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书籍的印刷，本来印刷术也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是我们的先民对人类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然而到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印刷技术却超过了中国。１９世纪初叶，欧洲近代机械印刷术开始传入中国，最早是凸版印刷，其次是平版印刷，再是凹版印刷。输入的新式印刷机价格低，效率高，很快为国人所接受，成为许多出版机构、报馆的主要设备。于是，一批新式出版物，如报纸、刊物、书籍纷纷告世，流传海内。成立于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的商务印书馆，最初拥有２部手摇水印机，３部脚踏圆盘机和３部手扳压印机，主要印刷商业簿册和商业报表，后来扩大规模，出版《最新教科书》，行销国内各地。这些印刷品与旧式书籍有很大的不同，是中国图书业更新的重要标志。
５消闲器用精致化
在晚清时期的消闲用品中，值得一提的是鼻烟壶和扇子。鼻烟壶，俗名烟壶，是一种装鼻烟的器皿。它制作精美，造形多样，内装掺入麝香等名贵药材的鼻烟，供人吸闻。其气味醇厚、辛辣，有明目、提神、避疫、活血、驱寒等功效。鼻烟壶发展至清代，进入大盛期。广州、北京、山东博山以及内蒙古、辽宁等地，是鼻烟壶的主要产地。辽宁的玛瑙鼻烟壶、内蒙古的银制鼻烟壶等，都享誉全国。制作鼻烟壶的原料相当广泛，主要有玻璃、瓷、玉、珊瑚、玛瑙、琥珀、悲翠、水晶、金、银、石、木、竹以及象牙、海贝等材料。许多鼻烟壶不仅制作工艺精细，而且用多种画案、色彩装饰，有套二彩、套三彩，甚至套四五彩的。由于鼻烟壶包含了大量艺术成分，所以被人们视为艺术品得以收藏。晚清时，达官贵人多嗜鼻烟壶，每遇公众场合，各出其所藏相互炫耀。
扇子在我国历史上具有多种价值，既可驱热纳凉，又是观赏品、收藏品，具有一定的消闲性和艺术性。清代时扇子品种繁多，艺术加工愈加精巧。其品种有竹扇、羽扇、纨扇、油扇、蒲扇、折叠扇。晚清同光年间，士大夫中盛行油扇。油扇为折扇中的一种，因产自杭州，俗称“杭扇”。扇面多用黑油涂刷，亦名“油扇”。油扇扇骨细而密，一般为３０～５０根，展开形如半规。贵重的油扇还用金箔制成翎毛、花卉、人物等，贴在扇子的两面。得到这种扇子后，人们或者将之珍藏，或者赠送亲朋好友。１９世纪６０～７０年代，西洋自来风扇传入中国。葛元煦曾对其形状作过描述：“外洋所制自来风扇，以法条运轮齿鼓动折扇，不烦人力。置诸案头，微风习习，最可人意。惜为时不久，法条一转不及一刻耳。”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第４０页。这种机械风扇别具一格，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人工，从使用价值来讲显然超过中国传统式样的扇子，但在艺术价值、收藏价值方面，则无法与中国式扇子相比，故未能在汉族社会中流行开来。
六、娱乐风俗
清代后期，在全国范围内，人们的娱乐、休闲生活基本传承前期固有的风俗事象，戏剧、歌舞、百戏、杂耍、竞技、博弈，以及各种各样的花会等。但在沿海地区的一些城镇，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西式文体娱乐项目也随之传入，并逐渐为社会各界所接受，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如看电影、幻灯、话剧，跳西洋舞，玩朴克牌等，在沿海口岸城市已成为上层社会的主要娱乐休闲方式，从而使汉族社会的文化娱乐风俗发生了根本的变革，而带有近代性的特征。
１．传统娱乐风俗的继承
道光、咸丰年间，以徽班为基础的京剧形成，至同治、光绪年间，开创了一个兴盛的局面。京剧演出受到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地区汉族官贵与平民的普遍赞赏。并出现了流派纷呈的局面，如同治以后的陈调、俞调和马调，就当时有名的三大京剧唱腔流派。陈调苍劲浑厚，俞调婉转清秀，马调朴实流利，三派各有特点，影响直至现代，继续衍生出新流派。他们的着名曲目分别有《玉蜻蜓》、《倭袍》、《珍珠塔》等。到清代末年，京班在进入宫廷的同时，逐步流布到南北各地，除北京的近邻天津、保定及农村有京班的足迹外，在上海，山东的济南、烟台、曲阜孔府，河南的开封，湖北的汉口，湖南的长沙，云南的昆明，四川的成都，杭嘉湖地区，以及东北的沈阳、营口、安东（今丹东）、海参崴、哈尔滨、吉林等，都可见到京班的影子。在流动演出的基础上，有的戏班落了户，并设立科班培育人才，甚至形成了地域性的流派，如上海的海派京剧等。
同时，各地的地方戏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流行于安徽等地的泗州戏，原名“拉魂腔”，于咸丰年间在民间歌舞“秧歌”、“号子”、“花鼓”、“猎户腔”的基础上发展成一个少有影响的地方剧种。泗州戏有一种特殊的传统演出形式“压话场”，即正戏开演前男女演员各一人对唱对舞，表演“百马大战”、“蛇脱壳”、“剪子股”、“门外窝”、“荡子踢球”、“燕子拔泥”、“凤凰双展翅”等。表演完这段生动活泼的双人歌舞，正戏才开始。在“压话场”中，有一段倾诉艺人痛苦生活的“篇子”，提到“咸丰三年临时贵，缴了租子顾不上吃”，从唱词看，作为职业性演出的兴起，泗州戏应该在咸丰三年之前。
此外，清代后期的地方戏还有流行于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花灯戏，山东的吕剧、五音戏，江苏的锡剧，山东及河南的二夹弦，台湾的歌仔戏，湖北、江西的楚剧，广西的彩调剧等。
在清代后期亦巫亦艺的傩戏班到已初具规模。清同治三年《酉阳直隶州总志》载曰：“案州属多男巫，其女巫则谓师娘子，凡咒舞求佑，只用男巫一二人或三四人。病愈还愿，谓之阳戏，则多十余人。生、旦、净、丑，袍帽冠服，无所不俱，伪饰女旦，亦居然梨园弟子，以色媚人者。”而且演出也十分活跃，每逢民俗节日，如春节、元宵等各地都有傩戏演出，如贵州安顺，“岁时礼节，俱有楚风。正月自元旦至十五，击鼓以唱神歌，妆扮傩神，沿村逐疫，所至之寨，必款以酒食。九月祀五显神，远近咸集，戏舞终日，至暮乃散。”“元宵遍张鼓乐，灯火爆竹，扮演故事。有龙灯、狮子、花灯、地戏之乐。”
到清末时，傩戏已摆脱了季节的限制，也摈弃了一些繁文缛节，由傩坛演出向高台演出发展，巫作傩戏也出现了向职业性演出迈进的趋势。如在湖南沪溪，“今年仓内禾蚕富足，明年生意买卖兴隆，事事如意，还唱一本《孟姜女》戏文酬谢神佑；”“虽无当街扎台专演《孟姜女》，但入冬迎傩神，还旧所许愿时，也必须唱一本《孟姜女》。演至寻夫时，必向来宾索路费钱。”道光年间，四川傩戏已有与地方戏班同台合演的迹象。江西人黄勤业在《蜀游日记》中记载了他在清道光年游峨嵋山时，目睹了巫师“跳端公”、“祭马头娘”并“作优戏”的情景，其中提到了“鲍老”。鲍老是宋之戏曲中的一个常引人发笑的喜剧角色。可见此时的傩戏中还吸收了木偶戏参与演出。另，道光《新宁县志》载曰：“俗重日插秧毕，以傀儡演剧为青苗戏，并诵《虫蝗经》”。此处所说的“傀儡”，当是提线木偶之类的傀儡戏，其中当有巫觋戴面具的形象。其剧亦是祭祀性戏剧。在湖南岳阳，有杨四庙，每年都要开庙演傩戏。史载，“杨四庙在十二都横板桥，祀杨业第四子杨四将军；祀唐张巡，一名庄祀堂。此庙每年游傩演剧甚盛。”
在民间歌舞方面，民间狮舞已发育成熟。成书于光绪年间的《京都风俗志》曰：“太少狮，以一人举狮头在前，一人在后为狮尾，上遮宽布，彩色绒线，如狮背皮毛状，二人套彩作狮腿，前直立，后伛偻，舞动如生，有滚球、戏水等名目。”所介绍的为两人协同表演的太狮舞，已与今天的狮舞无多大差别。少狮舞则是一人藏伏狮皮中表演。在广泛流传中各地民间还创造了多种多样的狮子舞，如南方威武矫健、穿插着许多翻滚跌扑技巧表演的“武狮”；诙谐风趣逗人喜爱的“文狮”；用板凳装饰成狮形耍舞的“板凳狮”和使舞狮口喷火的“火狮”等。此外，当时的民间舞蹈还有跑旱船，其表演形式有二，《燕京岁时记》曰：“跑旱船者，乃村童扮成女子，手驾布船，口唱俚歌，意在学游湖而采莲者”，此其一；其二，则以一人扛起木架船形道具边唱边舞，蔡省五《一岁货声》“跑旱船”注曰：“一人携两儿，戴女冠，荷木架船，行敲锣鼓，如人家唱山西曲。”又有舞大头和尚。《新年杂咏·大头和尚》序曰：“兼办山神童子，跳舞而来，皆戴彩绘假头，故曰大头和尚。”
在清代后期，北京各地有各种各样的民间花会组织，如吹打乐队、云车会、高跷会、杠子会、中幡会、天平会等，多达几十种。每当逢年过节和迎神赛会、红白喜事时，人们往往要组织十几档花会进行大会串，俗称“走会”或“过会”。清代光绪年间富察敦崇着《燕京岁时记》曰：“过会者，乃京师游手，扮作开路、中幡、杠箱、官儿、五虎棍、跨鼓、花钹、高跷、秧歌、什不闲、耍坛子、耍狮子之类，如遇城隍出巡及各庙会等。随地演唱，观者如堵。”在这些形形色色的花会中，包括了民间杂耍、民间歌舞，及武术表演。这些民间花会有的还被请到宫中去表演。据传京东小红门地区的红寺村于清乾隆年间成立的地秧歌会，以及丰台十八村中的孟家村旱船会、柳林的花钹大鼓、张房的太狮会、鹅凤营的献音老会等都于光绪年间参加过宫廷演出，而受过皇封。
在北京，每逢京西妙峰山碧霞元君庙庙会，附近各地的民间花会都要赶去赴会。《燕京岁时记》记其盛况曰：妙峰山碧霞元君庙“每届四月，自初一日开庙半月，香火极盛，人烟辐辏，车马喧阗，夜间灯火之繁，籼如列宿。以各中之人计之，共约有数十万。以金钱计之，亦约有数十万。”其中就有花会表演。《旧都文物略》记“赶会”习俗曰：“中顶、西顶、南顶皆有祀神之会，而四月妙峰山之娘娘顶，则香火之盛，闻于远迩……而乡社子弟，又结队扮演灯火杂剧，藉娱神为名，歌舞于途，谓之赶会”。
在南方的温州，端午节有台阁会，大约始于清同治年间。端午节观划台阁，成了温州人节日娱乐活动的重要内容。台阁，也称彩舫，是一种将亭台楼阁置于船上，并在其间安排化妆人物、乐队、秋千等供人欣赏的龙舟。温州的台阁十分壮观，长约六、七丈，宽丈余，可容纳１００人左右。前后为木雕龙头龙尾，其须角、眼睛、鳞片均为彩漆、贴金装饰。台阁有亭台三座，各式花灯遍布台阁，入夜时景色甚迷人。台阁还设有风车、秋千架三座，每个秋千架上都有四名儿童身着戏装、手握绳子，坐在软绳上随秋千回环起伏、腾空飞转。龙头龙尾还各设一对艄公艄婆站立，负责台阁的转向。还有四位划手藏于隐秘处划船。台阁上的乐队演奏的乐曲，更令人心旷神怡。每逢端午节，台阁被装扮一新，缓缓行于河面，船上秋千回转，彩旗飞舞，岸边观者如潮涌。
山东潍坊则有风筝会。潍坊风筝是山东风筝的代表。潍坊人放风筝的历史悠久，但真正形成气候，并进入鼎盛期的时间是清乾隆至嘉庆年间。《潍县志稿》载曰：“本邑每逢寒食，东门外，沙滩上……板桥横亘，河水初泮，桃李葩吐，杨柳烟合，凌空纸鸢，高入云端。”放风筝不仅成为人们节日中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娱乐习俗，而且发展趋向普及。潍坊成了扎、糊、绘、放这风筝四艺中心和集散地。在清代后期，潍坊风筝已从自我欣赏、娱乐转向商品生产，鼎盛期有风筝作坊和店铺３０余家。清乾隆、嘉庆以后，潍县东关城墙下的白浪河滩，是集市贸易中心，而风筝市就在东城的城墙下。风筝习俗从此兴起并广为传之。清末民间画家王福斋是扎人物风筝的拿手艺人，“雷震子”就是他的着名之作。除外，还有陈哑巴等１０余家扎风筝名家。
在江苏，端午节时有龙舟竞渡。如武进端阳节时“龙舟竞渡于白云渡一带，画船箫鼓，竞日通宵。”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江苏武进岁时记》。江苏六合县于五月朔日，“龙津桥上下河内，群造龙舟竞渡。”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江苏六合之岁时》。
此外，湖北、江西、浙江、湖南、广东、四川等南方省份均有竞渡之戏。如湖北武昌“五月五日端阳节，有竞舟之戏，以吊屈原也。”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湖北武昌之岁时》。又江西萍乡端阳节“龙舟竞渡，角黍投江，相传为屈大夫蹈汨罗之纪念。习俗相沿，年年如是……午后年幼男女，咸着新衣，纷纷去观龙船。”每艘参赛船“水手数十人，拨桨前进，船末掌舵一人，船首一人持小红旗二面。当二船比赛时，锣鼓大作，船首执旗者，大喊助威，发声极怪，舞旗不已。及至胜负即分，两岸观者亦大声欢呼。”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萍乡岁时之风俗》。
北方冬天除有滑冰之戏外，清末时还有一种拖冰床活动，“冬至以后，水泽腹坚，则十刹海、护城河、二闸等处皆有冰床。一人拖之，其行甚速。长约五尺、宽约三尺，以木为之，脚有铁条，可坐三四人。雪晴日暖之际，如行玉壶中，亦快事也。”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拖床》。
在清代后期，象棋活动虽在民间颇为流行，但棋坛高手却不多见，棋道衰落，甚至“恒有人设摊于道左，以钱博胜负者。”徐珂：《清稗类钞·赌博类》。
起于唐宋，盛于明的蹴鞠之戏，到了清代后期已经衰落，故在史志上已少见有载。只是踢石球之戏作为传统的蹴鞠活动的一种，名曰蹋鞠，俗名踢球、踢铁球或石球，在京师少儿中尚有流行，多在冬季进行。《燕京岁时记·踢球》曰：“十月以后，寒贱之子，琢石为球，以足蹴之，前后交击为胜。盖京师多寒，足指冻，儿童踢弄之，足以活血御寒，亦蹴鞠之类也。”清末《北京民间风俗百图》中《踢球图》曰：二人以石球两个为赌，用些碎破瓦块铺地，用一球先摆一处，二球离七、八尺远，每人踢二次，踢中为赢，不中便输，娱乐场所简便易行，同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其群众性、自娱性和世俗性的特征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活动在河北一些地区也有流行。
２．近代娱乐样式的滥觞
清代后期汉族社会的文体娱乐风俗不仅发扬光大了中国传统娱乐形式，而且还适应了历史时代的变化，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体娱乐形式吸收进来，如话剧、电影、西式舞蹈、体育比赛、打扑克、打台球等，进一步丰富了官民士庶的文化生活。外国人占据的租界，是展示西方社会文体娱乐方式的最重要的舞台。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居住在上海租界（中国人称之为“夷场”）的外国人组成了业余剧团，在一间大仓库里排练演出，上演了《势均力敌》、《合法继承》、《精疲力竭》等剧目。以后，又有了专门的戏剧俱乐部“大英剧社”，此为中国近代有西洋戏剧之始。但这一时期的近代休闲娱乐完全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参与的人又都是西洋人，还未影响到中国民间。
除了戏剧之外，租界内尚有舞会活动。新的生活娱乐方式很快渗透到市民百姓中。有外国人业余演剧，也有百姓“男女数人”跑到租界码头“居然坐唱”，打破了旧时男女有别不能同台演戏，更不能抛头露面公然在街头大庭广众之下吟唱之禁。１９世纪３０年代留声机传入，清末士大夫曾赋诗诵之：“旧闻声是无常物，气浪摇空遇不停，谁遣伶伦造奇器，封藏万籁斗乾灵。”《清代日记汇抄》，第３７５页。这些新事物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愉悦，增添了不少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