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杜润生/王小强
2008年7月18日，杜润生95寿辰，京西宾馆，白发沧桑，济济一堂。评论文，发奖金，颂祝词，切蛋糕。回想第一个一号文件在这里诞生，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些许感慨，一丝惆怅。
1981年2月，北京大学招待所，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成立大会，邓力群、杜润生到会致辞。说是“大会”，不过三四十个回城知青，一群“蓝蚂蚁”白丁。论官阶，除了陈一谘当过公社书记，连比科长还小的股长都没有一个；论学历，除了罗小朋考上研究生，最高不过大学本科在读。当时，邓力群任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杜润生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十年“文化大革命”落幕不久，很多人心有余悸。党中央核心智囊高官亲自出马，大张旗鼓，支持一个自发的民间组织；并且，这个后来闻名的“发展组”，原本是邓力群从社科院倒腾出两万元“特殊科研经费”成立的。如此特殊，就是放到今天，绝无仅有。
为什么能够如此特殊？邓力群的独生子邓英淘、独生女婿杜鹰，都是“发展组”的核心骨干。通过父辈战争年代的交情，杜润生对张木生、白若冰知根知底，熟稔已久。邓英淘在山西、河南插队十年，历任生产队长，磨炼两手老茧，摔打浑身硬骨头。样样农活，行家里手；从数学到军事，博览群书，博闻强记。张木生1965年去内蒙古插队，理论面对实际满脑门儿问号，撰《农民问题再学习——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研究》，三万多字，广为流传，坐实了“现行反革命”下大狱，多亏碰巧父亲战友提堂审案，大事化小，劳动改造。①组建“发展组”，邓力群把他从大草原“直升机”进北京，调入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②
所以，邓力群讲话情真意切，语重心长：
在座的同志中的绝大多数都插过队。插过队，现在进了城，还想到农村，是令人很高兴的事。……不了解农村，就不能说了解中国；农村的事没办好，中国的事就不能说办好了。
一个中国人，眼里没有八亿农民，不能不说是认识上的很大的缺陷。就青年人来说，有的在农村，但是想方设法要挤到城市里；有的在城市，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他们瞧不起农民，眼里、心里都没有我们的八亿农民。而你们眼里、心里是有八亿农民的。尽管你们现在是小人物，没有资望，可是只要真正把自己贡献给八亿农民，那就代表了中国前进的力量，代表了中国前进的方向。③
所以，杜润生讲话语重心长，慷慨激昂：
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民还是古代化，中国就不会现代化！农民定，天下定。……我们是靠农民起家的，决不能再让农民经受资本主义分化的痛苦，必须找到一条使农民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许多同志下过乡，和农民有阶级感情，阶级感情是我们办好一切事情的基础，它激励我们去发现真理。
同志们，八亿农民期待着你们！④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李银河向父亲林伟推荐王晓鲁和我，邓力群批准，把我们从工厂调到院部写作组。⑤写作组从各学科抽调写作人员，记得有严家奇、李泽厚（哲学），周叔莲、吴敬琏（经济），吴大英（法学），刘再复（文学），丁伟志（历史）……当时职称最高的不过助理研究员，任务是“四人帮”理论批判。在邓力群、林伟领导下，公开对抗“两个凡是”，旗帜鲜明改革开放，“双周座谈会”以大胆敢言著称，内部《未定稿》洛阳纸贵。加上以后，随陈一谘、邓英淘参与“发展组”的工作，有时太晚了，就吃、住在他家，所以比较熟悉了邓力群。
杜润生，虽然仰慕已久，却是这次“大会”第一次见面。那时候，我写的一篇《农业社会主义批判》，激扬文字，遐迩闻名。⑥算得上少年得志，经常介绍，握手：“呦，你这么年轻！看文章，我还以为你是……”我当然诚惶诚恐，“不敢当”加“请多指教”，表面上恭谨自律，私心每添几分受用。杜润生讲话结束，散会的人群熙熙攘攘。乱哄哄从会议厅往外走，到了门口，陈一谘把我介绍给杜润生。杜润生紧紧握住我的手（后来握多了，才知道他经常紧握不放），我习惯性的谦虚随之滑到嘴边，因为早就传开了，说他如何激赏我的文章，甚至想把我调去农委云云。不想，赞扬的没有，说：“你批判得淋漓尽致，你想过没有，假如你是毛主席，怎么把中国农村搞好？”我一时语塞，堵住，不知道如何接腔。杜润生随人群簇拥，上车离去。
第一次面见久仰的杜润生，我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父亲“反党”审查十年，母亲被关押毒打，患精神分裂症。弟弟后来落实政策分配到国营单位工作——废旧物资回收站。我“老初一”，跟着起哄闹过俩月红卫兵，跟着四处串联祖国大好河山。接通知给母亲送药和换季衣物，明明衣衫撕破，脸上血迹未干，却平静地说“我在这里挺好的”。稀里糊涂跟着“老兵”合唱《长征组歌》，稀里糊涂跟着“联动”六冲公安部。兴高采烈到农村插队，偷鸡摸狗，打架斗殴。农业学大寨，奋力苦干。削尖脑瓜钻进“工农兵学员”队伍学拖拉机制造，终于攀上城市户口商品粮，“上管改”毕业回县里工厂当钳工。1978年因母亲“迫害致残”照顾回京，在街道工厂继续当钳工……一路人生成长，《血色浪漫》，宋江似的，脸上抹不掉“可教育好子女”几个字。譬如，插队时赶上要和苏修打仗，基干民兵发了几天老枪。我们是民兵但不“基干”，不具备为国效命的资格。劳动表现再好，思想再先进，入不了团也入不了党。只有工农百姓不嫌弃，同吃同住同劳动，政治标签视而不见，摔跤打架、耍贫嘴骚情、争工分、比力气、斗牌九、唱酸曲、“辟谷”耐饥、偷懒晒暖、抽旱烟、捉虱子……返璞归真，黄土地里打成一片。什么时候，凭什么，吃错药了，假如我是毛主席？
我批判得淋漓尽致，因为我先后插队的两个县，县委书记都被逮捕。陕西志丹县县委书记，学习甘肃冼恒汉“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折腾死几位老百姓，正式逮捕。河南遂平县县委书记，喝酒双手同时与两人划拳，板桥水库决堤，用群众救灾款修建楼堂馆所，正式逮捕。20世纪70年代初，陕北连年大旱。知青特殊优惠，返销救济粮敞开供应。长绿毛的陈年玉米九分钱一斤，做贴饼子烤糊了仍然霉味儿飘扬，捏着鼻子啃了半年多，总算熬到年终分配，1973年全年口粮25公斤毛粮！短缺饭辙，父母着急，费尽周折调换到河南遂平，红薯干管饱。虽然农村到农村，插队转插队，也得办理“粮食关系”。会计张文明带我从生产队仓库角扫出最后7.5公斤玉米，外加一张“猪饲料票”——生产队上缴一头生猪，无论胖瘦，国家奖励一张猪饲料票，凭票可从政府粮站按牌价买19公斤玉米。今天和年轻人忆苦思甜，说这段亲身经历，准以为是在编故事。在当时，收工回来饥肠辘辘，手麻脚软，远处望见上级领导深入基层，杀猪宰羊，油肉飘香，能不口水倒流？见要饭的成群结队，举着公章介绍信证明贫下中农出身，随便聊聊，记记笔记，北京干部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学习班，戴上“搜集社会阴暗面”的帽子写检查，心里能不憋屈？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解放运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终于逮着机会拨乱反正，年轻气盛一吐为快，初生牛犊不怕虎。
批判归批判，有办法让种田人吃饱肚子，求之不得，喜闻乐见。延安1935年就解放了，养活那么多红军、机关，大生产还能“耕三余一”，先翻身后建设30多年反倒没饭吃？我一个十分工壮劳力，披星戴月送粪耕田，锄禾日当午，汗早流干了，一天苦干十四五个小时，挣两毛钱。家里豢养两只母鸡，芳草柳荫，闲庭信步，既不出工也不出力，一天下俩蛋，也挣两毛钱。这道经济学等式令人纳闷，开始，从“红宝书”里找答案，顺藤摸瓜马、恩、列、斯，赶驴车到县文化馆仓库，半夜忙到鸡叫，偷回两麻袋“封资修”，顺藤摸瓜普列哈诺夫、李普克内希、费尔巴哈、黑格尔、康德、费希特……越读越绕越思辨，离答案越远。1980年夏天，陈一谘从安徽农村调研四个月回来，一下午介绍滁县的包产到户，唾沫星子乱飞，讲得热血沸腾，听得心潮澎湃。接着，跟着陆学艺去甘肃陇西，翻山越岭一个多月，目睹地里的庄稼瘌痢头似的，熟一撮儿，收一撮儿，没熟透的留那儿继续多长几天！亲自干过多年农活，想都想不出来这样的“责任制”。⑦饿饭、要饭是社会主义，始终坚持；吃饱肚子算资本主义，决不允许？再高深的理论，经不住实践的检验。不管假如我是不是毛主席，这个叫改革，我就是“改革派”，参加“发展组”，和其他插过队的志同道合一块儿，认真调查研究，“怎么把中国农村搞好？”
从那以后，有思想解放的知识分子朋友说我被“招安”了，甚至怀疑我动机不纯，“想当官”。其实，真正做到执政为民，并不容易。站在干岸上指手画脚，这里毛病，那里失误，批判得淋漓尽致，不直接等于能把中国农村搞好。要想搞好，就得去搞。设身处地，站在决策者的角度，调查研究不仅要有道路、性质，而且要有战略、政策，甚至关键性的操作步骤。下围棋还讲究次序呢。精心构筑恢宏布局，深谋远虑制胜战略，行棋次序不对，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实地调查研究越深入，理论联系实际的体会越丰富，举一反三的能力越强，学术思维越活跃，对邓力群、杜润生、汪道涵这样自己有幸先后近距离接触过的老共产党员，理解得越多。⑧说“老”，和光彩夺目的毛、刘、周、朱、陈、林、邓搁一块儿，他们也是“小字辈”年轻一代。他们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坚持的政策原则不同，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不同，待人接物的风度不同，他们的人格魅力，归根结底，同样体现在奋不顾身，百折不挠。耄耋垂老耳聋眼眇之年，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之际，念念不忘只有一件事——怎么把中国搞好。⑨“假如你是毛主席”，正是民族精英“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继续。对、错、成、败，他们都属于鲁迅所说“中国的脊梁”。⑩正是出于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绝非别的什么其他，他们欣赏我们，爱护我们，支持我们，寄希望于我们年轻一代。
你们当过农民，现在还想把自己的学识、能力用于农村的发展，拿你们的话来说，就是为了这项事业要有一种献身精神。有了这样的认识，有了这样的觉悟，而且终年累月，切切实实地干下去，证明大家没有辜负党的教育，不愧在这个问题上是先进分子。你们就属于我说的还很不多的人中的一部分。我们的事业非常需要有大批这样的人。[11]
因此，我这个支持绝不是客气话，而是出于对事业利益的考虑。这是我们事业的需要，是人民的需要！中国的农民真是太好了，从民主革命开始，他们万众一心地支持共产党。太行山的农民推小板车支前，一直推到朝鲜。现在搞社会主义，只要我们政策对头，他们就欢欣鼓舞。[12]
为了让他们欢欣鼓舞，老党员率领我们改革开放，“发展组”发展新党员，先后包括张木生、白若冰、我、邓英淘、王晓鲁、罗小朋、谢扬……转眼小30年时间过去，张木生退休了！“白丁”变苍头，弹指一挥间，来到他们对我们充满期待的年纪。经过30年改革开放，国内生产总值翻了好几番，饼越做越大。虽然不争论到底是谁做的饼，群众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广大工农实事求是，走下神坛，改名“弱势群体”了。与一桩桩耸人听闻的大案要案相比，当年逮捕的遂平县委李书记，放在今天，不用问，笃定属于廉洁奉公的冤假错案，更何况，可惜了双手划拳的高智商。是凑巧了吗？30多年时间过去，邓力群、杜润生都没有搬过家，继续住在新鲜胡同和22号楼。一个早就没有了办公室，一个办公室越换越小、越破。一左一右，身体力行先忧后乐的不言之教。相比之下，我们陆续收获的名和利，大多今非昔比了。好像早有预见，那次讲话中，杜润生特别强调：“请同志们记住我这句话：开头不易，坚持难，坚持到底更难。”果不其然，改革30年回顾总结，“搭便车”的快马加鞭，评功摆好奋勇争先，表扬与自我表扬加互相吹捧，改革艰辛津津乐道，开放曲折回味无穷，更有诸项来不及注册的发明权可圈可点……
农村改革成功上亿农民工，两代廉价劳动力，市场调节颠沛流离，缺乏起码的社会保障，招之即来，赶之即去，公民权益一纸具文，拖欠工资家常便饭，煤窑爆炸死伤枕藉，接连不断，卖淫、卖血、艾滋病，黑社会拐卖妇女儿童，[13]公安局破案历尽艰辛，解救狼狗看押的奴工，[14]李昌平写信国务院总理哀告“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15]胡勒一句“原始积累”就可以心安理得，为“农民真苦”邀功请赏了？迄今为止，新老真假共产党员都是面对镰刀、锤头，向“弱势群体”宣誓效忠的。邓力群曾经相信我们“眼里、心里是有八亿农民的”。杜润生曾经相信我们“和农民有阶级感情”。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目的，坚持和继续改革开放，图的是多数百姓共同富裕。火树银花不夜天，光芒万丈，目不暇接，照耀出贫富分化，腐败蔓延，信仰危机，群体事件愈演愈烈，举国上下神农尝百草，全民普及化学高科技……因为积重难返，所以见怪不怪。偶尔邂逅不甘沉沦的年轻人，对现实不满的“愤青”，每每情不自禁，愿意提起杜润生、老杜、杜老当年“招安”我的故事：“假如你是毛主席，怎么把中国农村搞好？”
注释：
①张木生1968年的文章“探讨了斯大林时期苏联体制及中国农业的合作化、学大寨、机械化、包产到户等问题。文章在北京、上海等地开始流传，并出现油印本。……张木生的离经叛道观点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震动，其中任何一个说法都可以将他置于死地。一些知识青年在公开的报刊上写文章对他进行了批判，一些传抄者也被追查。据说，他的文章和观点还被刊登在向中央领导人反映情况的《内部参考》上，汇报到周恩来、陈伯达那里。1972年，张木生被招工到呼和浩特市，在那里被捕，但关押到1973年即出狱。也许是他的高干子女身份和周恩来的保护起了作用。据说周恩来读了他的材料后，批示说，知识青年自己探讨一些问题，不要简单地当作反革命来对待”（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80～482页）
②陈一谘、邓英淘曾在河南驻马店农村长期苦干，“文化大革命”中，粉碎“四人帮”前后，与邓力群、胡耀邦等过从甚密，串联反对极左，传播“政治谣言”。1978年社科院成立，邓力群调陈一谘到农业经济研究所。陈一谘四处网罗人才，先提出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课题，后筹办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邓力群旗帜鲜明地支持包产到户，在政治上、财务上、组织上大力支持“发展组”，用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的公函，介绍我们到各地农村调研，从外地和学校调集大部分骨干成员。以后，邓力群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一次书记处会议上，邓力群正式提出支持和组织年轻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形成书记处会议纪要，“发展组”挂靠社科院农经所，由书记处政策研究室（主任邓力群）和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指导。“发展组”的骨干成员，每年有半年以上时间在基层从事调查研究
③“这样的精神生活是高尚的、丰富的。……农民天天上山下山，一块一块地耕耘收获，祖祖辈辈在那种条件下劳动和生活，默默无闻、一点一滴、长年累月地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那里的土地。一天一天，一年一年，一代一代，这本身就是轰轰烈烈的事业。这样的光辉业绩，就是我们的被一些人看不起的农民们干出来的。看不起农民，眼睛里没有农民，心里没有农民，这是一些人、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的不大健康的情绪。……我们同你们也是两代人，但是，恰恰在这样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上，我们之间没有鸿沟，而且心心相印。正因为立足于共同事业，所以才会有感情的交融”（邓力群：《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讨论会上的讲话》，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农村·经济·社会》1981年卷，第5～7页）
④杜润生：《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讨论会上的讲话》，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农村·经济·社会》1981年卷，第13～15页
⑤事后看到，在我手抄文章的标题上方，林伟写道：“王小强25岁，拟调入。”邓力群批示：“同意。”文如其人，以文取人，连份简历都没要。寥寥数字，感动莫名，终身不忘
⑥2005年，刘源著《刘少奇与新中国》一书收为《后记》（香港大风出版社，http：//www.strongwind.com.hk）
⑦陆学艺、王小强：《包产到户的发展趋势》，见：《农业经济丛刊》1981年第二期，第17～28页
⑧王小强：《报国有心，爱国无限——哀悼老共产党员汪道涵》，见：《香港传真》No.2006，21.
⑨邓力群讲话：“为了这个事业，是值得把全部精力、全部生命贡献出去的，是值得为之牺牲一切的。”（邓力群：《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讨论会上的讲话》，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农村·经济·社会》1981年卷，第6页）
⑩更高层次的对立统一，关于毛泽东、刘少奇之间对立统一的理解，值得参阅刘源：《刘少奇与新中国》，香港，大风出版社，2005年（http：//www.strongwind.com.hk）.关于“中国的脊梁”，鲁迅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失掉自信力了吗》）
[11]邓力群：《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讨论会上的讲话》，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农村·经济·社会》1981年卷，第5页
[12]杜润生：《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讨论会上的讲话》，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农村·经济·社会》1981年卷，第13～14页
[13]譬如，“被称为1949年后‘最牛黑社会’的唐山杨树宽黑帮，在唐山市公安局警官协助下，竟拥有警用催泪弹和军用装甲车。杨某还有唐山市政协委员的职衔，又有军队‘团级干部’的身份和‘配套’的证件”（上官慧敏：《警官保黑帮出动装甲车》，《信报》2008年8月13日，第14页）
[14]施为鉴编著：《中国奴工》，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
[15]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
（本文作者系中国税务杂志社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