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宁一
1994年夏，高文斌主任代表农研中心党组找我谈话，决定让我担任杜润生同志的秘书。此后至1999年，我在杜老身边工作五年。虽然我离开秘书工作岗位已有十多年了，但是杜老的音容笑貌仿佛昨日、历历在目，杜老对我的谆谆教导时时回响在耳边，激励我勤奋工作、不断向前。现将我在杜老身边工作时的三件事回忆如下，奉献读者。
一、支持年轻同志做研究
1986年，我从部队转业，被分配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在此之前，我未从事过农村工作，但由于部队干部和战士多来自农村，故对农村问题和改革是了解和关心的，特别对杜老更为仰慕和敬爱。
1988年年初，由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的郭永利发起并联合办公室的赵毓、资料室的王强和我共同组织了一个跨研究组室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研究”课题小组，目的是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分析研究，进而提出政策建议。10月份，我们写出了《资源、包袱、财富——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现状及发展情景》的研究报告。报告中，对八个省的十个县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料进行了整理、分析和研究，提出当时（20世纪80年代末）农村约有一亿多剩余劳动力，到20世纪末剩余劳动力可能将多达两亿。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和财富，劳动力资源的丰沛和廉价，是决定商品价格竞争力的组成要素之一。但是，如果不能有效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尽快转化为社会财富，不仅影响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影响中国社会的安定，进而影响中国改革和发展进程。我们的报告呈送杜老后，杜老对报告批示：“就这个问题进行研究非常重要。在国内生产总值300%～%2000美元阶段理应出现农业劳动力加快转移过程，我国转移障碍何在？日本、韩国可作借鉴。望继续研究，得出几条建议纳入国家发展规划。”是年，我们四人30岁左右，涉世不深，阅历有限，特别是我，缺乏农村工作经验，更缺乏理论功底和研究能力。当我们作出点研究成果时，杜老作为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开创者，对我们四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支持，并对我们的研究报告给予了充分肯定。这是我第一次直接感受到杜老对年轻人的关怀，非常激动。此后，经王郁昭同志提议，“农村剩余劳动力研究”课题组发起，杜老同意，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批准成立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
1989年5月4日，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成立，杜老到会并发表了讲话。他主要讲了以下几点：
第一，“二元经济结构”阻碍了我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从不发达国家转变成发达国家的进程。中国城乡一度相互封闭，生产要素单向移动。生产资金大部分被用到城市，大部分劳动力则滞留在农村。
第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释放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当农民有了一定的物质积累后，各项剩余生产要素将向非农产业转移。但城市改革的滞后，阻碍了农村剩余生产要素向城市的转移，迫使农民在本乡本土发展乡镇企业。城市改革的缓慢也导致农村生产要素是多次逐渐转移。
第三，市场是有效配置资源的最佳手段，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要靠市场。改革前，计划调配资源，否定市场作用，农业边际产出低；改革后，利用市场，各类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农业边际产出提高，劳动力获得解放。中国劳动力富裕，要充分利用这种资源优势，办法就是：打破城乡壁垒，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借以调整工农业关系。
第四，土地加劳力的简单组合最有利于人口生育，改变就业结构是控制人口的最好办法。
杜老的讲话指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原因、影响和解决的方法，并给我们指明了今后的研究方向，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二、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再思考
1993年，我参加了由杜老亲自主持的“人民公社时期集体分配制度研究”的研究工作，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目的、意义和成果有了更深入的认识。1994年后，作为他老人家的秘书，我可以更加方便和直接地聆听杜老教诲和对各类经济问题的分析、判断。经过长时间的朝夕相处，我发现，杜老除了肯定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获得的巨大成功之外，更多的是对当时农村问题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支付的政策成本的思考。有一次，杜老和我谈起1978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政策成本。他表示，人民公社时期组织制度和分配激励机制没有很好地解决农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但那时组织架构和管理方式对农村合作医疗的建立和维持是有效的，初步解决了农民看病难的问题，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好评，被誉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但是，改革初期最大的问题是解决农民吃饭问题。实践证明，人民公社管理制度无法很好地解决农民吃饭问题。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衡取其重。那时迫在眉睫的首要工作是统一全党思想，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吃饭问题。解决亿万农民吃饭问题是摆在我们党和政府面前的头等大事，因而，迫使各级干部把全部注意力、精力和力量放在了解放农业生产力上面，农村合作医疗的保护则被忽视。站在历史的角度看，这是迫于当时的形势，我们不得不付出的政策成本。但是，当农民的温饱问题逐步解决后，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杜老不仅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首倡者，也是农村改革的制度设计者，对中国农村改革有着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解决了亿万农民的吃饭问题，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这样巨大的成绩面前，杜老没有满足现状，更没有居功自傲，而是保持极为清醒的头脑，对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了更深入的再思考和不断的反思，找出囿于当时经济环境，改革不得不付出的政策成本并对此分析研究，提出弥补建议。杜老这种对历史负责、关爱农民、永不自满、不断追求的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
三、故乡行
1995年9月，杜老应时任山西省政协主席郭裕怀同志的邀请，赴故乡——山西考察。在历时半个多月的考察中，杜老分别作了《中国农业发展》、《引黄入晋》、《经济转型时期的农业》和《对当前经济改革形势的看法》四场报告。
9月7日，杜老为山西省政协全体委员作了题为《中国农业发展》的报告。在报告中，他老人家讲了三个问题。第一，目前，中国有两个特殊性问题。一是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计划经济遗留因素仍起作用，农民经营自主权未得到充分尊重，没有实现资源的平等交换。二是中国工业化启动得晚，资源消耗量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此问题会更加突出。第二，深化改革、开辟财源。一要拓宽投资渠道，鼓励各方投资农业的积极性。二要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三，根据农业生产特点，要实行上层分类指导、基层分散决策的政策机制。是年，杜老已82岁，他老人家以渊博的知识和诲人不倦的精神为山西省政协全体委员作了五个小时的报告。期间，有一个小插曲。会议休息时，一位能源专家委员告诉杜老煤炭应用研究的最新成果。复会后，杜老立即纠正了他在报告中关于煤炭应用的说法，将最新研究成果奉献给大家。杜老这种谦虚谨慎，不断汲取新知识的精神，令委员们钦佩不已，受益匪浅。
9月10日，杜老参观了山西省万家寨“引黄入晋”工程并听取了工程汇报，而后，杜老就水资源问题讲了三点看法。第一，中国是一个缺少水资源禀赋的国家，同样，山西也是一个缺水的省份。水资源是我们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最大制约要素。第二，水资源问题已到临界点，解决的办法不应是过度开发地下水资源，而是要充分利用河流，兴办水利，控制污染，限制人口。第三，水利工程质量关系千秋万代，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在这里杜老强调了充分利用河流的水资源，而非过度依赖地下水的问题。由此想起，杜老曾经告诉我，中国科学院一位著名地质学家曾给杜老写信，对一些地区过度利用地下水，特别是开采1000米以下的地下水表示极为担忧。地质学家表示，1000米以下的地下水是经过上亿年时间自然形成的，它的存在对稳定地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过度开采将会引起无法估量的严重后果。杜老阅后，即将此信转呈胡耀邦总书记。胡耀邦总书记对此作了批示。
9月15日，杜老为山西省运城地委干部作了题为《经济转型时期的农业》的报告。杜老表示，目前，中国农业是处于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带有明显的过渡时期特性。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迅速摆脱贫困积弱，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我们国家实行了赶超战略。在农村政策上的具体体现就是，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价格政策替代税收管理，实行统购统销，将农村资源低价转移到城市，加快工业的原始积累。虽然，集中资源发展了重工业，但最终导致农民利益受损，使资源分配、就业结构和产业发展不均衡，影响了国家长远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经营自主权得到恢复，激发了农民积极性，解决了吃饭问题。但转型时期的农业所面临的问题是农业的自主权还未过渡到市场，农业资源未得到充分有效的配置，工业继续向农业提取积累。由于运城地区处于黄土高原干旱地带，为此，杜老又一次提到了节水农业问题，希望运城地区能在节水农业上创出一条新路。节水农业是杜老始终牵挂的一件大事。在以色列，有一个蜚声世界的农业节水技术专家，其节水方法很好地解决了以色列的农业灌溉。他来华访问时，杜老在百忙中接见了他，并请他来中国帮助提高农业节水技术。以色列专家答应了杜老的要求，允诺退休后以志愿者身份到中国西部干旱地区指导、推广和普及节水技术，但遗憾的是以色列专家病故，未能如愿。杜老每次谈起此事都非常遗憾。他说，这位以色列专家不仅有精湛的技术和适合中国西部干旱地区的节水方法，而且对中国人民非常友好，真是太可惜啦！中国是一个缺水国度，水资源短缺始终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问题。
9月18日，杜老为山西省直机关干部作了题为《对当前经济改革形势的看法》的报告。他老人家就改革、开放、发展和稳定的方针政策，以及相互之间关系为机关干部作了深入浅出的精彩讲演。报告厅内，座无虚席，许多干部无座，站在过道倾听。他们深深钦佩杜老的缜密思维、严谨表述、丰富知识和对经济形势的准确把握，杜老的讲演常被掌声打断。
在杜老身边工作的五年，是迄今为止我在思想水平、工作能力等方面收获最大的时期。我从他老人家身上看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襟怀坦荡、光明磊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高贵品质，也从他老人家身上学到了如何分析问题、表述观点和解决问题的优良学风和工作方法。虽然，杜老已是百岁世纪老人，但我每次到医院看望他时，老人家总要问起经济形势，他心系农民和农村，关心国家建设，令人敬仰和感动！
（本文作者系加拿大注册会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