前方荡漾，祥和而轻松，好在有海，让圈塞着的城市空间有了让视野和肺敞开的辽阔出口。有老外（说不准就是香港公民）在晨跑，有零星的人们在闲聊，印象中的熙熙攘攘像被魔法师用遮布一晃就变得无影无踪，若不是高楼大厦还在证明它是国际大都市的话，你会觉得是否已置身于海边小城？我深深地呼吸，试图把香港的早晨一毫不落地收藏在胸腔里，留到该回忆的时候去回忆，为之诗情为之画意，让所有对香港的误解在这样的一个早晨烟散去云消开。
原来，这也是香港，就像任何女人都会有温柔，任何男人都会有阳刚。它不仅只有铜锣湾和太古广场，不仅只有维多利亚港和兰桂坊，它还有幽雅的早晨。
这是该让我们珍惜的早晨，刺眼的夜与奔忙的昼，被一个清凉的早晨隔开。让我穿过香港人严肃的秩序观、洋腔和庸俗化的娱乐，在城市建筑体的地基里发现陈铺着的还是中华文化的原汁。此刻的香港没有粉饰，一任想抒情的人找痴爱香港的理由。
叁
华灯四射的夜香港是妖娆，素面朝天的早香港是妩媚，凝视之，我竟想起萧红。
香港人肯定想不起她，连我们都差点把她淡忘。一个姑娘出生在中国最北的区域呼兰河畔，却把死亡交给了最南的一个区域香港，在一腔“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中毁灭，被柳亚子视作的“掀天之意气，盖世之才华”全都埋在了香港浅水湾，这中间的距离是一段颠沛流离的过程，民族的苦难和个人的遭遇占据着她两片灰暗的肺叶。新中国成立后，大陆隆重地迎回萧红二十九岁的魂灵。
据说萧红漂亮，漂亮女人写出的小说却有磅礴之气，难怪她的恩师鲁迅先生认为她是中国最有前途的作家，她在香港用文字倾述对鲁迅先生火热的情怀后，红颜终没逃过薄命。人们对夭折的萧红怜惜之余，对她的爱情总抱有微词，忠义的男儿，同时也是救她于水火的萧军去延安时，她随着写《曹雪芹》出名的端木蕻良来到香港。
我仰慕萧军。鲁迅先生去世时，他几乎是从车上扑爬而下，哭喊着冲向灵堂，他给了萧红第二次生命，若没有萧军就没有萧红的文学，萧红也很可能身坠红尘。
一个女人的幸运与不幸如此集中在她弱小的躯体上，于是，她的命运倒像茅盾评价她的绝世之作《呼兰河传》一样：一幅多彩的风景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萧红短短的生命，却积蓄了丰富异常的人生轨迹，艺术成就也超过她两个长寿的丈夫。
我们总认为香港中西合璧的文化特征似乎不伦不类，其实它始终没有从中国的文化土壤里拔节而出，就像我眼前的太阳，普照我们几千年，一刻也没遗失香港，甚至它流行的大众化的文化对整个中国影响深远，试问中国人所知道香港影视音乐界的艺员，远比知道大陆的相关人士更多更广泛。
在大陆高举正统文学的大旗，不屑香港的武侠小说时，海峡两岸那两个举足轻重的同班同学，不约而同地在看金庸的小说，一个是邓小平，另一个是蒋经国。而武侠小说中的侠气恰是中华文化最骨感的部分。
审视香港，我们当然可以在购物天堂里去审视它，也可以在酒吧中去审视它。是的，别忘了，它还有让我们静静思考的早晨。
肆
这思考者的群落里，我相信有钱穆。
我曾经以国学守护神或国学天才冠在钱穆的名字前，1990年8月30日，钱穆以九十六岁高龄在台北辞世。
他没念过大学，亦未留过洋，是从乡村走出来的泰斗级人物。中国大裂变的1949年，大多学者留在国内，胡适、梁实秋、傅斯年等或赴美，或去台湾，而钱穆则来到香港创办新亚书院。
政治气压之外的钱穆有效地保持了旺盛的思维和超常的胆识，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实施了创造性的重建。他从不迷信权威，早年，胡适拜会钱穆，简短的见面，已知彼此意见不合，并在以后反对过胡适提出的老子年代在孔子之前的说法。最著名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有力地批判了康有为笼罩学术界多年的《新学伪经考》，使康有为的曲解一目了然，并因此名声大噪。
1967年，钱穆迁居台北前除了著书立说，就是在香港为新亚书院而忙碌，新亚精神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我们不妨阅读一遍书院的宗旨：
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并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
此宗旨不仅引导了新亚书院，也犹同定海神针插在了香港的土地上，它教诲的是殖民地的香港。
香港从未丧失过它的文化本质，如窗，让世界通过它的透亮看我们，我们也可以看世界。
时间已过九点，我才感到饥腹空空，太阳已跃到半空，车流人群继续它的繁华。之后的日子，我又两度赴港，几乎每日都愿守望着它的早晨，这是香港最静谧的时刻，清风吹散城市一切的浮躁和世俗，使人看到这座城市的精致和深情，就像看一个睡懒觉的孩子，他在笑，我也在笑。
2007年7月24日于拾味舍
2013年2月12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