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文人学士爱好旅游。如着名诗人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足迹几乎遍及全国；杜甫二十岁后，亦曾先后到吴、越、齐、赵一带作了十数年的漫游。此外如王维、刘禹锡、孟浩然、储光羲、高适等都有过漫游的经历。李白的《游泰山》、《登峨嵋山》、《登庐山五老峰》，杜甫的《游修觉寺》、《登岳阳楼》、《城西陂泛舟》，王维的《游化感寺》、《谅州郭外游望》、《泛前陂》，孟浩然的《耶溪泛舟》、《与诸子登岘山》，储光羲的《游茅山》、《与诸公秋日游昆明池思古》、《登戏马台作》，高适的《登五大峰》、《同敬八卢五泛河间清河》等，皆为游览之作。
唐代朝廷鼓励百官节假日外出揽胜游乐，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贴。开元十八年（730年）二月“初令百官于春月旬休，选胜行乐，自宰相至员外郎，凡十二筵，各赐钱五千缗；上或御花萼楼邀其归骑留饮，迭使起舞，尽欢而去”《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开元十八年二月。天宝八载（749），“赐京官绢，备春时游赏”《旧唐书·玄宗纪下》。贞元四年（788），诏令曰：“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选胜地追赏为乐”；依官品每人每节赐给一至五百不等的游乐钱，并“永为常式”。《旧唐书·德宗纪》。朝廷的倡导，文武百官的游乐成风，士大夫的寄情大自然，对民间旅游风俗的盛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和、上已、清明、重阳等节日，旅游成了最主要的内容。人们或独行，或结伴，或阖家，车马如云，冠盖相望，到风光绮丽的郊野园林、名山大川，或宫院寺观，踏青、赏景、郊宴，同时开展荡秋千、蹴鞠、踏歌等文娱活动，以消除多日劳作的疲乏。
唐代的旅游风俗，以京师长安最盛。“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开元天宝遗事》卷下，《探春》。；士女们“游春野步，遇名花则设席藉草，以红裙递相插挂，以为宴幄”《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裙幄》。王建《长安春游》诗曰：“骑马傍闲坊，新衣着雨香，桃花红粉醉，柳树白曰狂”《全唐诗》卷二九九。有些年轻人，即使下雨也不放过春游的大好时光，随身携带遮雨的“油幕”，“或遇阴雨，以幕覆之，尽欢而归”《开元天宝遗事》卷下，《油幕》。因游人太多，“园林树木无闲地”《开元天宝遗事》卷下，《游盖飘青曰》。以致“飞埃结红雾，游盖飘青曰”《唐语林》卷二《文学》。《唐国史补》曰：“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唐国史补》卷下，《伤叙风俗所侈》。可称当时游风实录。长安游赏，多到曲江池尤其是“中和、上已节”，朝廷“即赐臣僚会于山亭，赐太常教坊乐，池备彩舟……倾动皇州，以为盛观”《唐两京城坊考》卷三《曲江》。
唐代社会的各个阶层，均流行赏花习俗。每年初春，长安士女“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随着春气渐暖，上层社会便开始举行各种形式的赏花活动。据《记事珠》记载，长安士女游春野步时，遇到名花就藉草而坐，然解下裙子，将花四周遮绕起来，俗曰“裙幄”。每年春天，长安城中都要举行斗花活动，以头上插戴的奇花多少而较胜负。因而贵族之家都不惜重金，买名花植之庭院，以便斗花时独占魁首。《开元天宝遗事》卷上。
在所有名花中，唐人尤重牡丹，长安、洛阳两京的皇家院内、贵族园邸以及佛宇道观，都遍种各色牡丹。《剧谈录》曰“京国花卉之辰，以牡丹为上。至于佛宇道观，游览者罕不经历”。
每年三月十五日前后，长安城中照例要举行牡丹花会。“两街看牡丹，奔走车马”钱易：《南部新书·丁》。白居易游览长安花市，作《买花》诗曰：
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
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
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
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
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谕。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描述了唐代长安牡丹花市上交易的情况。据《唐国史补》记载，由于唐代王公贵族珍爱牡丹，执金吾铺官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直数万者”。可见白居易“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的感叹，并非夸大。
七、体育风俗
唐代军中流行既具娱乐性，又含军事操练意义的体育活动，时称“军中戏”，主要有射箭、格斗、角抵、马球、驴球、蹴鞠、步打球和十五柱球等项目。
1．骑射、格斗和角抵
《旧唐书·太宗本记》记载：李世民于武德五年九月丁末，“引诸卫骑兵统将习射于显德殿庭，谓将军已下曰：自古突厥与中国，更有盛衰。若轩辕善用五兵，即能北逐獯鬻；周宣驱驰方召，亦能制胜太原。至汉、晋之军，逮于隋代，不使兵士素习干戈，突厥来侵，莫能抗御，致遗中国生民涂炭于寇手。我今不使汝等穿池筑苑，造诸淫费，农民恣令逸乐，兵士唯习弓马、庶使汝斗战，亦望汝前无横放。于是每日引数百人于殿前教射……自是后，士卒皆精锐”。这不仅说明统治者对军事训练的重视，而且可以看出射箭在当时仍居十分重要的地位，据《新唐书·兵志》记载，每个士兵要“人具弓一，矢三十”，弓箭是每个兵士都必须具备的武器。军中时常进行射箭比赛，并以成绩予以升级奖赏。
格斗是唐代军队体育的主要内容，其中又以长枪为主。唐代不乏使枪的好手，如《旧唐书·秦叔宝传》载曰：“叔宝每从太宗征伐，敌中有骁将锐卒，炫耀人马，出入来去者，太宗颇怒之，辄命叔宝往取。叔宝应命，跃马负枪而进，必刺之万众之中”。除长枪外，唐代军队中的格斗器械还有陌刀、铁锤、拍刀、巨掊等，反映出唐代军事体育的多样性。
在民间作为娱乐活动的角抵，由于它所具有的格斗技能、攻杀手段等属性，故一直也是军中常戏，唐代亦然。如左右神策军中多擅长角抵之徒，皇帝每每赶赴神策军中观看这一活动，《旧唐书·穆宗记》载曰：穆宗即位后，“丁亥，幸左神策军观角抵及杂戏”。“自是凡三日一幸左右军……观角抵，杂戏”。唐中央的“六军宿卫皆市人，富者贩缯彩、食梁肉、壮者为角抵、拔河、翅木、铁杠之戏”。《旧唐书·兵志》。唐敬宗也常“御三殿，观两军、教坊、内园分朋驴鞠、角抵”。《旧唐书·敬宗纪》。
2．马球和蹴鞠
唐代的将士们对马球运动非常痴迷，如唐德宗时，河北一位姓夏的军将苦练马球技艺，“常于球场中累钱千余，走马以球杖击之，一击一钱飞起六七丈”《太平广记》卷二二七。除了马球之外，唐代还盛行“驴打球”。“驴打球”又称“驴鞠”，唐玄宗宰相李林甫未冠时，酷爱驴鞠，“在东都，好游猎打球，驰逐鹰狗。每于城下槐坛下骑驴击鞠，略无休日。”佚名：《李林甫外传》。唐敬宗也热衷于“驴鞠”，为此，郓州（今山东郓城）特进贡一名叫石定宽的“驴打球人”，成为敬宗的宠幸。直到敬宗被杀的前一刻，还在与这位“驴打球人”一起饮酒。《旧唐书·敬宗纪》。女子也有“驴打球”。代宗时，剑南节度使郭英父热衷于此，“教女伎乘驴击球，钿鞍宝勒及它服用，日无虑数万费，以资倡乐，未尝问民间事”《新唐书·郭知运传》。
蹴鞠一直是古代军队中用以训练的活动项目，虽然唐代马球运动的兴起，使蹴鞠退居次要地位，但仍然是军中常戏，韦应物《寒食后北楼作》的诗句“遥闻击鼓声，蹴鞠军中乐”《韦江州集》卷七。说的就是军队中的蹴鞠活动。徐松《两京城坊考》引《剧谈录》曰：“胜业坊北街军中少年蹴鞠”。也说明蹴鞠活动在唐代军中还是时有开展的。
3．步打球和十五柱球戏
唐代的步打球，即我国古代的曲棍球。据王建《宫词》描写，唐代宗时的宫女们常于寒食日表演“步打球”，诗曰：“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王建：《宫词》，《全唐诗》卷三0二。从王建诗中可知，当时步打球分两队竞赛，两队人数相等，所以称“一半”。现存于日本奈良大寺佛殿正仓院的唐代的花毡上，织有一个左手拿着曲棍作接球状的儿童，当为唐代“步打球”形象。另据《唐音癸签》记载，唐时又有“贞观初魏郑公奉诏造”的“打球乐”，表演者“舞衣四色，窄绣罗襦，银带，簇花，折上巾，顺风脚”，“执球杖”而舞。《唐音癸签》卷十三。“打球乐”系“步打球乐”之简称，省一“步”字，极易与马球之“打球”混淆。作为“打球乐”伴奏的舞曲，到唐玄宗李隆基时，“其调犹存”，被李隆基改为“羯鼓曲”。
“十五柱球戏”又名“木射”，是唐代的一种室内球类竞赛运动。比赛时，先于场地的一端布置15个分别写有朱字和墨字的简形平底木柱，朱字有“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墨字有“傲、慢、佞、贪、滥”；参赛者手持木球在场地的另一端用力抛击木柱，击倒朱者为赢，击中墨者为输。其形制类似于今之保龄球。十五柱球的竞赛方法和规则，唐人陆秉的《木射图》有所记载。《木射图》着录于晃公武《郡斋读书志》内。
4．女子蹴鞠风行
隋唐妇女与男子一样投身于蹴球、骑射、划船等活动，而且还创造出“女子蹴球”等女性运动项目，在中国体育风俗史上写下了动人的一笔。
唐代以前所蹴的球，系在皮壳里填塞毛发而成。到唐时，人们已改用充气的动物尿脬来替代所填塞的毛发。这样球体不但轻巧，而且富有良好的弹性，因而有“气球”之称。因气球体轻，双方角蹴时激烈程度便有所降低，而表演性增强，适合于女子参加。因此，女子蹴球风靡于世，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技艺娴熟的蹴球女子。康骈《剧谈录·潘将军》载曰：“春雨初霁，有三鬟女子可十七、八，衣装褴褛，穿木屐，于道槐树下。值军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数丈。于是观者渐众。”“衣装褴褛”之民间女子也如此善蹴，说明当时女子蹴球活动非常普及。同时，唐代宫内女子蹴球也非常盛行，每逢寒食清明，宫女们就要蹴球角胜，胜者受赐金钱。王建《宫词》曰：
宿妆残粉未明天，总在朝阳花树边。
寒人内人长白打，库中先散与金钱。
韦庄《长安清明诗》亦曰：
早望伤春梦雨天，可堪芳草更芊芊；
内官初赐清明火，上相闲分白打钱。
《事物绀珠》卷十六曰：“踢鞠，两人对踢为白打”。王邕《内人踢鞠赋》将“球体兮似珠，人颜兮似玉，下则雷风之宛转，上则神仙之结束”的情景比若“洛神凌波”，说明当时女子蹴鞠充满一种协调、灵敏、柔丽、优雅的美感。
（第四节）隋唐汉族礼仪风俗
经过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分裂，隋唐社会又获得新的统一和安定。礼仪风俗也由分裂时的多样化、复杂化走向统一和完备。隋唐礼仪风俗在基本依照古礼的基础上，又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增减，明显呈现出世俗化和务奢侈两大特征。下面就育诞、婚姻和丧葬三个方面介绍隋唐时代礼仪风俗的一些时代特点。
一、育诞礼俗
1．孕俗重禁忌
唐代时，胎教习俗已有了医学根据，胎教被列入当时医家的视野，如隋代巢之方首次从胎儿发育以及周围环境对孕妇的影响等方面，分析了胎教原理；唐代名医孙思邈则在其医学名着《千金方》中设“养胎”专篇，曰：“儿在胎，日月未满，阴阳未备，腑脏骨节皆未成足。故自初讫于将产，饮食居处皆有禁忌。”孙思邈：《千金方·养胎论》。但隋唐时期仍有转胎之俗。隋代巢之方《诸病源候论·妊娠论》曰：妊娠三月，“形象始化，未有定仪，因感而化，俗生男宜佩弦执弓矢，欲生女宜佩韦施环佩；欲子美发，宜佩白璧；欲子贤能，宜看德书。”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妊娠论》。孙思邈也认为孕妇应口诵诗书，“居处简静”，才能生出长寿贤良的婴儿。
孕妇有许多禁忌。忌食兔肉之俗汉时已有，唐时仍得以继承，但内容有所变化，孙思邈《千金方·养胎论》曰：“妊娠食兔肉，令子无声音并缺唇。”其中“无声音”的内容是前代所未有的。并忌食狗肉，违之亦会生子“无声音并缺唇”，忌食羊肉、羊肝，“妊娠食羊肝，令子多厄；食山羊肉，令子多病。”忌食驴、马、骡肉，“妊娠食驴马肉，令子延月；食骡肉，产难。”忌食鱼肉，“妊娠食干鲤肉，令子多疮。”忌食豆酱、雀肉，忌饮酒，“妊娠食雀肉并豆酱，并子满面多黑干黯黑子。妊娠食雀肉，饮酒令子心淫情乱，不畏羞耻。”忌食鳖肉，“妊娠食鳖，令子项短。”忌食鸡肉、糯米，“妊娠食鸡肉、糯米，令子多白虫。”忌食生冷之物，“妊娠食冰酱，绝胎。”行为禁忌方面，则有忌在非常地大小便的习俗，“妊娠勿向非常地大小便，必半产杀人。”孙思邈：《千金方·养胎论》。
唐代人仍视一胎三子为不祥，《开元占经》引《无镜》曰：“妇人一时生三男，不出三年，外国来伐；生三女，国有阴私”，故多为灾异现象，产家皆溺杀之。《新唐书·五行三》载曰：“（代宗）大历十一年二月，胎应妇人产一男二女”，“（昭宗）天右二年五月，颖州汝阴民彭文妻一产三男”，“（高宗）永徽六年，甾州高苑民吴威妻，嘉州民辛道护，皆一产四男。凡物反常则为妖，亦阴气盛而母道壮也。”“（敬宗）宝历二年十一月，延州人贺文妻一产四男”。
2．“洗三”出现
婴儿出生三日之洗儿礼，又称“洗三”，初见于唐代史藉。唐人郑明海《明皇杂录》上载曰：“玉龙子，太宗于晋阳宫得之，文德皇后常置之衣箱中。及大帝载诞之三日后，以朱络衣并玉龙子赐焉。”这是现见最早记录洗儿礼风俗的文献，所记为唐太宗李世民为其贞观二年（628年）元月出生的儿子李治举行的洗儿礼。另，《资治通鉴》也载有安禄山被杨贵妃认为“养儿”时的“洗儿礼”，曰：“甲辰，禄山生日，上及贵妃赐衣服、宝器、酒馔甚厚。三日，召禄山入禁中，贵妃以锦乡为大襁褓，裹禄山，使宫人以彩舆舁之。上闻后宫欢笑，问其故，左右以贵妃三日洗禄和对。上自往观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复厚赐禄山，尽欢而罢。”《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载》。洗儿礼的习俗在唐代文献中还有大量记录，这表明为小儿诞生进行沐浴的习俗活动在隋唐时期已经定型，并已由民间进入宫中，成为一种被朝廷所接受且加以推衍的礼俗。
唐代洗儿礼时，家中长辈得向新生儿馈赠吉祥物、洗儿果、洗儿钱等。韩《金銮密记》载曰：昭宗“天复二年，大驾在歧，皇女生三日，赐洗儿果、金银钱、银叶坐子、金银铤子。”同时也要向婴儿出生时的稳婆及参加洗儿礼诸贺者、侍者、乐工等分发礼钱及礼品。晚唐诗人王建《宫词》曰：“日高殿里有香烟，万岁当来动九天。妃子院中初降临，内人争乞洗儿钱。”王建：《宫词》，《全唐诗》卷三0二。宋天诗曰：“三十六宫人笑语，上前争乞洗儿钱。”
唐代洗儿，有以虎骨水为浴汤者。敦煌卷子伯二六六一《诸杂略汤要抄子》载曰：“小儿初生时，煮虎骨，取汤洗，至老无病，吉。”又有以猪胆汗汤为浴汤者，《千金方》曰：“以猪胆一枚，投汤中浴儿，终身不遗疮疥。”宫中洗儿，浴盆多用金盒，李德裕《次柳氏旧闻》载曰：“代宗之延三日，上幸东宫，赐之金盒，命以浴。”
洗儿毕，主人得设宴招待诸贺者。据《次柳氏旧闻》所载，唐代东宫为代宗“洗三”所办的宴会，“尽留内守”，唐玄宗并“谓力士曰：此殿有三天子，乐乎哉！可与太子饮酒。”据《太平广记》载曰：“大华公主（玄宗女儿）载诞三日，宫中大陈鼓吹。”《太平广记》卷二一九《周广》。至于平民百姓，则设酒席，以汤饼招待诸客，曰“汤饼会”。刘禹锡《送张畲赴法》诗曰：“尔生始悬弧，我作座上客。引箸举汤饼，祝词天麒麟。”可见，“汤饼会”上，来客还要给新生儿致祝祈之词。
唐时得子，民间尚有悬弧报喜之俗。刘禹锡《送张畲赴举》诗曰：“尔生始悬弧，我作座上客。引箸举汤饼，祝词天麒麟”。包何《相里使君第七男生日》诗曰：“他时干蛊声名着，今日县弧宴乐甜。”
3．育儿杂俗种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