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老印象/高以诺
1982年年末，我由《人民日报》农村部调到即将创刊的《经济日报》，成了这份新建报从事农村报道的第一人。或许就是时下人们常说的“缘分”，那时报社社址就在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与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既同处一院，更同在一楼。报社在一楼，楼上就是农研室，杜润生主任的办公室也在院内。对于跑“农口”的记者来说，这个“地利之便”可谓是绝无仅有的了。
在此之前，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系第二届研究生，我曾在人民日报社大院内学习生活了三年，毕业与分配又是到农村部。那时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而且正是农村改革星火燎原、风起云涌之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变革气息在这个媒体中枢的反映自然也十分敏感，加上自己于大学毕业后在全国闻名的贫困山区十年的工作经历和生活感受，使我对在那个时代紧随改革浪潮并投身农村新闻报道工作，既感到非常自然、心甘情愿，又是满怀激情，似乎有一种置身其中的使命感。
然而作为在山沟里待了十年，又是一天新闻工作也未干过的我，如何使自己的新闻实践符合中央大报应有的全局视野和指导性，却是一个一开始就令我困惑的难题，从基层教员到党报记者的角色转换必然要有个痛苦的过程。让我觉得非常幸运的是，正是由于这种近在咫尺、近在眼前的“地缘”条件，使我可以随时随地利用各种时间、各种场合去向农研室许多专家请教，也使我能较快也较多地了解中央的精神和下边的情况。
在这期间，对我影响最大、令我感到十分震撼和非常佩服的就是杜老杜润生主任，从结识的那一刻起，他那不俗的谈吐和睿智的思维马上让人感到精神为之一振，有一种如沐春风如饮甘露的感觉。作为一名记者，职业本能也使他愿意听到有思想、有深度，高屋建瓴不同凡响的话语和观点，以及对人们都关注的热点问题的透彻分析，因为被采访人的水平直接关系到记者写出来的稿件的水平和质量。于是，我开始十分留心杜老讲话，注意他在各种会议和各种场合对形势的分析和对问题的判断，而每次听来都觉得无套话、无空话，而且总是有新意、不重复，总是可以感受到他的大脑是在一刻不停地思考，而且经常有一些富有哲理的新鲜词汇让人回味。
80年代初，我曾以记者身份随杜老下过几次乡，他的乡村调研总是白天满满地安排一整天调查，晚上坐下来听汇报，往往一弄就是到深夜，每次听他的最后小结，感觉他总是能从白天的所见所闻中见微知著，小中见大，由表及里，常常是画龙点睛、一语破的，言及要害，切中肯綮，让听者有柳暗花明、豁然开朗之感。他总是能从基层干部和农民身上吸取营养，使他的见闻总是既来源于生活，又明显高于生活；既是扎根于基层的实际，又能有相当的普适性。
给我留下更深印象的是我有幸连续七年参加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而且我自认为是自始至终参与了全过程，不光是听大会和分组讨论，还有范围不等的一些座谈汇报等。虽然20多年过去了，当时的场景仍历历在目、令人难忘，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真叫“开会”。在会上，你可以感受到来自群众实践的时代脉搏和历史回声，可以感受到努力共同探求真理的浓浓氛围，可以感受到国家地域差别之大和中国国情之复杂。在会上既有唇枪舌剑的论辩，又有妙语连珠的应答，情况反映之透彻，会场争论之激烈，民主发扬之充分，多方意见交流之酣畅淋漓，各种思想火花和生动群众语言之对接碰撞……使我感到的是一种上下互动、东西交流、南北呼应，四面八方、畅所欲言，一切都是为了认识更趋一致、使政策更加完善，这真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一种真理与真情的融合。这种场面常常使我感到分身乏术，只好拼命抓紧时间穿梭于各会议之间，为的就是要尽可能多听一些，多吸取一些。
面对各式各样的难题和众口难调的议论，我看到杜老表现出非常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掌控能力。正是由于他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底和深厚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素养，以及电光石火般吸纳人类文明最新成果和新鲜事物的能力，加之长期对农村工作的熟悉和对农民心态的理解，再加上他个人认真勤奋的工作态度和海纳百川般的度量胸怀，使他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既相当准确地体现和贯彻了中央的精神，又非常及时地总结和提升了群众的创造，集中了集体的智慧。既能做到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敢为天下先，敢于正视现实，敢为民代言，顺应了潮流和民意，又能使做出的科学判断和政策趋向符合大的原则并且有广泛适应性和可操作性，对“度”的把握和分寸的拿捏恰如其分，恰到好处。
80年代中期，中央连续五年发出的五个一号文件，对指导当时的农村改革，对推动全国的改革与发展，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使得那时的农村改革，真是大气磅礴，势如破竹，造就了80年代中期前所未有的农村好形势和农业大丰收。我们记者接触到的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都发自内心地表示：党中央真是和群众心连心，中央文件真是说到了他们心坎上，中央文件总是那么及时地反映农民的意愿和要求，来自最基层的创造和最普通民众的心声总是那么及时地转化为中央的政策，各项政策措施针对性和指导性那么强，号脉号得那么准，开出的药方又是那么对路和到位，农民脸上的笑容是那样的灿烂。凡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对那时的好形势、好局面、好心情久久难以忘怀。
在中央五个一号文件制定和形成的过程中，在对当时农村改革的指导和规范过程中，杜老的贡献和作用已经写入历史，在广大农村工作者、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中也早有定论。应该说，杜老之所以令人折服，因他的全部精力心思和智慧都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你只要谈到农村改革，就无法不谈到杜润生，而你提到杜润生也就必然要谈到他所要努力践行的农村改革。杜老谦称自己不过是那个过程的一个“符号”，然而，能成为“符号”该是多么难得的荣耀！
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杜老之所以能产生比他所担任的职务的级别要大得多的影响，除了上面也提到的带有共性的水平、能力、素质、修养之外，我觉得他个人的人格魅力也是非常主要的原因。就拿讲话来说，他开起口来总是那么从容不迫，娓娓道来，却都是字斟句酌，有的放矢，不仅有缜密的思维和严谨的逻辑，而且时不时冒出来自农民口中的鲜活语言和让人回味无穷的名言警句。他讲话的语速不快，我几乎可以一字不落地记录下来，回头再一看，觉得完全是可以不加任何删改的既有内容又有深度的一篇优秀论文。这样的感受，不是一次两次，不是一年两年，而是贯穿我能听到杜老讲话的全过程。
这种感受对我从事的新闻工作影响很大，真是获益匪浅。首先是对政策的理解和对情况的把握心中有数有底了，写出来的文章怎么才能叫有高度、有深度、有力度心里也比较有谱了。因此，那些年包括后来一直到退休，我所写下并在《经济日报》发表的为数不算少的关于“三农”的评论、述评、侧记、通稿、专访、消息等新闻作品在报社编辑部大多能很快顺利通过，有不少是作为头条或显著位置刊发，弄得我在圈内也小有名气，还被一些朋友开玩笑戏称为是所谓“专家型记者”。其实我心里很清楚，这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杜老。他对我的影响还不仅止于新闻写作，更主要的是，在了解了他对中国“三农”问题的深邃思想和系统见解后，我自认为也可以算是对中国的“三农”问题开始懂得了一点皮毛，觉得自己能够在这个领域借助新闻记者的笔来做一点鼓与呼是值得的，是应该的，也是有意义的。
可能这也算是一种精神力量，一种类似追求和志愿的情怀，我至今对在农口干新闻长达22年无怨无悔，尽管期间有多少次“改行”、“换岗”甚至“高就”的机会，我都主动放弃了，在“农口”搞新闻干起来虽然有时也觉得很难，很苦，但还是觉得有味。这其中有杜老对我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的启迪和教诲。
难能可贵的是，在杜老离职离休后，尽管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仍一刻不肯息肩，仍情系“三农”，满腔热忱地关注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命运，不时发出令人有振聋发聩之感的真知灼见。好在《杜润生文集》中的百万字，是他所从事的壮阔事业的真实而生动的记录。许多篇章，充满人文关怀，显示了超前的洞察力和预见能力，有些看法和建议，虽然一时可能不为所有人理解和赞同，也并未马上转化为现行政策和行政举措，但他所展示的问题症结和提供的解决思路却是非常宝贵的，可以说是他一生为“三农”事业奋斗的思想结晶。
在漫漫人生路上，人和人交往的深度和相互间心灵感应的程度往往并不与交往的时间长短和来往的密切与否成正比，在一起共事十几二十几年彼此都没什么感觉的实例在社会上不在少数。但是提到杜老，在精神世界里，许多与之接触过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感到一位忠厚长者的名师风范，许多人对他的尊敬完全是非功利主义和狭隘私利的，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种人格的魅力和人格的力量。我有幸也算忝列其中吧。我不敢也不配称是他的学生，但他却确是我从近不惑之年起有幸结识的一位恩师。说起来我与杜老单独采访谈话的次数却很少，私人间更没有什么交往和接触，甚至至今也未曾到他家登门拜访过，但他的思想作风品格却确实影响了我的职业选向和人生轨迹，在这个意义上，杜老实在是我可敬的一位精神导师。
（本文作者系《经济日报》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