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文明，只是特殊地进行着，伊并没有作过什么真正的大事物留下什么大记号。它固然不能永远这样进行，可是他所进行的，已得了惊人的成功。日本，广义的说来，是在不用资本而生产着。伊已变成工业的，但没有变成完全的机械的和人为的。需求量极大的稻米，收成是从数百万极小极小的田地上种出来的；丝绸的收成是从数百万贫苦的家庭里养出来的；茶的收成是从数不清的寸土尺地栽出来的。倘使你到了西京，问那世上最伟大的瓷工之一，就是他的产物在伦敦和巴黎比在日本格外著名的这个人，定些什么货，你就可以看见那制造的工厂，不过一座木制的小舍，为不论那一个美洲农夫所住不来的呢。七宝烧（cloisonné），名瓷花瓶的最大制造家，他也许要将五吋左右高的东西向你讨价二百元，而他的制造工场乃在一座六个小房间的二层楼之后。在日本制造出来，著名于英帝国各处的最好的丝带，是在一个造价不到五百元的房子里织出来的。那工作当然是手织的。可是用机器织的工厂——织得那样的好，超出了大范围的外国工业——除了极少的例外以外，很难得为人重视的。它们不过是长而轻，一二层的草舍，所费的钱差不多和我们布置一处木制的马房相似。可是像这样的草舍，却能产生卖到全世界去的丝绸。有时只要略加问询，或者听听那机器隆隆之声，你就能辨别出一个工厂和一个旧式的屋敷（大房子）或一个旧式的校舍来——如果读得出园门上的中国字，那就格外好了。也有几处大的砖瓦厂和酿酒厂，可是即使它们已很接近着外国人的居留地，它们似乎还是和所有的景色不调和的。
我们自己在建筑上的怪物，和我们机器的巨厦，都藉着工业资本的实用一一地完成了。可是这种完成在远东却找不着；的确，建筑他们的资本也找不着。而且即使再过数十年，在日本的金钱势力已有了相当的组织时，要想有这样相当的建筑，也不是容易的。即使是二层楼的砖屋，在那著名的商业中心地，也发生了不好的结果；时时的地震，似乎就判定了日本的建筑只好永远的简单。这里的土地，总是反抗着西方建筑的安放，有时甚至还要将铁道线推出了平面，弄得不成样子，反对着新式的交通方法。
不单是工业方面，保留着这种未完成的状况，政府的本身也显示着相同的地位。除了皇位以外，没有什么是固定的。永久的变更是和国家的政策一致的。部长、地方官、监督、稽查，所有高级的文武官员，都时常在说不定的短时期中迁徙不定。较小的官职，则每次政潮一来，就弄得纷纷四散。我第一年在日本所住的那一处，五年之内换了四次长官。在战事发生之前，我留在熊本的时候，那样重要的地方所发出来的军令就变更了三次。国立专门学校，在三年之内，则换了三个校长。很特别的，在教育界中，这种变更的迅速，非常可惊。就在我自己的时期中，教育部长换了五次，而教育政策的变更则尤在五次以上。二万六千个公立学校都和地方议会有密切的关系，甚至没有什么别的影响，只为了议会中有所变更，也便时常随着而有所变更。校长们和教员们，从这一处往那一处团团地转着。勉强三十岁以上的男子，国内各处差不多都已教过的，也大有人在。在这些情形之下，任何教育制度而能产生任何大效果的，简直是个不可思议。
我们总要想稳定这件事，对于所有的真正进步，所有的大发展，多少总有些关系。可是日本却已证明了，极大的发展，即使完全没有稳定性，也是很可能的。在种族性中，可以得到解释——是一种比我们自己的种族性相反的多方面的种族性。一致的行动，一致奋发的全民族，已趋向着大目的移动着，使四千万人的全数，都受统治者的意思所陶冶，就好像沙和水为风所改形。这种改形的顺从是属于它灵魂生活的旧地位的——是很难得的不自私和完全的信仰所造成的旧地位。为了民族性，为我的个人主义的失去，已成了国家的救星；已使一个大民族，能反抗着大困难，保存了它的独立。因此日本应该好好地感谢伊的两大宗教，是伊那道德力的创造者和保存者：一是神道教，它教训一个人，在想到他的家庭和他自己之前，要想到他的天皇和国家；一是佛教，它教训他降伏烦恼，忍受痛苦，并以爱好之物的消灭，和恨恶之物的苛酷，当作永久的定律。
目前有一种僵硬的趋势，很可以看得出——这是变化中的一种危险：要弄到那中国贫弱之原的官僚化地步的。新教育的道德效果，抵不了物质效果。“个性”的需要，在纯粹自私的意义中，将不再反对着下一世纪的日本人。甚至学生的论文，也已经有了新观念，将理智力当作不过侵略的武器，和个人主义的新激刺。有一个人，在他心里还有一些佛教的残痕，写道：“无常是我们的本性。我们时常看见昨天还富足而今天已贫穷的人。按着进化律这是人类竞争的结果。我们都不免于那种竞争。即使是我们本来不愿意的，也不能不互相攻战。我们用什么刀剑来攻战呢？用那为教育所熔铸出来的智识之刀剑。”
哦，为“己”的培植本来是有两种方式的。一种趋向着非常的发展，成为高贵的性质，另一种则表示着那愈少说愈好的事情。可是现在新日本正在那里开始学习的，却并不是前者。有些人相信人类的心性，即使是在一个种族的历史中，也比人类的理智更有无上的价值，它迟早总要证明它自己，回答“人生的狮身女妖”（Sphinx of Life）的恶谜，绰有余力，我便是这些人中之一。我仍旧相信，旧日本人比我们更接近那些恶谜的解决，因为他们承认道德的美丽比理智的美丽更是伟大。我现在抄下一段布鲁尼底埃（Ferdinand Brunetière）教育论文的一段来作本文的结束：
“倘使我们不将拉门奈斯（Lamennais）所说的几句格言深深印刻在心里，则所有我们在教育上的种种努力就将归于徒然，那格言是‘人类社会是建筑在互相给与，或者人为人牺牲，或者一人为一切他人牺牲，这种种之上的；而牺牲则为所有真正社会的真正要素。’这就是我们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所没有学习什么的事情；倘然我们还一定要再入学校，我们可以再学习它，那总是道理。没有这种智识，就没有社会，也没有教育，倘使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造就人。现在，个人主义是教育的仇敌，就像它也本是社会秩序的仇敌一样。它也不会时常如此，可是它已是成为这样了。它将不会永远如此，可是它现在正是这样。我们不摧毁它——这或者要变成打倒一个极端，又入另一个极端的意思——我们必须承认，不管我们希望将为家庭、为社会、为教育、为国家，作些什么事，只有反对个人主义，大功才能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