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以人们尊称为“诗圣”的杜甫来说，他生于河南巩县的瑶湾，出身子官僚家庭。由于经历了“开元盛世”，又经历了安史之乱，所以他与以现实主义为基础，把浪漫主义传统推向了高峰的李白不同，他是以其早期诗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浪漫主义色彩为开端，继往开来，登上了现实主义传统的高峰，成为各民族文化大融汇结晶的又一个典范。杜甫的传世杰作《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以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等，都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重大事件，是人民的呼声，也是时代的呼声，不仅集北方文风之大成，也集自《诗经》以来现实主义传统之大成，所以他的诗被公认为“诗史”。
此外，汉族传人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王之涣等以边塞生活和西域风光入诗，在反映边疆风光和战争生活的同时，也描写了少数民族的风俗以及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往来，被称为“边塞诗人”。如高适的《燕歌行》，雄厚深广、悲壮淋漓，发扬了北方文风的现实主义传统，不愧为边塞诗中的一篇杰作。又如岑参的边塞诗，继承了南方文风的浪漫主义传统，显出奇情异采的艺术魅力“军中置酒夜过鼓，锦筵红烛月未午。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九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马缩塞毛。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等奇句还反映了边塞各族人民之间互相来往，共同娱乐的生动情景。所以岑参的诗“人人传写，虽闾里士庶，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习”，为各族人民所喜爱。还有王昌龄被推为唐人七绝压卷之作的《出塞》诗，李颀警辟深刻、动人心弦的《古从军行》，以及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弧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名句，等等，都体现了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各民族文化的大融汇，使边塞诗成了唐诗中别有韵味的一颗明珠，以至唐朝的诗人无论着名的、或不着名的，至少都有一首边塞持，甚至上至掌国事的政治家、统率军队的将军，下至贩夫走卒，以及不知姓名的鄙人，也都会做一两首边塞诗。
还有中唐许多诗人，如白居易、刘禹锡、顾况等的诗歌，则受湘鄂西、川东巴人民歌“竹枝词”的很大影响。尤其是刘禹锡，其在流放巴楚时，学习当地民歌俚调改作新词，致使《竹校词》盛行于世，后代不少诗人纷纷效仿。至于与白居易齐名的北魏宗室鲜卑族的后裔元稹，则作为已同化为汉族的诗人，直接为汉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从上可见，无论是“边塞诗”，还是“竹枝词”，都是各民族文化大融汇在诗歌方面的具体例证。
同样，唐朝音乐、舞蹈盛况空前，也是因为异花受粉，大量吸收了北方和西域少数民族乃至外国优秀的音乐、舞蹈的结果。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同化，少数民族音乐流行于中原地区的主要有鲜卑、龟兹、疏勒、西凉、高昌、康国等音乐，经过二百年左右与汉族音乐的融合，到唐时，胡乐更是盛行。据《新唐书·礼乐志》记载，隋唐时四方少数民族音乐传入的有14种之多。隋炀帝定九部乐，唐太宗改为十部乐，即燕乐、清商、西凉、天竺、高丽、龟兹、安国、疏勒、康国、高昌十部。其中汉族传统音乐仅燕乐是唐自创，清商乐是汉魏南朝旧乐，西凉乐是十六国时由中原旧乐与龟兹乐融合形成以外，其余均从少数民族或外国传入。唐高宗以后，唐艺术家在继承汉民族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融汇了少数民族以至外国音乐的精华，形成了坐、立二部乐，亩李寿墓石刻线画即清楚、完整地表现了唐立部乐和坐部乐的演奏情况。唐代杰作《霓霸羽衣曲》的创作就是汉乐与胡乐融合的典范。此曲是开元年间唐玄宗在登三乡驿，望女儿山的时候，对看山景，心中忽然兴起了登月宫去听音乐的奇妙幻想。游山归来，就开始作曲，想把这个幻想用乐曲的形式描写出来。开始写了一半就搁了下来，后来碰巧西凉府都督杨敬述进献一文印度的《婆罗门》曲，玄宗觉得正合他要写的作品的意境，就毫无畏惧、毫无顾忌、毫无束缚地借用和吸收了《婆罗门》曲作为素材写完了全曲，天宝十三年(公元750年)宫廷命令将《婆罗门》曲改名为《霓裳羽衣曲》。从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唐朝汉乐与胡乐(包括外国音乐在内)的融汇是多么合谐、自然。范文涵同志高度评价说：“《霓裳羽衣曲》是唐代汉乐与胡乐融合发展的最高成就。”
与胡乐一起传入的乐器种类也很多，在唐燕乐乐器的管、弦、击三大类乐器中，筚篥、贝、箜篌、琵琶、五弦、拔、腰鼓、羯鼓、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鸡类鼓、铜鼓等，大多是少数民族的乐器，有的甚至还可能是阿拉伯系和印度系的乐器。五代时建筑的王建墓中，24个浮雕和乐舞伎(舞者2人，乐队22人)形象，就包含有20种23件乐器，无论从种类或数量上都看得出这是一个汉族乐器、少数民族乐器以及外国乐器的混合宫廷乐队。这些少数民族和外国的乐器在中原地区的广泛流传中，通过汉族人民的再创造，在制作上、演奏技法上逐渐得到提高，终于与汉族原有的传统音乐文化融合为一。最典型的是琵琶，汉朝的
刘熙在《释名·释乐器》中曾说：“批把本出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唐时琵琶极盛，其琵琶名手多为从西亚曹国迁来的曹氏家族人，如曹保，保子善才，孙纲，都以演容琵琶着称于世。这时虽有龟兹琵琶、五弦、忽雷等多种形制，但共同特点为斗梨形曲颈，其音域广阔，技法丰富，而被唐王朝视为最重要的乐器之一，逐渐成为汉族乐器的主奏乐器。由此可见，汉族乐器与少数民族和外国乐器的这种组台和融合，确实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唐文化是各民族文化大融合的结晶。
南北朝时舞蹈艺术已有新的发展。在南方除雅舞和杂舞流行外，又出现了《拂舞》、《白紵舞》、《杯盘舞》。《拂舞》在三国时出于江南地区，大约是以羽毛制成的拂尘作为道具的一种绍；《白紵舞》多是女性运用长袖作为道具的舞《杯盘舞》是用杯子和盘子作为道具的一种舞，这种舞初创于江浙少数民族，晋周处的《风土记》中说：“越俗宴饮，即鼓盘以为乐；取太素圆盘，广尺六者，枪以着腹，以左手五指更弹之以为节；舞者应节而舞。”这反映了南方汉族舞蹈与少数民族舞蹈的融汇。隋时即把《拂舞》与汉以来即有的《鞞舞》、《巾舞》、《铎舞》并称为“四舞”，用于宴享。根据史书的记载，魏晋南北朝时跳舞的风气相当普遍，宴会的时候，会有人自动地起立舞蹈，而且还有互相接着舞的习惯。民间还有舞蹈的广场，不仅男的参加舞蹈，女的也有。在北朝，则因胡乐的流传而逐渐盛行胡舞。唐王朝时，由于西域乐工和舞伎的大批东来，长安城里就住有大批少数民族和外国舞蹈家，他们带来的中亚、西域以至印度、波斯等国的舞蹈，与汉族的舞蹈汇合在一起。互相交流，互相融合，使唐舞异花受粉有了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