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鄞县生产席草，历史悠久。据宝庆《四明志》记载，早在隋唐时期，宁席已作为宁波特产远销海内外。宁席主要原料是席草和络麻，以络麻为经，席草为纬。若用苎麻为经，叫做“白麻筋草席”。席草于十月种下，次年夏收割。农民有“高手种席草，席草长得好”之谚。为了招待高手，主人将新糯米蒸熟，外蘸糖和芝麻粉，给高手吃，但也有吃长面的。席草收割多在夏天梅伏季节，为了赶在日出时晒草，早晨三点钟就开始割席草，割席草时期，家家户户都吃糯米粽。晒席草最忌正午雷雨，若遇上雷雨，全村人不分老弱病残全部出动，抢收席草，即使两家有宿怨也要帮助抢收。席草经过二三天曝晒干燥，就捆起来藏进屋里。捆草叫做“并草”，晒干的席草非常溜滑，并草难度高，需请高手来干。
４．水利管理的有序化和机器排灌的引入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所以少见有较大水利工程的修建，水利排灌器具除有些试验农场有机动抽水机使用外，在绝大部分农村仍使用传统的排灌器具，如筒车、翻车、桔槔、戽斗、轴轳等。但南方“圩田”地区的在防涝方面，其风俗比前代有所变化。
南方圩田面积很大，数十、数百乃至数千亩者均有之。由于圩田地势较低，容易受涝。江浙圩田四周一般筑有堤塘，俗叫“塘浔”（浔，就是水边），有些地方叫“埭”。每村设埭长，负有筑埭、修埭、维护埭埂安全和倒埭时指挥抢险的职权。
筑埭、建埭、修塘浔，旧时要用牲礼祭奠当方土地菩萨，并占卜得允后方可动工。在浙江长兴泗安的埭埂上，每隔一段路，建立一个土地庙，意请护佑。不论筑埭、建埭、修塘浔，均要挑土运石。此时，挑运土石者要推两个彪形大汉领头和压尾，挑头阵者，泥担上插一三角小红旗，压尾阵者插一小绿旗。
洪水季节，埭长要派人巡埭。一般视洪水情况由几人至十数人为一班，昼夜不息，轮班巡逻。他们随身带着石锒头、铁锹、木桩、麻袋、草包等工具，遇有小漏小缺，随时修补。并随带大锣，若无险情，每过一定时间敲以慢点大平锣，若遇险情，就敲紧点报警锣，全村不论男女老少，拿起准备好的锄、耙、门板等扒泥和堵水的用具，一齐向报警的地段集结。洪讯大时，有的地方实行强劳力集中睡觉，以便抢险；若家无劳力，则酌情出钱雇人。
在平时，堤埂上因向外车水需要所开的缺口，各家车完水要填塞牢固。如果谁家的缺口堵得不坚实而被洪水冲垮，危及整个田畈和村舍，这户人家就会遭到严重惩罚，甚至家中的房屋要被拆掉、财产要变卖以赔偿损失。
民国时在洪汛季节，若连日大雨、暴雨，各地城乡有禁止杀生，不准吃鱼肉荤腥的“断屠”习俗。届时县衙也会贴出告示，宣布断屠，俗称“断屠牌”。对于专业渔民，县衙发放鱼丁（即饷银）作为补贴。断屠之俗较严，若有渔家或肉店违反，会激起民愤，强行将鱼肉抛入江河。民众身穿蓑衣，执事严格，维护断屠，俗称这些人为“蓑衣大王”。发生旱灾时，亦有断屠之举。
断屠的用意，主要是罪已谢天，祈祷上苍，保佑黎民百姓，消灾禳祸。抗日战争后，断屠之俗渐衰。
５．传统农作俗信的沿袭
民国时期江南农村几乎每村都有五圣庙，以“五圣”为农业产生的保护神。关于“五圣”的来历。传说有二：一种传说五圣是五兄弟，家里很穷，对母亲很孝，死后成神，玉帝封他们管民间善恶之事。一种传说，五圣即五谷神，能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五圣庙一般建在村口，很小很低。有的村坊只用三块砖头，二直一横，搭成庙的样子，里面贴张红纸，写上几个字，就算五圣庙了。
并有祭田公田婆之俗，如浙江余姚农民每逢下田、开犁、插秧、收割等主要农活，都要祭田公婆，祝祷五谷丰收；并称为“田陀菩萨”，传说“田陀菩萨”的面孔很大，左右两边有红点。
在正月，要“甩火把”，又称“烧田蚕”。正月里的半夜，农家用稻草扎成小把，点燃后高举火把在田岸上奔跑，或将火把甩上落下，口中高呼咒语性质的歌谣：“火把掼得高，三石六斗稳牢牢。火把掼到东，家里堆个大米囤；火把掼到南，国泰民安人心欢；火把掼到西，风调雨顺笑嘻嘻；火把掼到北，五谷丰登全家乐”，等等。也有在田中烧茅草、茭白草的。浙江嘉兴则有用稻草做成草把，扎得很高，放置田中，草把上饰几根红绿飘带，黄昏时四周点灯，敲锣打鼓，用火焚烧。焚火烧田岸，可杀伤越冬病虫。
民国时期，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农作俗信当是“求雨”。有曝晒神像以求雨的方法。如在河北冀县，当遇到大旱时，在露天设置神桌，村民们戴着用柳枝编成的帽子集合于龙王庙，把龙王像拿到庙前广场上进行曝晒。太在祭祀时焚香进表，许愿说：如能在三天或七天内降雨，便献一场戏或重新油漆神像。黄迪：《清河村镇社区》，《社会学界》第１０１卷。浙江象山人将龙王像曝晒三日后，还要结队赴龙潭请“圣”。如经县城，县长必须迎送。民国时期曾两次发生因县长出迎不恭而迎圣队伍闯闹县堂的事件。朱永林：《龙是什么》，《中国民间文化》第五集，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曝晒的神像除龙王外，也有关帝、玉皇、观音等其他神象的。在广东省潮州地区，曝晒的是“雨迁爷”，将神像抬出庙时，每走三步还要鞭打神像一次；《潮州求雨的风俗》，《民俗周刊》第１３、１４期合刊。甘肃省境内的张家镇则曝晒娘娘庙内供奉的两位女神，有时晒毕要将神像抛于泉源附近以祈求甘霖。
有的地方则要盗取邻村神像曝晒。如河北邢台孔桥村求雨时要成立龙王会。有会主十六七人，负责到邻村盗龙王像盗得愈多愈好。盗来的神像被置于本村的庙前曝晒，祈雨成功，则要将神像装饰一番，以仪仗送回。也有借神像的。像浙江东阳地区大旱之时，要举行“接佛”活动，把太白山上的七姐妹、五星太祖或各都的胡公大帝像借来祈雨。十几个中年人在天没亮时就出去，他们把佛像捆好并焚香燃烛叩拜之，然后扛回放在祠堂内临时搭成的凉棚内，选出一个叫做“等名”的人来管理此像。做“等名”的人必须是妻子已死，但儿、媳、孙都在的人，他片刻不离地在佛像旁照料一切。每天要请巫师作“雨斋”的仪式，如过三天仍不下雨，“等名”就要召集村里的妇女诵读《夜经》。祈雨得验，则要将佛像重塑金身。送回原处。《东阳接龙接佛》，《民间月刊》第１１集。浙江东阳农村即使本村有龙王像，仍要盗借他村龙王像，认为盗借来的龙王像更灵验。（日本）直江广治：《中国民俗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８８～９０页。
此外，在祈雨时，各地又有不同的仪典程序。在河北沧州，祈雨多抬关帝像巡游，九日内如祈雨成功，则要演剧关帝酬谢。《沧县志》，１９３３年铅印本。河北昌黎县神像巡查时各村各户在门前放一水瓮，上面插着柳枝，贴着写着“九江八河五湖四海龙王之位”的黄纸，遇巡查队伍则将瓮中之水洒向队伍。巡回队伍如在途中看到水井，便要跪下祭拜，并叫道：“下雨罢”。山东历城县祈雨时，全体村民要提前三天斋戒，不得吃肉及葱、蒜，不得沐浴，避免男女同房。日本·内田智雄：《求雨》，《中国农村的家族和信仰》，１９４８年。浙江东阳祈雨时，要用捞斗捉一只青蛙或一条白鱼，青蛙为龙子，白鱼为龙女，装入水瓶，回村供奉。周耀明：《风俗文化论》，广西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５７页。
假如阴雨连绵，久无晴日，则有许多祈祷天晴的习俗。常见的有扫睛眼和木棒打门、木杓挖天等。扫晴娘，先用秫秆制作一个女人形，称为“扫晴娘”，同时假造一把扫帚插在“扫晴娘”手中，另用一线绳将此人形系在院中的树上，于每天的晨、午、晚三时刻向它唱歌：“扫晴娘，扫晴天，绿衫红衫任你穿。”如果不久天晴，则以红绿纸裁一衣形，以火焚之。木棒打门用绳将一个捶衣用的木棒系在门上，并用手摆之，使其与门相撞，并唱日：“棒棰打门，晴天日而人；棒棰打千秋，晴天大日头。”连唱三遍。木杓挖天，即持木勺向天空边挖边唱：“杓子杓子挖挖天，云彩上西山，今日下大雨，明日响晴天。”《淮阳乡村风俗土记》，１９３４年铅印本。
二、副业风俗
民国时期的广大农村，除从事农作劳动外，还从事各种各样的副业生产，如养猪、养鸡、编席、织布等，既为自用，有时也用于交换，以补贴家用。
１．俗重副业
农业生产以出售为目的，成为民国农民普遍的时尚。这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对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封闭性的小农经济冲击的结果。纷纷出卖农副产品，这本身就是一种经贸风俗事象；客观上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又深刻地促使了农民生产和生活观念的嬗变。
民国初年，上海青浦县章练乡的“农民最勤，习以为常，妇女乌馌饷外，耘获车灌，率与男子共事，故视他处劳苦虽倍，而男女皆能自立。其无田者，为人佣耕曰长工，农月暂佣者为忙工，田多人少者请人助己而偿之曰伴工。俗务纺织，乡妇抱布入市，易棉归，旦复抱布出。纺法用两指捻纱，名手车。织者率日成一端，入市场易钱佐薪水，盖其纺织精敏，实能以织助耕之不足焉。”高如圭，万以曾辑：《章练小志》卷三《风俗·方言》。在民国时期，不出卖自己的农副产品的农家几乎是没有的，农家完成出售风尚的过程和步聚，便构成了一幅与农家的农业生产活动完全不同的风俗画。这在民国大量的志书中有生动的描摹。
如民国年间的上海金山县城乡，“土人重农逐末者寡其行贾于外者惟米、花、布等物，居货者多土着。平章市价而低昂之，谓之牙行。负贩各物，营微利以自给，谓之小经纪。其黠者伺有货至，则拉而散之店口或居民，名为代卖，实资中饱，谓之白拉主人。如牛、豕、农器，各乡镇俱有集期。大率商贾习俗，富则守分读书，贫则依人谋食，势使然也。”《重修金山县志》卷十七《风俗》。
既然生产是为了销售，就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因之民国时期农业生产的品种与前代有明显的变化，出现了一些原是少种甚至是前所未闻的农产品。譬如，“洋葱，外国种，近因销售甚广，民多种之。叶似葱，高三、四尺，地下茎如水仙茎，植物学所谓鳞茎也。佐向食，味颇佳，惟其叶人多不食”吴馨等修，姚等纂：《上海县续志》卷八《物产》。。“薄荷，民国七年本区开始种植，至十年前后，户户种植，二十年以后，销路欠广，价低，种者渐少”吕舜详、武嘏纯编：《嘉宗疁东志》卷三《物产·天然物》。人们日常生活的日趋“洋”化，农民在副业生产自然也要满足这种要求。譬如，“民国后，洋布盛行，黄草事业日见发达，徐行附近多改织黄草品，近城外多改织毛巾，所织之布仅供家衣着，纱多不自纺而改买洋纱”同吕舜详、武嘏纯编：《嘉宗疁东志》卷三《物产·天然物》。“澄桥、徐行、樊桥等乡所制黄草织物，向为着称。近年又经人研究提倡，出品益事改良，于凉鞵、拖鞵外，弱编提包、书包、文夹、文件簏、信插、钱袋等物，每年运往上海，转输至宁波、福建、广东及南洋群岛等处，为数甚众”陈传德修，黄世祚、王焘曾等纂：《嘉定县续志》卷五《风土志·物产》。新产品的开发，带动了农副业生产的兴旺，传统的自然经济正逐渐向商品经济转化。“牛，旧时只黄牛、水牛二种，近来（系指民国２６年前后）多畜乳牛，俗呼外国牛，毛色黄，亦有黄白相杂者，无肩峰，不能驾轭耕田，以乳多为贵甚尤者，价值三、四百元以上”方鸿铠修，黄炎培等纂：《川沙县志》卷三《物产志·动物》。
当然，民国农副产品商品化的扩大，只是相对于前代而言。尽管出售农副产品成为广为农夫接受的风习和观念，但我们不能认为“它已完全变成了商品生产”，“丧失了其自给性”。在当时农村中生产的自给情形还较普遍，例如在汉口，“乡间老成妇女子，特购入棉丝，以自织成其所好土，余剩则卖却”《东方商报》第６０号，第１０页。四川农民“除了自己家庭所需外”，乘余的再“供给别人的需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２４８页。其他各地亦然。
２．畜牧习俗因传统
民国时期广大农村所饲养的大牲畜，一般是役畜，如马、驴、骡、牛等；但也有部分作肉畜的，奶用畜的饲养在汉族地区则初见端倪。
北方役畜常见的是马、驴、骡，主要用于运输、梨地和推磨，俗称“牲口”。北方喂养牲口多用“栏”或“圈”，所喂养的饲料常用谷草，外加玉米秸、豆秸、豆角皮、干圭草、地瓜蔓、麦糖、麸皮，及豆饼、花生饼等。所喂的草料要用铡刀铡细，俗称“草节”，越细越好。长途运输或田间流动作业时，畜主用大袋子装草料，俗称“草料袋子”，备一临时畜槽，槽架，槽多木制，或竟以大铁桶竖剖为二，制成轻便铁槽，停车、停工即可就地喂草喂料。牲畜之饮饲，有水饮、盐饮、麸水饮、粥水饮种种，冬季里农家常在饭后以刷锅水饮牲口，取其温热适中，夏季则常饮于河边或新取井水饮之。饮牲口时，主人轻嘘口哨以助兴。牲畜使役之后，要及时休息，驴、骡、马卸车、卸磨之后，必牵至干燥松软场地，着其打滚消汗，然后才饮水、喂料。牛在喂草之后，要留出足够的反刍时间，俗名“回嚼”。
马、骡、驴等圆蹄畜，要按时挂铁掌，俗称“上蹄子”。是故北方农村，大道旁多有专打马蹄铁、上蹄子的“蹄庄”，以致许多地方出现了“打驴蹄张家”、“打驴蹄李家”等村名。
民国时期，农家在相牛相马等方面已积累起非常丰富的经验。如相牛之谚“（好牛要）前裆放下头，后裆放下手”，“前腿直似箭，力量大无限；后腿弯如弓，行走快如风”，“看犊看娘，儿肥母壮”；相驴之谚“懒驴上套，不拉就尿”，“驴子是个怪，骑着比牵着快”，“驴骑后，马骑前，骡子骑在正当间”，等等。
南方役畜以牛为主，也有少量的马，如云贵地区则有以马为役畜者，主要用于运输，常结队而行，俗称“马帮”。南方养牛，春、夏、秋三个季节，多为放养，牛以吃鲜草为主；冬天则要“栏”养，以喂干饲料为主，常见的有豆秸、玉米秸、稻草、干草等粗饲料，外加豆饼，大豆等粗饲料，春耕、夏收夏种大忙季节，还要喂之以黄酒、米酒，及一些滋补的中草药，以保证使役。逢年过节时则有“请栏神”之俗，农村家家户户在牛栏边，贴一张“栏神”，认为它会保护六畜兴旺。“栏神”两边有一副对联，如“日长千斤肉，夜大万两油”等。每次生小牛，或小牛出售也要请“栏神”。请“栏神”时不准用刀，否则认为不吉利。浙江民间称“栏神”为“牛栏土地”。
肉畜主要有猪和鸡。但农家养猪，目的重在积肥，农家谚语曰：“庄稼一枝花，全凭粪当家”，而农家肥中，无论数量与质量，都以猪圈肥为最重要。因为这一层关系，因此农家公认：“庄稼人不喂猪，好比秀才不读书”；“养猪不赚钱，肥了屋后一块田”。
北方喂猪的场所，称为猪栏、猪圈或简称为圈。猪圈分圈坑、圈台、圈墙、栏门等部分。圈台约占圈的三分之一大小，是猪子睡觉、吃食的地方，一般在右里角，用石板或水泥制板支架一个猪窝，因此常常称那石板为“猪窝石板”，近外圈墙处放一石制饲槽，俗称“猪食槽子”。圈台设石阶，通圈坑，圈坑是积肥的地方，占圈的三分之二大，猪粪猪尿，垫栏的土、草等等统铲在坑内，猪子有时活动其中，俗称之为“踩粪”。圈四围的墙，称为“圈墙”或“猪圈墙”，有于圈墙上开栏门的，也有不开栏门的。圈的位置有设在大门外的，这样讲卫生、出粪方便。但不少地方设在院内近屋门外，这多半出自安全和饲养方便的设想。北方猪圈与人的居室紧迫紧相连，且将圈台的一部分做成半洞形，与室内火炕相邻，便于猪子越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