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理孙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第一讲上面说：
民族和国家是有一定的界限。要分别民族和国家最好的方法，是从造成的‘力’是什么上面去求。民族是由天然力造成的，国家是由武力造成的。中国人说，王道是顺乎自然。换句话说，自然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国体，便是民族；武力便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国体，便是国家。
这一个说明实在是分别国家和民族最好的定义。读总理书的人要晓得总理在这一篇讲义里面主要的目的，是说明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区别。主义的意思，总理已经很明白地讲过了，是“一种思想生出信仰，再由信仰成为力量”，换一句话说，能够决定人类之生活的方式、生存的方向、生计的方法、生命的意思的主旨。再明白些说，就是人生的目的和达到目的的途径，就是主义。古人讲道德，道是什么，用字虽然不同，我们很晓得和今天我们所用的主义这一个字，是没有两样的。德就是能够行主义，而有得的能力，和能力所发生行为之总和。所以并不是除却一个主义，就没第二个主义存在，而必定有两个以上的主义存在，方才发生主义的效力。凡是一个主义，必定包含着许多事实，必定认定有一个主义的本体，民族主义的本体是民族，国家主义的本体是国家。但是民族不是不要国家的，而民族主义的国家是以民族为本体，国家主义不是离开民族的，而组织不是以民族为单位，不能适合于一切民族的存在。更有一点，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就是总理所主张的民族主义，是以民族之平等的存在发展为基础。主张民族即国族，有一定的分际，不能随意曲解。所以以一民族为主体而压迫他民族所组成的国族，是国家主义、帝国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这都是就人类的目的和达到目的的途径立言，并不注重在详详细细说明民族和国家，而是注重在说明这两个主义。至若说到这两个团体的本身，它的成立经过，在历史上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许多现存的民族，除了很野蛮的民族而外，没有不是由几个民族混合而成的。所以“历史民族”即是“文化民族”，而“文明民族”即是“混合民族”。混合的次数越多，文化程度越高。民族的成立，混合是一个顶大的要素。混合的事实，就不外总理所指出的几种：一血统，二生活，三语言，四宗教，五风俗习惯。这几种混合的要素，都不外以“力”为结合的中心，强的可以吸收弱者，大的可以吸收小的。成就一个完全的民族，是要经过很长的岁月；这很长的岁月当中，要经过很多次的变迁。变迁的重要形体，往往仍旧不脱国家团结的形式，不过国家这一个形式，只是形式中的一种而不是全部，并且所经过的国家组织，时分时合，随时是随各种自然力而为变迁。所以我们晓得一切国家，总不能离开民族的基础，一切民族，也不能抛开国家这一个工具。只是说到行动方针的主义，在今天这一个时代里，便有确然的分解，而不能够相混的。
我为什么要把这一个道理来辩明呢？是因为要避免一种极端论者的误解。分别不清楚事实和主义的人，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误的理解，以为民族的成立，绝对不要武力，而国家的成立，是单纯靠着武力一个力量。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孔子是不讲霸道的人，是反对武力的人，而他不能不承认武力是维持人民信仰的最大原因。中山先生也是反对霸道、反对帝国主义的人，他的目的在救国，救国的手段，仍旧注意在造成适当的武力，做适当的活动。因为我们今天讲民族主义，我们的目的，是要建设民族主义的国家。说到建国，便不能不受“国家是武力造成”这一个原则的支配，要建国，要救国，而不注意武力，是绝对要不得的。这些年来，中国对于武力，简直可以说没有正当的了解。有一个时代，一般国民的思想，几乎把武力鄙弃得不成样子。从民国三四年以来，到八九年的当中，听见武力就反对，以为这是一个顶不好的东西。就是最近这两年，风气变了一点，然而在“打倒军阀”这一个口号之下，一般人对于武力，依然没有正确的了解，连军人的当中，都没有敢主张军队是国家存在唯一的组织元素，战斗是民族存在唯一的动力的人，这的确是思想界的最大弱点。我们试看，人类的生活，哪一样不是含得有很强力的斗争性的？就是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习，这五种民族力的存在，哪一样不是在斗争的当中进行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一种努力向上的观念，是表明自古到如今人类生存竞争的真理。战争和武力是一切社会力的彻始彻终的表现，不过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经常而是非常，不是全部而是一部。互助的组织、和平的幸福，乃是全人类经常的手段和经常的目的所在。所以我们不主张军国主义，而我们承认在建国的工作上，必须有军政的组织；在民族竞争的当中，必须造成强有力的军队；在世界的目的当中，必须要以中国民族的能力，为世界人类打不平。过去和现在的一切历史事实，都是如此证明的，我们看见日本民族种种历史上的思想，看见日本维新的思想根据，使我们愈加了解“武力”和“战争”这一个事实，是建国的最要紧的手段。不经过很多的恶战苦斗，费过很大的牺牲，民族的平等，国家的独立是决计得不到的。我们要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要主张中国人在世界上生存发展的权利，要为一切被压迫的人类打抱不平，必须要造成强有力的武力。今天我们反对中国的一切军阀，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强有力的军队，而是因为他们不能为国家为民族为民众造成强有力的军队。试看过去他们的军队，如何的脆弱，如何的腐败，如何的堕落。他们的行径，说不上是什么主义；他们的力量，更够不上维持什么主义。中国的兵家，以孙子的著作最有系统、有价值。今天翻译外国兵书的人，还是借用他许多的名词。他讲兵力的构成元素，第一就是“道”。他为“道”字下的注解就是：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
这一个定义和总理宣言上所说“使武力与人民结合，使武力成为人民之武力”的话有什么两样呢？我们中国人因为这些年受军阀的压迫太多了，所以只有从消极的方法，解释总理北伐宣言上的两句话，而不晓得在兵学的原理上，非此不能造成强有力的武力，作为民族争生存的基础。中国民族如果不能够决死，绝不能够求生。要想求生，必定先要敢死。要民族敢死，在今天世界文化的条件下面，必须要成“有意识的民众的武力”。从前的民族竞争，只是单纯地争生存。单纯地争生存，就需要军国主义。今天的民族竞争，不单是争生存，而且是要争“有意义的生存”。我们的三民主义，就是今天生存的意义，要全国上下都能同意，要将士兵卒都能同意，然后才可与共死，可与共生，而不畏危。这是我们今天的“共由之道”。
日本维新的历史，我们已经从前面种种事实讲明白许多了。我们再从国家的意义上看，可以看得明明白白，日本民族之所以有今天，完全是几次战争的结果。而这几次战争得到胜利，都是人民与政府同意的结果。就国内来说，倒幕府废封建的完全成功，是明治元年之战、九年之战、十年之战的成绩；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二十七八年战争的成绩；取得世界强国的地位，是三十七八年之战的成绩。这几件重大事实，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