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时期，综合国力在当时雄踞世界前列，中外文化交流进入到最为辉煌的时期。唐前期充满了文化宽容精神，跨越国界的贸易远远超过了汉朝，与周边与远方国家的文化交流也跃上了一个新的阶段，表现出对外来文明异乎寻常的热烈欢迎。据史料记载，与唐通使交好的国家达到70余个，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会，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中心。前来唐朝的外国人中，主要有使臣、僧侣、商人这三类人，长安城内的外来居民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进入长安的成千上万的外国人带来了他们的信仰与宗教。袄教、伊斯兰教、摩尼教、景教等都在唐时传入中土。丝绸之路在唐朝时进入了全盛时期，而且唐还初步开辟了通往非洲的海上航线。唐朝与东邻国家的交往显得更为密切。朝鲜不断派遣留学生来唐朝，日本的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前往长安更是不绝于途。这样的结果，是唐文化得以传播开来，使朝鲜和日本在各个方面都深受唐朝的影响，以至于西方汉学家把朝鲜和日本看成是唐朝的微型翻版。此时，玄奘西行去往印度取经；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法等都为唐代的对外文化交流起到了典范作用。
唐朝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后世外国称中国人为“唐人”，就如北宋朱或所说：“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唐朝的诗词、书画、乐舞、宗教等文化艺术空前繁荣和辉煌灿烂，为世界各国人民所仰慕。这高度成就的取得决非偶然。有专家论道：“唐文化特别是盛唐文化的繁荣昌盛，离不开当时奉行立足于我、夷为我用的文化开放政策，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外来文化，为唐文化提供了融合的广度与深度。”正因为缘于对华夏文化的高度自信，唐朝才坚信“盛世无忌”，“中国幸安，四夷俱服”，所以才能毫不惧怕外来文化的冲击，并以其气吞日月的磅礴气势，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刻意求新的独创精神，雄视中外的开放姿态，对外来文化博采众取、兼容改造，使之成为中华文明绚丽多彩的组成部分，从而缔造出中华文明史上光彩夺目的高峰。
元朝堪称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特别是文化交流发展的最高峰，它不仅是中国同亚、非各国的传统往来的规模比之前代更大，交流的深度与广度超越前人，而且中国与欧洲的关系在元代出现了一个飞跃，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中国与欧洲间的相互了解较之以往任何时代都更直接。
13世纪蒙古兴起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通过三次西征，建立起历史上规模空前庞大的混一欧亚的蒙古帝国。它东起太平洋，西达波罗的海，南临波斯湾，往昔诸塞不同的道路为之辟通，使东西交往盛极一时。元朝统治中国后，“随着帝国的扩大使元朝统治者更为注意从世界范围认识元朝所处的历史地位，即采取对外开放、积极交往的政治、经济方针，又有对外开放四海为家的积极的思想意识，开放的世界观念滋育了蒙古在文化上的开放观念”。正是在这开放的文化观念及其政策之下，域外文明大量进入中国，中国文明的一系列成果也传往国外。伊斯兰教随着大批中亚居民的东来而传播更加广泛，景教、犹太教比较活跃。外国的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各类书籍大量以及建筑、铸造、印染等科学技术传入中国。阿拉伯数字在此时也已传入。而中国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和纸币（中统元宝交钞）、纸牌等许多发明技术途经阿拉伯先后传入西方；我国的医药学和针灸疗法也传入阿拉伯。由于对外交往的扩大，更增进了东西方之间的相互了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元世祖时来到中国，侨居十七年之久。在他记述东方见闻的《马可·波罗行记》一书中，对忽必烈时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物产商业、城市景象等都有详尽记录，为中世纪欧洲人展示了一个崭新而神奇的东方世界。这一时期，中国旅行家列班·扫马在历史上第一次访问了欧洲，加强了西方对中国的了解，罗马教廷因而决定派遣教士到中国传教，东西文化交流得到进一步推动。
总之，蒙元帝国时期以开放的胸襟，大力促进对外交往，发展了对外陆路和水上交通，开辟了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使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使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也使中国放眼于世界，既促进了元朝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又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步。
明朝建立之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对外推行睦邻政策，此政策得以贯彻并成为有明一代处理对外事务的基本国策。郑和下西洋正是这种政策下的必然产物。
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用明成祖朱棣的话说就是“宣教化于海外诸蕃国”，用《明史·郑和传》的话说就是“示中国富强”，其政治目的是首位的，即为了在海外各国扩大政治影响，显示天朝大国的富庶与强盛。其七下西洋的结果是打通了从中国到东非的航路，把亚、非的广大海域连成一气，扩大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和平交往，发展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前后持续达二十八年的航海活动中，郑和等人向亚非各国颁给中国的历法、冠服等；推广中国先进生产技术；赠予中国图书、乐器、度量衡；尊重和支持亚非国家的宗教信仰（佛教与伊斯兰教）；促进中外建筑、绘画、雕刻艺术交流以及携出中国的手工业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其中不少是奇货重宝和珍禽异兽）。可以见出，郑和下西洋是在多个层面上将中华文明远播海外，为中国古代的对外开放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它是中外关系史上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郑和下西洋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善待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的一贯立场，反映了中国人民追求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理想生活的思想境界”。
纵观15世纪上半叶之前中国古代历史上对外文化交流的历程，其基本形态就是在一种语境不断呈扩大化的“天下”观念的影响之下，各中央王朝的对外政策无不显现出开明的一面，对外文化交流致力于在对中华文化强势的认同基准上，在国力强盛之时，中国可以高调的姿态向世界开放，依从声威和德化的感召，以文化道德优势去主动的兼收并蓄，“走出去”、“迎进来”，把中华文明呈放射状的播扬出去，改造夷狄；在与各种异域文明的碰撞或冲突中加以吸收、融摄、借鉴、改造，在含融互化中发展壮大自身的文化机体，使中华文化长久以来保持着蓬勃的生命力。所以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都是逐步递进的，这取决于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坚定的自信心和雄强博大的胸怀，因而，愈发显示出舍我其谁的宏大气度。而在一次又一次的对外文化交流中，中国人对天下的认识也随着交往领域的扩大、视野的洞开愈加拓展和丰富开来。
但随着历史时间的推移，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天下”观念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逐渐显出。毕竟这种观念体系的产生与发展是依托于农业文明的成就，长期以来在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以及小农经济体制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之下，受相对稳固封闭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加之先前对外交流的对象多数在社会发展水平上与中国处于不均衡的状况，落后于己，因而很容易引发中国人滋生出骄傲自满、唯我独尊之观念，一旦形成定式或是趋向僵化，便会在无视或漠视外部世界局势的情态下走向消极、保守和自闭之路。
我们看到，15世纪晚期的地理大发现，为欧洲国家开始不断地开拓世界市场、发展海外贸易、推动殖民扩张提供了条件，加速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其文化的渗入也变得强劲起来，“西学东渐”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从16世纪中叶至18中叶，在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先后有数百名天主教耶稣会及其他各会传教士来华。其中尤以意大利的利玛窦、郎世宁，德国的卫礼贤等为其代表。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这样就在中国本土上，以传教士为媒介，促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中西文化首次大规模的交流活动。这是拉丁文明与中华文明这两个“伟大文明之间第一次真正实质性接触”。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地理、绘画、建筑等有关的知识及其技艺被传教士们作为传教的附带品引入中国。在传入的西方文化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新的世界地理知识的传播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中国传统“华夏中心”和“用夏变夷”观念的冲击。中国的士大夫开始认识到，地球居然是圆形的球体；在中国之外还有一个广大的世界；西方各国有其自身的发展历史和礼乐教化。“西方科学文化的传入，不仅丰富了士大夫们的知识，开拓其视野，而且促进其向经世致用理念的嬗变，为清代朴学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与西学东渐的同时，中学也开始西传。传教士们不仅是把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漆器及园林艺术、绘画风格等传入欧洲，更主要的是把一批儒家经典及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成果介绍给欧洲，这就是他们成为特殊的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和研究者。传教士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介绍，促使欧洲启蒙思想家和哲学家对于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推崇，不仅引发了当时欧洲一度出现了“中国热”，而且对正处于社会变革和思想启蒙的欧洲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时至18世纪中叶前后，随着清朝廷与罗马教廷关系的恶化以及统治者禁教政策的实施，传教士的传教活动被禁绝，以之为媒介的中西文化交流遂告中断。
明清之际以传教士为媒介的中西文化的交流，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就对中国而言，其涉及的范围狭窄，影响有限，而清初的“西学东渐”又远逊于明末。能对西学加以接受，并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毕竟只限于少数的有识之士，“中国中心”的观念和“中央大国”的优越感还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士大夫阶层，他们努力从古代典籍中寻找某些与西学相近或类似的记载，以此证明西学出于中国，中国文化是西方文化之源。这种明末以来逐渐形成的“西学中源”的说法，得到了清朝统治者和大多数学人士子的认同。“显然，这种对待西学和中西文化关系的错误认识，阻碍了中国士大夫学习和接受西方较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而走向世界，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
由上可见，自15世纪中叶之后，亦即随着郑和下西洋所导致的航海壮举与中国朝贡外交的最后辉煌悄然落下帷幕之后，中外文化的交流形态出现了历史性的转变。先前那种主动的文明传扬、震慑姿态以及大气的文化兼容、摄取精神基本上不复存在，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在一种被动情境中完成对外来文化的有限度的接受抑或消解。对此，一方面不能不看成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下降期中历史的必然趋势与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又可看成是中国人的文化心态的最为真实的凸现。
从明朝中后期直至鸦片战争以前，随着华夏文明不再能以单边形式威慑异邦情态下，根据一统政治的需要，明清政府在对外政策上不断收缩，夷夏之大防的外交思想逐渐走向极端。特别是清朝廷，为了维护中心观念，不得不闭关锁国以求自守，依靠国家主义的强力维系，想当然的去阻止外来文化的冲击，防止国粹文化的流失，以维持内部伦理的现存秩序，扞卫自以为是的“天朝大国”的颜面。可以说，正由于清廷施行的这种闭关锁国的政策及其因循守旧、盲目自大的文化心态，妨碍了中国人接触和学习世界先进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扼杀了中国人的进取精神，从而削弱了国家的实力，使中国贻误了走向世界的机遇，拉大了同西方的差距，最终导致了中国在近代以来遭受到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
“天下”观念在中国绵延了2000年之久，它不仅是历代王朝统治者及士大夫阶层的哲学，也成了黎民百姓心中的“理所当然”。尽管它有一定的不合理性，但“天下”观念所主张的和平亲善、友好交流、世界大同的理念，对文明教化的强调无疑具有历史与现实的价值意义。具体体现在古代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当它与时代发展相合拍，与对外政策的开放程度相协调时，方才显示出正面的放大效应；相反，当这种观念不能适应天下局势的变化，受制于此并走向僵化之时，只能造成历史的极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