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汉民族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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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汉民族的大发展(1)

东汉以后,中原大乱,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四分五裂,到处是纷争战乱和封建割剧。在大分裂、大混战、大动荡之中,各民族或各部族四处流徒,北方匈奴、鲜卑、乌丸、氐、羌纷纷入主中原,江汉地区的部分蛮族也涌进中原,在中原地区形成汉族与匈奴、鲜卑、乌九、氏、羌及蛮族交错杂居的局面;而北方汉族人民又大批南移,在长江及珠江流域形成汉族与蛮、俚、僚、傒等南方少数民族或部族交错杂居的局面。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烈火中,是新生还是灭亡·汉民族第一次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古代世界上有很多显赫一时的民族,如古埃及民族、古罗马民族、古希腊民族、古印加民族等,都由于战争或被消灭,或被征服同化而在历史上消声匿迹了。可是汉民族则不然,在东汉以后的魏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这样长期的动乱、分裂的险恶形势下,不仅没有被消灭,也没有被他族所同化,恰恰相反,是汉民族同化了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又南移同化了南方部分少数民族,发展壮大,创造了中国和世界历史上辉煌灿烂、博大清新的唐文化,把汉民族的文化推向了历史的高峰。

(第一节北方民族同化风起云涌)

一、北方少数民族向内地的大迁移

东汉未年,北方少数民族和部族,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向内地的大迁移。

驰骋漠北300来年的匈奴,在东汉末年开始南迂,史载:

(1)公元50年(建武26年)冬,“诏单于徒居西河美稷,亦列诸部王助为扦戌,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候屯氏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

(2)公元52年(甘露二年),“呼韩邪单于携率部落入臣于汉,汉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于是,匈奴五千余部落入居朔方诸郡”。

(3)《晋书·载记序》亦云:“汉宣帝初纳呼韩,居之亭鄣,委以候望,始宽戎狄。光武亦以南庭(南匈奴)数万人徙入西河,后亦转至五原,连延七郡。”

从而揭开了北方少数民族和部族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内迁的序幕。其后,匈奴内迁之势愈演愈烈,如风起云涌不可遏制。请看:

公元185年(中平二年),南匈奴“单于羌渠使子于扶罗将兵助汉讨平黄中,会羌渠为国人所杀,于扶罗以其众留汉,自立为单于,属董卓之乱,寇掠太原、河东、屯子河内。”

公元216(建安二十一年),曹操编组匈奴部众,“分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魏未,复改帅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居于太原故泫氏县;右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祁县;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居蒲子县;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太陵县。”

公元266年(泰始二年),有塞外匈奴二万余落来降,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东平诸郡均有匈奴人居住。

公元281年(太康五年),有匈奴二万九千三百人降晋。公元283年(太康七年)又有匈奴十万余口诣雍州刺史王骏降附。次年,匈奴都督率种落一万一千五百口降晋,都入居塞内。

南下内迁的匈奴中,除南匈奴外,还有被称为“屠各胡”、“卢水胡”、“羯胡”和“稽胡”的匈奴人。

屠各胡,汉末从威武向东,北地、五原、西河及至并州都已有其踪迹。魏晋以后,他们在内地的分布更为广泛,在太行山东麓,屠各胡与乌丸等人杂居,从汉末到魏中期达300年之久。在凉州,除两汉时已有屠各胡居武威外,曹魏时又迁来一批,《三国志·魏志·郭淮传》载:“凉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种落二千余家附雍州。淮奏请使居安定之高平,为民保障,其后因置西川都尉。”在秦陇地区屠各胡的分布更广,更活跃,《晋书·刘载记》中有“黄石屠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风,聚众数千”的记载;《晋书·石勒载记》中有“秦州休屠王羌叛於勒”的记载,《晋书·苻坚载记》中有“屠各张罔聚众数干,自称大单于,完掠郡县”的记载;《魏书·于栗附子洛拔传》中有“会陇西屠各王景文恃险窃命,私署王侯,高宗诏洛拔与南阳王惠寿督四州之众讨之,徙其恶党三千余家於赵、魏”的记载,凡此等等,直到北周之时还不绝于史。在渭北,苻秦郑能进任冯翊护军时,为邓艾祠所立的《邓太尉祠碑》中就明言邓太尉“统和宁式、城、洛川、定阳五部领屠各”。《魏书·尉拨传》亦云:“出为杏城镇将,在任九年,大收民和,山民一千亲家、上郡徒(即屠)各、卢水胡八百余落层附为民。”可见,汉以后,到北魏之时,屠各胡已内迁分布在西起凉州,夹秦陇抵东西,直至渭北的广大地区了。

卢水胡,其名始见于东汉明帝、章帝年间,所居之地在今甘肃西宁附近。到汉末、三国之时,卢水胡分布逐渐广泛,其一部分南下进入四川汉山(今茂县)境内,不仅《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中有记载,而且《华阳国志·大同志》中也有记载。曹魏时,迁入凉州后武威附近的卢水胡曾经一度起事;居于关中渭水北岸的卢水胡的声势已相当大了,不仅曾反抗过曹魏的统治,而且还参加过西晋末年的反晋斗争。十六国时,前秦瓦解之后,张掖的卢水胡乘机兴起,渭北的卢水胡也曾一度占领长安。直到北朝时,关中的卢水胡还不断起兵反抗鲜卑拓跋部的统治。公元445年(太平真君六年)九月终于爆发了广水胡盖吴在陕西杏城领导的反魏大起义,范围扩大到秦陇的金城、天水、略阳,东及河东,南至渭水南岸长安、。卢水胡内迁的人数虽没有具体记载,但从盖吴在杏城领导的起义失败后,尉拨出任杏城镇将,“在任九年,大收民和,山民一千亲家,上郡徒各、卢水胡八百余落尽附为民”的记载中可窥一斑。

羯胡,主要指内迁河北、山西间的匈奴人,所以沈休文《齐安陆昭王碑》李善注引朱风《晋书》称:“前后徙河北诸郡县,居山间,谓之羯胡。”十六国时期闻名遐迩的石勒就是羯胡人,故《魏书·羯胡石勒传》云:“其先匈奴别部,分散居於上党、武乡、羯室,因号羯胡。”

稽胡,又称山胡、生胡、步落稽。《周书·异域传》云:“稽胡,盖匈奴别种刘元海五部之苗裔也……自离石以西,安定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各间,种落繁炽。凶悍恃险,数为寇乱。魏孝昌中有刘蠡升者后云阳谷,自称天子,立年号,署百宫。蠡升遂分遣部众,抄掠居民,汾晋之间,略无宁岁。”《周书·韦孝宽传》亦云:“汾州之北,离石以南,悉是生

总之,上述这些情况都表明,并州以及雍州、凉州、幽州等地,已遍布匈奴及其别部。

在匈奴南下向内地大迁移的同时,乌丸、鲜卑、氏、羌也开始大举内迁。

乌丸,又称乌桓,原居西辽河地区,早在公元前129年(元光6年),汉武帝派霍去病击匈奴时,就把乌丸人徙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诸郡塞外。东汉时,公元49年(建武25年),“乌丸大人郝且等9000余人率众诣关,封其渠帅为侯王者80余人,使居塞内,布列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公元207年(建安12年),曹操征辽西乌丸,首虏二十余万人,余部逃在辽东,被辽东太守公孙康截击,余众万余落,悉徙居内地。所以《三国志·魏志·乌丸传》说:“幽州、并州,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族居中国,帅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于是,三国以后,乌丸已分别编入军伍了。

鲜卑,自公元178年至184年,东汉光和年问檀石槐以后,诸部落各自发展,分别迁入内地,其情况大致如下:

慕容部于曹魏初年,由大帅莫护跋率其部众入居辽西,跟从司马懿征讨辽东公孙渊有功,被封为率义王,居于棘城(今辽宁义县)之西;西晋时,莫护跋的曾孙幕容迁居大棘城;死后,其立者慕容迁居龙城,自称燕王,死后,第二子慕容隽继立,入中原征讨石闵,于是中原归入前燕幕容氏治下,隽迁都于邺城。

秃发部,八世祖匹孤始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西晋时,秃发树机能起兵秦州,占凉州之地;秃发乌孤时徙于乐部,自称西平王,建南凉。

乞伏部,于三国时魏置鲜卑人数万於雍、凉之间,其首领伏乞国仁在的秦亡后自称大单于,建立了西秦,并在他控制的地区设置了武城、武阳、安固、武始、汉阳、天水、略阳、洒川、甘松、匡朋、白马、苑川12部。国仁之弟乞伏乾归时又占据了陇西、巴西之地。

拓跋部,原沿大兴安岭北段的东麓、嫩江支流甘河的上源,于宣“皇帝”推寅时南迁到大泽,又于洁汾时始居匈奴故地,再于洁份子力微时迁居定襄之盛乐(今山西归化城南)。及至拓跋硅建立北魏,挥师南进,消灭了夏、北燕、北凉几个政权,献文帝指跋弘皇兴年间,又从南朗刘宋手中夺得三齐之地,北方完全纳入拓跋部治下。

宇文部,其失为辽西鲜卑之一部,至宇文泰时据关中,后为西魏之丞相,泰之子宇文党篡西魏而建北周。

从上所述鲜卑内迁之情况,可见自十六国至北朝,鲜卑人已是遍布中原大地了。

羌人,自汉以来,迁入内地的很多。公元33年(建武9年),班彪亡书说:“今凉州郡,皆有降羌与汉人杂处”。晋时,羌人迁入关中,江统在《徙戎论》中说:“王莽之败,西部荒毁,百姓流亡,建武中,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徒其余种子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而与华人杂处”。其后,羌人继续内迁,《魏书·刘藻传》中即有北魏太和年间“北地诸羌数万家”的记载。除北地郡羌人甚多外,华州、泾州、河州也有不少羌人,其中以挑氏最着名,《晋书·姚弋仲载记》云:“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永嘉之乱,东徙榆眉,戎夏负荫之者数万,自称护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风公”所率的都是羌人。

氐人,主要居住在天水略阳一带,《宋书·氐传》云:“赂阳清水氐杨氏,秦、汉以来,世居陇石为豪族”。《三国志·魏志·乌丸传》注引《魏略》亦云:“建安中,兴国氐王阿贵,自项氐王千万,各有部落万余,至十六年(公元211年),从马超为乱。超破之后,阿贵为夏侯渊所攻灭,千万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国家分徙其前后两端者置扶风、美阳,今之安夷、抚夷二部护军所典是也。其太守善分留天水、南安界,今之广平魏郡所守是也。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又故武都地阴平衔左右,亦有万余落。”西晋时,氐人大批内迁入蜀,最着名者为李特,《晋书·李特载记》云:“元康中,氐齐万年反,关西扰乱,频岁大饥,百姓乃流移就谷,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特随流人入蜀,生活无着的流民,“咸往归特,骋马属鞬,同声云集,旬月间众过二万。”后李特在蜀建成汉。

综观上述,可见从东汉未年以来,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和部族:匈奴、乌丸、鲜卑、氐、羌等大规模向内地迁移,正如西晋初年郭钦上书所说: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又如江统在《徙戎论》中所说:关中之人百余万口,戎狄居半。于是,在中原大地形成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和部族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向内地大迁移的运动。

二、北方各族人民的大混杂

北方少数民族和部族向内地大迁移的结果,不仅使中原地区人口激增,更重要的是造成了北方各族人民在中原大地上大混杂的形势。

我们先来看一看人口激增的情况。东汉末年以免向内地大迁移的北方少数民族和部族的人口数量是很多的。以匈奴人为例,据《晋书·匈奴传》记载,魏时入塞的匈奴人有左部都尉所统万余落,右部都尉六千余落,南部都尉三千余落,北部都尉四千余落,中部都尉六千余落,共计三万落左右,以一落五口计,约有十五万口匈奴人内迁。晋时入塞的匈奴人,则有大水泥塞黑难等二万余落居河西,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十余万口诣雍州,大豆得一育鞠等万一千五百口,共有二十余万口。从魏至晋,两代相合内迁匈奴人达三十五万以上,故江统在《徙戎论》中极言匈奴人口之度,谓“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而当时并州户数还不足六万。后来氐人李特入蜀,据《晋书·李特载记》云,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也有十余万口。此外,氐、羌人口,虽不可详考,但江统在《徒戎论》中乃称:“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过半。”而晋时关中雍、秦、凉三州人口仅十六万数千户,又并州西河国有数千户,以一户五口计,约八十五万口左右,可知氐、羌约有四十二、三万口之多。至于鲜卑,在辽东与汉入杂处的就有十余万落,也有五十余万人口。十六国时,早在前燕已有大批鲜卑人随慕容隽入居中原,公元370年,符坚灭前燕,曾“徙(慕容)及其王公已下并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公元386年,西燕幕容率鲜卑男女四十余万口去长安而东。

这样,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和部族的大量内迁,使内地的人口数量激增,查《晋书·地理志》,公元263年(景元四年)魏灭蜀时,魏蜀二国人口仅“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但17年后,到公元280年,即晋太康元年,此地区的所有户口是

州名户数

司州475700

兖州83300

豫州116796

冀州316000

幽州59200

平州18100

并州59200

雍州99500

凉州30700

秦州32100

梁州76300

益州149300

宁州82400

青州35000

徐州357548

荆州311400

合计2302544

17年中,由九十四万户激增至二百三十多万户,其中除自然增加的以外,大多是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和部族。据估计这对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和部族其总数超过二百万。

再来看民族大混杂的情况。东汉末年以来,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和部族内迁,造成各民族大混杂的情况大约有以下四种:

(1)降附内迁的混杂。

以降附最多的匈奴人为例,前已述及,早在东汉初,公元50年时,南匈奴降汉,第一次大规模向中原地区迁徙,分其三十万部众居于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等八郡之地,“与汉人杂处”。其后,由于南匈奴不断发生内乱,降附汉王朝的匈奴人南下内迁的为数更多。东汉末年,原居八郡之地的匈奴人多数集中到汾河流域的并州中部一带。公元216年,曹操分匈奴人五万余落为左右南北中五部,正如《晋书·匈奴传》所说,南匈奴“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于是,中原西北部地区遂出现了匈奴人与汉族人大混杂的局面。

(2)当田客和沦为奴隶的混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