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凌
每天上午8点半，杜润生都要到位于北京砖塔胡同的办公室上班。在这个陈旧昏暗朝北的房间里，扭开一个20世纪80年代样式的台灯，他要静静坐上那么一会儿。
20世纪80年代，作为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带着年轻的后生们，坐在颠簸的吉普车里，生龙活虎挺进农村作田野调查。如今，这位当年农村包产到户政策最重要的推手连撕开信笺的气力都没有了。
2003年，在生日聚会上杜润生幽默地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活90岁。时隔四年，94岁的他看着自己的秘书和《南方周末》记者交谈，布满老年斑的脸上全是茫然，他的耳朵什么都听不到了。
“我现在脑子里有两个问题放心不下，第一个是怎样减少农村人口，使农民取得完全的国民待遇；第二个是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1986年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中顾委委员的杜润生向邓小平这样说，20年之后，在他静寂无声的晚年，他仍在说。
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分歧
“中国长期的皇权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来不讲保护个人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影响所及，今日实行市场经济，也难以确立交易信用。”
1950年年初，中共决定召开全会讨论土地改革，为起草土地改革报告，杜润生两次被召到中南海。37岁的杜润生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
这一年，也是杜润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多年后杜润生反思土改，他说，在土改中消灭富农的政策需要重新评估，“我们应承认，当时土地改革对保护劳动者财产利益，没有严格依法执行，留下了不利影响。中国长期的皇权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来不讲保护个人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影响所及，今日实行市场经济，也难以确立交易信用。”
杜润生在土改中的表现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1953年，杜润生上调北京，担任刚刚成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一职。邓子恢任部长。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成立农工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推行后来的农业合作化。
毛泽东当时约见了邓子恢和杜润生，听取他们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建议。
然而在合作化问题上，邓子恢和杜润生都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他们主张不要太着急。杜润生认为，土改之后，农民才从地主那里获得土地，成为自己的财产，自然要求独立自主地经营发展。即使贫农有生产上的困难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私有权拱手相让。而当时毛泽东的想法是先改变所有制再发展生产。
因为思想分歧，邓、杜二人在推行合作化的过程中一直推推就就，他们无力改变毛泽东的决定，但在执行中一直强调“稳进、稳进”。农工部更是不断强调在中南局土改以后提出的给农民“四大自由”——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毛泽东批评这一提法，“什么四大自由，四小自由也不能有”。这一越来越表面化的分歧最终导致了邓、杜二人后来的政治遭遇。
当时杜润生非常忧虑山西长治的合作化试点。他对邓子恢说，山西试点把目标定在动摇私有制，有诱发“左”的倾向的潜在危险，如过早全面消灭个体经济等。而且合作化时对两极分化也估计高了，为发展生产，土地在农户之间有些买卖调整是自然的。
毛泽东对农村的改造思路依据是资本主义前期的工厂手工业过程，即从个体手工业变成手工工场。但杜润生私下认为工业和农业不—样，土地是分散的，不可能把大家聚到一块土地上。
杜润生将自己的想法透露给时任农工部副部长的陈伯达，陈伯达非常不悦，他说，合作化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造。他认为杜润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不尊重马克思。“我给他（陈伯达）留下一个很不谦逊的印象。那时我刚从下边上来，比较愣，连毛主席的话都敢怀疑。”
1953年由于粮食出现严重短缺，中央作出一个重大决策：统购统销。这一政策伴随着合作化运动，彻底瓦解了农村的商业网络。杜润生回忆说，毛泽东和中央将统购统销和合作化当作对农民社会主义改造的两翼，以此来彻底隔断资产阶级和农村的经济联系。
1955年毛泽东在合作化问题报告中不点名批评了中央农工部“像一个小脚女人”，前怕狼，后怕虎，“数不清的清规戒律”。在之后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和杜润生被迫分别作出检讨。
杜润生在检讨中说，“我的错误是热心帮助个体经济，而不热心支持合作经济……这种思想，实际上反映着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对小私有制暂时性的满足情绪和对社会主义的抵触……”
七届六中全会结束后一年时间，中国农村就基本全面实现了“合作化”，而在此之前只有14%的农户入社。从1953年起计划15年完成的事情，三年时间就完成了。
就在中国农村进入“社会主义高潮”之际，杜润生却跌入了政治生涯的低谷。七届六中全会后，中央解除了杜润生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的职务，调离了农村工作部门。而中央农村工作部几年后也便以“十年中没做一件好事”为由，被撤销了。
晚年的杜润生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合作化问题，我们和毛泽东表面上的分歧是速度快慢的问题，实质却是生产力决定论和生产关系决定论的分歧。“实践证明集体农庄这种模式是缺乏生命力的。将它强加于全国，是很难避免脱离实际错误的。”
苦心推动包产到户
一个唯诺的人或者一个强悍的人都无法解决相持不下的局面，而杜润生以其对农村现实的了解加上有限妥协的圆通打破了现实的僵局，加速了改革。
按照毛泽东的意思，杜润生本来要被放到基层，但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惜才将其留下。1956年杜润生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工作，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被下放五七干校。
杜润生曾说，虽然在科学院岗位上度过了20载光阴，但“心里对农村问题总是念念不忘，一面自我检查，一面作为旁观者，不断反思，向历史实践寻找答案，渴望水落石出，看出究竟”。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相信了亩产万斤的“卫星”，中央开始研究粮食多了怎么消化的问题。杜润生回忆录中写道：那时在北戴河的人们，白天游泳，晚上跳舞，一派乐观气氛。而在此之前，杜润生曾将其山西太谷老家的农民请到北京来了解情况。农民说，现在上报统计都是假的。
“文化大革命”初始，杜润生是科学院党组中第一个被打倒的人物。他再现政坛是在1979年，以66岁的年纪重新回到农口，担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20年岁月流逝，杜润生只争朝夕拼命工作。
杜润生说，初回农委工作，有同志好言相劝，要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但杜润生坚信，农民要求包产到户是不可抗拒的。
实际的情况是，从1956年合作化以来，包产到户的提法就一直起起落落没有间断，而浙江、四川、广西一些地方早就在默默实行。但在高层，包产到户依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争议问题。时任最高领导华国锋、副总理李先念和农委主任王任重态度鲜明反对包产到户，而当时的党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和邓小平对此问题没有明确表态。
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润生借机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他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这个建言得到时任副总理姚依林的支持，随后邓小平也终于发话表示赞同——在另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随后召开的中央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多数与会者不同意杜润生起草的“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他们主张仅限贫困区，其他地区明确不准，而会上只有辽宁的任仲夷、内蒙古的周惠、贵州的池必卿等少数几个人明确表示支持。
参加会议的很多人都是跟毛泽东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据杜润生回忆，会议休息当中，一位同志拉住他说：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
意见严重的不统一使得会议无法为继。于是杜润生和胡耀邦、万里商量对策，杜润生巧妙地改写文件，最终形成后来著名的75号文件。杜润生回忆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在前面加了一段：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
当时参与报道的新华社记者吴象日后评价，75号文件虽没有达到万里的期望，但毕竟是农村改革突破阶段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它肯定包产到户是一种群众乐于接受的责任制，承认群众自由选择的权利，不能自上而下地用一个模式强迫群众。这是农业政策上对“两个凡是”的破除，极大地鼓舞了亿万农民放开手脚进行改革。
1981年春夏之交，杜润生组织了17个联合调查组，分赴15个省调查包产到户。来自安徽的调查组报告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这一年全国有161万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生产队总数的32%。一年后的冬天，杜润生所在的研究室根据中央精神起草了一锤定音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这场时过境迁的改革离今天已经遥远，但它在当时中国产生的思想冲击，那种不同力量交锋时的激烈仍让杜润生回味悠长。杜老回忆，当时农口有一位老干部，为人正直，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包产到户问题上，这位老干部和万里发生了争论。
老干部：包产到户，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
万里：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为什么不可行？
老干部：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万里：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
老干部：我要社会主义！
万里：我要群众！
这段对话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杜润生。
为什么农民实践探索出来的适合生产力要求的产权形式，久久得不到合法的承认？杜润生总结：“一种关系大局的制度形成，需要有群众创新加上政治组织支持这两方面的因素一起发生作用。这就是为什么60年代有20%～30%的生产队已实行包产到户，却未获成功，而80年代的改革就能风行全国，从而振兴了农业。”
著名制度经济学者周其仁曾在杜润生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过，在他看来在包产到户这一重要变革中，杜润生的个人因素非常巨大。“他是那种可以把很多看似对立的品格集于一身的人。他从不放弃原则，但更擅长于协调和妥协，尽最大可能发现可为各方接受的共识空间。”
结合当时的情境，一个唯诺的人或者一个强悍的人都无法解决相持不下的局面，而杜润生以其对农村现实的了解加上有限妥协的圆通打破了现实的僵局，加速了改革。
“现在我把这个愿望移交给诸位”
杜润生最最牵挂的还是农民。他很多次提到自己的两大愿望，一是让农民享有国民待遇，二是建立农民协会。终其一生他都在为实现这些目标奋斗。
周其仁还在人民大学读书的时候就认识了杜润生。“杜老居然把我们这些毛孩子约到家里交谈，亲自听我们意气风发而又难免幼稚的见解。一来二去杜老支持这些下过乡的大学生系统地研究农村。”
毕业后的周其仁来到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那是年轻的他离政治最近的一段时光。“不知道杜老当时是怎样考虑的，他就是坚持把一批年轻人吸收到中央农村政策制定过程里来。以我自己为例，一个非党人士，对政治不懂也不感兴趣，但从滁县调查之后，居然参加了五个中央农村一号文件起草的全过程。”
杜润生一直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党内的改革派，甚至有人手脆称他为经济学家。但他一直在强调，自己的思想从来是在农民的自发行为、地方的选择和历史经验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变化的，绝非先知先觉的“一贯正确”。他一生都重视调查，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颠簸的路上度过，即便是在古稀之年。
跟随他工作多年的姚监复回忆，80年代中期在农研室的日子如同金子般闪亮。“1985年的时候，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研究员。我们基本上一年有1/3的时间是在全国各地搞调研，1/3的时间统计、汇总、讨论，另外1/3起草中央文件。所以，当时我们对下面的情况是摸得非常清楚的。”
杜润生包容的研究态度让大家印象深刻。“我们那会儿开会讨论时，既找刚从美国回来的像林毅夫这样的，也要找那些现在为止还依然坚持‘人民公社是正确的’这样的老同志。”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那是中国一段朝气蓬勃的日子。周其仁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真的很感谢那个时代，基层和地方的创新变化源源不断，而上层由实事求是路线主导，主政者思想开放，求知若渴，力求在可靠的经验基础上决定政策。我们这些年轻人生逢其时，在村庄田野和中南海之间来来回回。
周其仁这样评价自己的恩师杜润生——他拥有厚实的农村、农民和多方面的知识，但一辈子注重调查研究，对新情况、新问题永远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他远见卓识，又一辈子从实际出发。由于这些合金般的品格组合，使杜老拥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协调力。杜润生先生当然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代表性符号，不过他更是遵循实事求是路线研究农村问题的光荣传统和团队的灵魂。
1989年，这一年76岁的杜润生正式退了下来。中央农研室大部分人员转战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心善意地为杜润生保留了一间办公室，这个不大的空间帮助他延续了突然中断的工作状态，延续了他仍需要思考的人生习惯。秘书说，杜老每天都来办公室，因为这是他规律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一种情结。
助手余展一直在帮助杜老整理文章，希望杜老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文集。在他看来，杜老晚年对历史的反思精神令人感佩。余展认为，杜老最核心的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他自己说过的那句话：中国改革要过两关，一是市场关，一是民主关。
而在这场改革中，杜润生最最牵挂的还是农民。他很多次提到自己的两大愿望，一是让农民享有国民待遇，二是建立农民协会。终其一生他都在为实现这些目标奋斗。90岁生日时，他说，现在我把这个愿望移交给诸位。
跟随多年的秘书说，杜老这一年衰老得非常厉害，所有的交谈都需要通过纸笔来完成。然而他的思维仍不可忽视，《南方周末》记者递纸条给他：中国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94岁的老人不假思索，用洪亮的太谷口音说：权贵资本主义。
（原载《南方周末》2007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