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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唐代前期对河陇地区的经营及其效果(3)

为了保护马匹等大牲畜的发展,唐玄宗还于开元十一年颁布一项禁令,不准宰杀马、驴、牛等。规定自今以后,非祠祭所须,更不得进献马牛驴肉,其王公以下,及今天下诸州并诸军宴设及监牧,皆不得辄有杀害,仍令州县及监牧诸军长官,切加禁断,并委御史随事纠弹o这对发展畜牧业无疑是有作用的。

马业,不利于国计民生。为此,魏元忠曾向唐高宗建议“弛禁”,尽管唐高宗很以魏元忠的建议为善,却没有付诸行动,所以养马业照旧不很景气。

唐玄宗当政后,一反高宗以来的作法,大力号召民间养马。开元九年诏云:“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复缘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故骑射之士减曩时。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畜十马以上,免帖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资。”这一政策,找到了先前不养马的原因,解除了百姓的顾虑,激发了养马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了畜牧业的发展。此后,民间马匹大量繁殖,马匹之众,甚至军中步兵,“皆有私马自随”,步兵成了骑兵,作战如虎添翼,其优越性自不待言。私马的不断增生,必然会大大充实官马。随着民间畜牧业的大力发展,大牲畜的增多,也必然会促进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其三是通过与突厥、吐蕃等游牧民族互市,引进良种,改造官马的品质。突厥等游牧民族是不乏良种马的,贞观二十一年,骨利干来献马百匹,其中十马尤骏,唐太宗特地为之制名书赞,足见其马匹之好。吐蕃所居的青海,也有号称“龙种”、日行千里的青海骢马。因此,通过互市的办法,改良官马,补充官马,也是发展养马业的一条途径。

早在李唐起兵太原时,就同突厥有过马匹交易。当时突厥曾派人“送马千匹,来太原交市”。以后也不断进行马贸易。如《资治通鉴》卷213开元十五年条就写道吐蕃之寇瓜州也,遣毗伽书欲与之共入寇,毗伽并献其书,帝嘉之,听于西受降城互市,每岁赍缣帛数十万匹就市戎马,以助军旅,且为监牧之种,由是国马益壮。”同吐蕃之间的马贸易也是一样,如《新唐书吐蕃传》就记载:“吐蕃又请交马于赤岭,互市于甘松岭。”当时在西北边地屯防的将领是颇知道与游牧部族互市的好处的,如身兼朔方、河东、河西、陇右四节度使任的王忠嗣,“每至互市时,即髙估马价以诱之,诸蕃闻之,竞来求市,来辄买之。故蕃马益少,而汉军益壮”。由于不断买进良种胡马,这就加速了养马的发展,“迄于天宝,战马蕃息”。

总之,选地适宜也好,善于用人也好,措施得力也好,关键还在于朝廷的重视。唐太宗于马上打天下,遇到的又是突厥这样的马上劲敌,所以深知养马的意义。他本人非常好马,又亲理马政,于贞观二十年过陇山到牧马地西瓦亭(今秦安县境)巡视养马现场,从各方面创造条件大力发展养马业。《新唐书兵志》讲:贞观中,置8马坊,划地1230顷,“募民耕之,以给刍秣”。此外,还规定初税草以给诸闲,而驿马有牧田。”至于唐玄宗,对于马匹,更是“简心膺善畜之”,锐志复兴养马业,以致收到了“秦汉以来,唐马最盛”的成效,确保了西北边防的强固,促进了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

以上简要分析了安史之乱前唐王朝在河陇地区推行足食足兵政策,积极幵展屯防、屯粮、屯牧的情况,这些包括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方面的经营,收到了广泛的效果。

第一,确保了河陇地区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解决了京城的粮食问题,促进了开天盛世的到来。如前所述,河陇一带,有发展农牧业的优越条件。但是条件必须同人的因素结合到一起,才能发挥作用。人民必须安居,才能乐业。隋末乱世,生灵涂炭,谈不上安居,也无从乐业,故河陇面貌只能是“州县萧条”,“五年不复”。到了唐代,随着边防的巩固,这里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百十年,这就给农、牧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国家在政治上、军事上的需要,则使唐政府在这一地区采取一系列改善生产条件的措施,刺激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加速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我们知道,隋唐之世,北方经济不如南方发展,国家一切费用开支都靠南方漕运,国都长安虽然据有关中之饶,然而稍遇灾情,便发生饥荒,皇帝只好带领百官到洛阳“就食”。《文献通考》卷21曰开元以前岁若不登,天子尝移跸就食于东都。”唐中宗李显就有“逐粮天子”的称谓。但是到了开元二十五年,国家却下令“罢江淮运,停河北运”。就是说,由于经营河陇,才解决了京城的老大难问题,并促成了开天“盛世”的出现。《唐语林》卷3曰:“开元初,上留心理道,革去弊说。不六七年间,天下大理……人河湟之赋税,满右藏,东纳河北诸道。租庸,充满左藏,财宝山积,不可胜计。四方丰稔,百姓乐业,户计一千余万,米每斗三钱,丁壮之夫,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不赍粮。”这里尽管不乏溢美之辞,也还是能够反映出河陇经济在全国的地位与作用:国家在这里的收入已经可以同东部诸道相匹敌,河陇地区已经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可以断言,河陇经济的发展,是给唐王朝增添了一根新的输血管道:既保证了西北边防军队的给养,又充实了长安皇家的仓廪。因此,安史之乱爆发后,太监骆承休建议唐玄宗迁居河陇。诗人元稹不无感慨地留下了“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西凉伎》)的诗句。直到长庆年间,刘元鼎出使吐蕃,路过河陇,这里还是“地皆粳稻,桃李榆柳岑蔚”,仍然留有开天时期经济繁荣的遗痕。

第二,促进了中西贸易的进一步开展。河陇很早以来就是国际贸易市场,到了唐代,随着边防的巩固,四镇的恢复,丝路的畅通,加上河陇农、牧业的发展,为商业的开展打下了基础。因此,“兴胡之旅,岁月相继”。一批批中亚各国商人牵着骆驼,赶着驴、马,穿越河陇,东抵长安、洛阳,把珠宝、药物带进中国,又将丝绸、瓷器运到中亚、欧洲。沙州、甘州、凉州等地是各国商人经常落脚、经商的处所。当时在沙州境内的石城镇,就聚居着大批康国商人气而在沙州西北方向的“兴胡泊”,也是兴胡居止的地方气所谓“兴胡”,其实是指胡商,吐鲁番出土的一些文书就写有“兴胡XXX的字样。这类文书很多是请过所(通行证)到沙州经商或自沙州返回西域的。如《开元二十年石染典自瓜州返安西过所牒》上还记有“沙州市斟同。市令张休”字样,说明当时沙州设有胡汉进行贸易的“市”。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一件天宝年间关于胡奴多宝的买卖文书上则写着“奴主行客王修智”、“保人行客张思禄”,这里的“行客”进一步说明当时沙州不仅有市,而且有类似同业行会性质的组织“行”,“行”有“行头”,“行”里的商人叫“行人”“行户”,其中有的“行”就专门从事奴隶买卖。由此不难窥得当时沙州商业发展的盛况。沙州是国际贸易市场,瓜州则是中转站。据《吐蕃历史文书》载:“汉之财物运往河西,E:存于瓜州,悉为吐蕃所夺”,以致吐蕃的百姓都能穿上汉地的上等丝绸。这说明运到瓜州的名贵丝绸、上等衣料为数相当多,这些丝物肯定不是分给士卒的,而是用以同胡苘进行贸易近年来在敦煌曾发现大量唐代丝织物,染色鲜丽,手艺精巧,为唐代敦煌丝绸贸易的存在提供了证据。唐朝前期对与西域各国通商一向都很重视,这不仅仅是因为西域商胡带来了供宫廷靡费的奢侈品,更重要的则是因为这样一来,增加了国家收入,故史称开元盛时,税西域商胡,以供四镇,出北道者,纳赋轮台。”

第三,推进了汉民族和边地少数民族的融合。秦汉以来,河陇一带就是多民族杂居的地方,所谓“河西诸州,蕃、浑、嗯末、羌、龙狡杂”。唐代前期,这种状况又有了新的发展。一方面,内地汉族人一批批来到这里,这正是《旧唐书吐蕃传》说的,“岁发山东丁男为戍卒,有屯田以资糗粮,牧使以娩羊马”。随着府兵制的废弛,唐政府又广募健儿兵,通过“给田地屋宅”、“赐物”、“永年优复”等办法,鼓励戍卒迁居边疆,有很多号称“长征健儿”的内地汉人携家带眷,移住西陲。内地汉人为河陇边地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这里的生产。另一方面是各少数民族慕化内附,侨居河陇。《旧唐书,地理志》载吐浑部落、兴昔部落、阁门府、皋兰府、卢山府、金水州、蹄林州、贺兰州,以上八州府,并无县,皆吐浑、契宓、思结等部,寄在凉州界内,共有户五千四十八,口一万七千二百一十二。”在陇右道也住有突厥内附的3州、27府。此外,还有从中亚迁居到甘、凉一带的“昭武九姓”,如安、石、康、米等。其中的石国人原先曾聚居于伊州,贞观年间,“慕化内附”,首领石万年率7城归降了唐朝。对于陆续内附的各少数民族,唐政府也吸取以往安置不善以至于酿成叛乱的教训,晓谕所在军州牧将要倍加抚恤,“申其冤,尽其理,问疾苦,知饥寒,公私不得相侵,巨细必令无忧”。并派御史巡访察闻。胡、汉各民族一起开发边疆,建设河陇,往来贸易,互通有无,从军打仗,保卫边防。如回纥部落征战有功者,很多都加入了赤水军。哥舒翰所统帅的士兵,少数民族与汉人混染,很多出自奴刺、朱邪、契宓、沙陀、思结等十三部落。

唐代前期,唐王朝同周边民族吐蕃、突厥上层贵族政权,虽一度互为敌国,频有战争,但在各族人民之间,并未中断友好往来。与吐蕃岁时往复,信使相望”,“修其旧好,同为一家”。与突厥,一次就送给“种子四万余硕,农器三千事”。当和好之时,“甲兵休息,互市交通”,通过马羊彩帛贸易,“彼此丰足,皆有便宜”,出现了“蕃汉非常快活”的融洽局面。

在风俗习惯上,各少数民族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影响,渐习汉俗;而汉民族也吸收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加以发扬。这种文化交流和风俗习惯上的互相渗透与融合,为后来各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第四,加速了人口的增长。环境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给人口的增殖创造了条件;商业的繁荣则吸引着各族人民不断往来于河陇地区,其中有不少定居到这里的。再加上唐王朝从内地征调的大量戍卒长期屯边,遂成移民,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息繁衍。所有这些原因在开天年间使河陇地区人口的发展,达到了极盛的时期。现仅以河西道治所凉州、陇右道治所鄯州,并于各道举一州(河西甘州、陇右渭州)为代表,列表统计河陇人口增殖情况如下:

从表中可以看到,河陇各州人口随着时间的推移,普遍都在增长,至天宝时竟达唐初人口的3倍以上。这还仅仅是官府数字,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人口是无法统计进去的。

第五,带来了文化的繁荣。丝绸之路的畅通,大大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河陇地区是这种交流的中转站,因此,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凉州一带是胡汉杂居的地方,歌舞之风极盛,所谓“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即是这个意思。当时人郑楽说“凉州俗好音乐,制新曲曰《凉州》,开元中列上献之。”《通典》卷146曰又有新声自河西至者,号胡音声,与龟兹乐、散乐俱为时重,诸乐咸为之少寝。”西凉乐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它以“中国旧乐而杂以羌胡之声”。这种胡汉共融于一体、相互学习而创造出来的乐曲格外动听,别具一格,故“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歌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

如果说凉州一带是音乐舞蹈之乡的话,那么敦煌更是文化美术之邦。丝绸之路分为三条,无论哪一条都发自敦煌,可见敦煌是中西交通的枢纽。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地理位置上,敦煌势必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影响,从而成为一个文化发达的都会。陈垣先生指出敦煌自汉唐为中西交通的孔道,人文之极盛,外来宗教如佛、如祆、如景、如摩尼,皆先后集其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数万件唐代遗书,其中就包括了当时西域的各种宗教,各种文字,而其中佛教经典为数最多,占了遗书总数的90%以上。佛教自汉代传人,至唐已普及全国,蔚为盛事。河陇寺塔遍地,较大规模的石窟,到目前发现的就有20多所。“神庙是神圣的银行”,敦煌既是国际贸易市场,又是佛门胜地,因此信徒络绎,香火不断,兴塔造象,极力鼓吹,于是出现了宣传佛教的艺术。有以俗讲、俗曲为形式的说唱文学,有以壁画、雕塑为形式的石窟艺术。尤其莫高窟的壁画、雕塑,以隋唐时期为最多,其艺术性也以此时为最高。特别入唐以后,“日趋雍容,清新华贵,惊彩绝艳”,“逮于盛唐,抵于至极”。堪称古代东方艺苑的明珠与瑰宝。敦煌盛唐时期的艺术所独具的特色、鲜明的形象,是与盛唐社会繁荣的经济状况相适应的。它是盛唐社会的缩影,是中西友好往来的结晶与见证,同时也是唐代河陇历史的形象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