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我认识的杜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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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假如你是毛主席”

第一次见杜润生/王小强

2008年7月18日,杜润生95寿辰,京西宾馆,白发沧桑,济济一堂。评论文,发奖金,颂祝词,切蛋糕。回想第一个一号文件在这里诞生,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些许感慨,一丝惆怅。

1981年2月,北京大学招待所,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成立大会,邓力群、杜润生到会致辞。说是“大会”,不过三四十个回城知青,一群“蓝蚂蚁”白丁。论官阶,除了陈一谘当过公社书记,连比科长还小的股长都没有一个;论学历,除了罗小朋考上研究生,最高不过大学本科在读。当时,邓力群任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杜润生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十年“文化大革命”落幕不久,很多人心有余悸。党中央核心智囊高官亲自出马,大张旗鼓,支持一个自发的民间组织;并且,这个后来闻名的“发展组”,原本是邓力群从社科院倒腾出两万元“特殊科研经费”成立的。如此特殊,就是放到今天,绝无仅有。

为什么能够如此特殊?邓力群的独生子邓英淘、独生女婿杜鹰,都是“发展组”的核心骨干。通过父辈战争年代的交情,杜润生对张木生、白若冰知根知底,熟稔已久。邓英淘在山西、河南插队十年,历任生产队长,磨炼两手老茧,摔打浑身硬骨头。样样农活,行家里手;从数学到军事,博览群书,博闻强记。张木生1965年去内蒙古插队,理论面对实际满脑门儿问号,撰《农民问题再学习——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研究》,三万多字,广为流传,坐实了“现行反革命”下大狱,多亏碰巧父亲战友提堂审案,大事化小,劳动改造。①组建“发展组”,邓力群把他从大草原“直升机”进北京,调入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②

所以,邓力群讲话情真意切,语重心长:

在座的同志中的绝大多数都插过队。插过队,现在进了城,还想到农村,是令人很高兴的事。……不了解农村,就不能说了解中国;农村的事没办好,中国的事就不能说办好了。

一个中国人,眼里没有八亿农民,不能不说是认识上的很大的缺陷。就青年人来说,有的在农村,但是想方设法要挤到城市里;有的在城市,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他们瞧不起农民,眼里、心里都没有我们的八亿农民。而你们眼里、心里是有八亿农民的。尽管你们现在是小人物,没有资望,可是只要真正把自己贡献给八亿农民,那就代表了中国前进的力量,代表了中国前进的方向。③

所以,杜润生讲话语重心长,慷慨激昂:

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民还是古代化,中国就不会现代化!农民定,天下定。……我们是靠农民起家的,决不能再让农民经受资本主义分化的痛苦,必须找到一条使农民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许多同志下过乡,和农民有阶级感情,阶级感情是我们办好一切事情的基础,它激励我们去发现真理。

同志们,八亿农民期待着你们!④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李银河向父亲林伟推荐王晓鲁和我,邓力群批准,把我们从工厂调到院部写作组。⑤写作组从各学科抽调写作人员,记得有严家奇、李泽厚(哲学),周叔莲、吴敬琏(经济),吴大英(法学),刘再复(文学),丁伟志(历史)……当时职称最高的不过助理研究员,任务是“四人帮”理论批判。在邓力群、林伟领导下,公开对抗“两个凡是”,旗帜鲜明改革开放,“双周座谈会”以大胆敢言著称,内部《未定稿》洛阳纸贵。加上以后,随陈一谘、邓英淘参与“发展组”的工作,有时太晚了,就吃、住在他家,所以比较熟悉了邓力群。

杜润生,虽然仰慕已久,却是这次“大会”第一次见面。那时候,我写的一篇《农业社会主义批判》,激扬文字,遐迩闻名。⑥算得上少年得志,经常介绍,握手:“呦,你这么年轻!看文章,我还以为你是……”我当然诚惶诚恐,“不敢当”加“请多指教”,表面上恭谨自律,私心每添几分受用。杜润生讲话结束,散会的人群熙熙攘攘。乱哄哄从会议厅往外走,到了门口,陈一谘把我介绍给杜润生。杜润生紧紧握住我的手(后来握多了,才知道他经常紧握不放),我习惯性的谦虚随之滑到嘴边,因为早就传开了,说他如何激赏我的文章,甚至想把我调去农委云云。不想,赞扬的没有,说:“你批判得淋漓尽致,你想过没有,假如你是毛主席,怎么把中国农村搞好?”我一时语塞,堵住,不知道如何接腔。杜润生随人群簇拥,上车离去。

第一次面见久仰的杜润生,我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父亲“反党”审查十年,母亲被关押毒打,患精神分裂症。弟弟后来落实政策分配到国营单位工作——废旧物资回收站。我“老初一”,跟着起哄闹过俩月红卫兵,跟着四处串联祖国大好河山。接通知给母亲送药和换季衣物,明明衣衫撕破,脸上血迹未干,却平静地说“我在这里挺好的”。稀里糊涂跟着“老兵”合唱《长征组歌》,稀里糊涂跟着“联动”六冲公安部。兴高采烈到农村插队,偷鸡摸狗,打架斗殴。农业学大寨,奋力苦干。削尖脑瓜钻进“工农兵学员”队伍学拖拉机制造,终于攀上城市户口商品粮,“上管改”毕业回县里工厂当钳工。1978年因母亲“迫害致残”照顾回京,在街道工厂继续当钳工……一路人生成长,《血色浪漫》,宋江似的,脸上抹不掉“可教育好子女”几个字。譬如,插队时赶上要和苏修打仗,基干民兵发了几天老枪。我们是民兵但不“基干”,不具备为国效命的资格。劳动表现再好,思想再先进,入不了团也入不了党。只有工农百姓不嫌弃,同吃同住同劳动,政治标签视而不见,摔跤打架、耍贫嘴骚情、争工分、比力气、斗牌九、唱酸曲、“辟谷”耐饥、偷懒晒暖、抽旱烟、捉虱子……返璞归真,黄土地里打成一片。什么时候,凭什么,吃错药了,假如我是毛主席?

我批判得淋漓尽致,因为我先后插队的两个县,县委书记都被逮捕。陕西志丹县县委书记,学习甘肃冼恒汉“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折腾死几位老百姓,正式逮捕。河南遂平县县委书记,喝酒双手同时与两人划拳,板桥水库决堤,用群众救灾款修建楼堂馆所,正式逮捕。20世纪70年代初,陕北连年大旱。知青特殊优惠,返销救济粮敞开供应。长绿毛的陈年玉米九分钱一斤,做贴饼子烤糊了仍然霉味儿飘扬,捏着鼻子啃了半年多,总算熬到年终分配,1973年全年口粮25公斤毛粮!短缺饭辙,父母着急,费尽周折调换到河南遂平,红薯干管饱。虽然农村到农村,插队转插队,也得办理“粮食关系”。会计张文明带我从生产队仓库角扫出最后7.5公斤玉米,外加一张“猪饲料票”——生产队上缴一头生猪,无论胖瘦,国家奖励一张猪饲料票,凭票可从政府粮站按牌价买19公斤玉米。今天和年轻人忆苦思甜,说这段亲身经历,准以为是在编故事。在当时,收工回来饥肠辘辘,手麻脚软,远处望见上级领导深入基层,杀猪宰羊,油肉飘香,能不口水倒流?见要饭的成群结队,举着公章介绍信证明贫下中农出身,随便聊聊,记记笔记,北京干部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学习班,戴上“搜集社会阴暗面”的帽子写检查,心里能不憋屈?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解放运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终于逮着机会拨乱反正,年轻气盛一吐为快,初生牛犊不怕虎。

批判归批判,有办法让种田人吃饱肚子,求之不得,喜闻乐见。延安1935年就解放了,养活那么多红军、机关,大生产还能“耕三余一”,先翻身后建设30多年反倒没饭吃?我一个十分工壮劳力,披星戴月送粪耕田,锄禾日当午,汗早流干了,一天苦干十四五个小时,挣两毛钱。家里豢养两只母鸡,芳草柳荫,闲庭信步,既不出工也不出力,一天下俩蛋,也挣两毛钱。这道经济学等式令人纳闷,开始,从“红宝书”里找答案,顺藤摸瓜马、恩、列、斯,赶驴车到县文化馆仓库,半夜忙到鸡叫,偷回两麻袋“封资修”,顺藤摸瓜普列哈诺夫、李普克内希、费尔巴哈、黑格尔、康德、费希特……越读越绕越思辨,离答案越远。1980年夏天,陈一谘从安徽农村调研四个月回来,一下午介绍滁县的包产到户,唾沫星子乱飞,讲得热血沸腾,听得心潮澎湃。接着,跟着陆学艺去甘肃陇西,翻山越岭一个多月,目睹地里的庄稼瘌痢头似的,熟一撮儿,收一撮儿,没熟透的留那儿继续多长几天!亲自干过多年农活,想都想不出来这样的“责任制”。⑦饿饭、要饭是社会主义,始终坚持;吃饱肚子算资本主义,决不允许?再高深的理论,经不住实践的检验。不管假如我是不是毛主席,这个叫改革,我就是“改革派”,参加“发展组”,和其他插过队的志同道合一块儿,认真调查研究,“怎么把中国农村搞好?”

从那以后,有思想解放的知识分子朋友说我被“招安”了,甚至怀疑我动机不纯,“想当官”。其实,真正做到执政为民,并不容易。站在干岸上指手画脚,这里毛病,那里失误,批判得淋漓尽致,不直接等于能把中国农村搞好。要想搞好,就得去搞。设身处地,站在决策者的角度,调查研究不仅要有道路、性质,而且要有战略、政策,甚至关键性的操作步骤。下围棋还讲究次序呢。精心构筑恢宏布局,深谋远虑制胜战略,行棋次序不对,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实地调查研究越深入,理论联系实际的体会越丰富,举一反三的能力越强,学术思维越活跃,对邓力群、杜润生、汪道涵这样自己有幸先后近距离接触过的老共产党员,理解得越多。⑧说“老”,和光彩夺目的毛、刘、周、朱、陈、林、邓搁一块儿,他们也是“小字辈”年轻一代。他们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坚持的政策原则不同,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不同,待人接物的风度不同,他们的人格魅力,归根结底,同样体现在奋不顾身,百折不挠。耄耋垂老耳聋眼眇之年,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之际,念念不忘只有一件事——怎么把中国搞好。⑨“假如你是毛主席”,正是民族精英“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继续。对、错、成、败,他们都属于鲁迅所说“中国的脊梁”。⑩正是出于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绝非别的什么其他,他们欣赏我们,爱护我们,支持我们,寄希望于我们年轻一代。

你们当过农民,现在还想把自己的学识、能力用于农村的发展,拿你们的话来说,就是为了这项事业要有一种献身精神。有了这样的认识,有了这样的觉悟,而且终年累月,切切实实地干下去,证明大家没有辜负党的教育,不愧在这个问题上是先进分子。你们就属于我说的还很不多的人中的一部分。我们的事业非常需要有大批这样的人。[11]

因此,我这个支持绝不是客气话,而是出于对事业利益的考虑。这是我们事业的需要,是人民的需要!中国的农民真是太好了,从民主革命开始,他们万众一心地支持共产党。太行山的农民推小板车支前,一直推到朝鲜。现在搞社会主义,只要我们政策对头,他们就欢欣鼓舞。[12]

为了让他们欢欣鼓舞,老党员率领我们改革开放,“发展组”发展新党员,先后包括张木生、白若冰、我、邓英淘、王晓鲁、罗小朋、谢扬……转眼小30年时间过去,张木生退休了!“白丁”变苍头,弹指一挥间,来到他们对我们充满期待的年纪。经过30年改革开放,国内生产总值翻了好几番,饼越做越大。虽然不争论到底是谁做的饼,群众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广大工农实事求是,走下神坛,改名“弱势群体”了。与一桩桩耸人听闻的大案要案相比,当年逮捕的遂平县委李书记,放在今天,不用问,笃定属于廉洁奉公的冤假错案,更何况,可惜了双手划拳的高智商。是凑巧了吗?30多年时间过去,邓力群、杜润生都没有搬过家,继续住在新鲜胡同和22号楼。一个早就没有了办公室,一个办公室越换越小、越破。一左一右,身体力行先忧后乐的不言之教。相比之下,我们陆续收获的名和利,大多今非昔比了。好像早有预见,那次讲话中,杜润生特别强调:“请同志们记住我这句话:开头不易,坚持难,坚持到底更难。”果不其然,改革30年回顾总结,“搭便车”的快马加鞭,评功摆好奋勇争先,表扬与自我表扬加互相吹捧,改革艰辛津津乐道,开放曲折回味无穷,更有诸项来不及注册的发明权可圈可点……

农村改革成功上亿农民工,两代廉价劳动力,市场调节颠沛流离,缺乏起码的社会保障,招之即来,赶之即去,公民权益一纸具文,拖欠工资家常便饭,煤窑爆炸死伤枕藉,接连不断,卖淫、卖血、艾滋病,黑社会拐卖妇女儿童,[13]公安局破案历尽艰辛,解救狼狗看押的奴工,[14]李昌平写信国务院总理哀告“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15]胡勒一句“原始积累”就可以心安理得,为“农民真苦”邀功请赏了?迄今为止,新老真假共产党员都是面对镰刀、锤头,向“弱势群体”宣誓效忠的。邓力群曾经相信我们“眼里、心里是有八亿农民的”。杜润生曾经相信我们“和农民有阶级感情”。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目的,坚持和继续改革开放,图的是多数百姓共同富裕。火树银花不夜天,光芒万丈,目不暇接,照耀出贫富分化,腐败蔓延,信仰危机,群体事件愈演愈烈,举国上下神农尝百草,全民普及化学高科技……因为积重难返,所以见怪不怪。偶尔邂逅不甘沉沦的年轻人,对现实不满的“愤青”,每每情不自禁,愿意提起杜润生、老杜、杜老当年“招安”我的故事:“假如你是毛主席,怎么把中国农村搞好?”

注释:

①张木生1968年的文章“探讨了斯大林时期苏联体制及中国农业的合作化、学大寨、机械化、包产到户等问题。文章在北京、上海等地开始流传,并出现油印本。……张木生的离经叛道观点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震动,其中任何一个说法都可以将他置于死地。一些知识青年在公开的报刊上写文章对他进行了批判,一些传抄者也被追查。据说,他的文章和观点还被刊登在向中央领导人反映情况的《内部参考》上,汇报到周恩来、陈伯达那里。1972年,张木生被招工到呼和浩特市,在那里被捕,但关押到1973年即出狱。也许是他的高干子女身份和周恩来的保护起了作用。据说周恩来读了他的材料后,批示说,知识青年自己探讨一些问题,不要简单地当作反革命来对待”(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80~482页)

②陈一谘、邓英淘曾在河南驻马店农村长期苦干,“文化大革命”中,粉碎“四人帮”前后,与邓力群、胡耀邦等过从甚密,串联反对极左,传播“政治谣言”。1978年社科院成立,邓力群调陈一谘到农业经济研究所。陈一谘四处网罗人才,先提出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课题,后筹办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邓力群旗帜鲜明地支持包产到户,在政治上、财务上、组织上大力支持“发展组”,用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的公函,介绍我们到各地农村调研,从外地和学校调集大部分骨干成员。以后,邓力群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一次书记处会议上,邓力群正式提出支持和组织年轻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形成书记处会议纪要,“发展组”挂靠社科院农经所,由书记处政策研究室(主任邓力群)和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指导。“发展组”的骨干成员,每年有半年以上时间在基层从事调查研究

③“这样的精神生活是高尚的、丰富的。……农民天天上山下山,一块一块地耕耘收获,祖祖辈辈在那种条件下劳动和生活,默默无闻、一点一滴、长年累月地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那里的土地。一天一天,一年一年,一代一代,这本身就是轰轰烈烈的事业。这样的光辉业绩,就是我们的被一些人看不起的农民们干出来的。看不起农民,眼睛里没有农民,心里没有农民,这是一些人、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的不大健康的情绪。……我们同你们也是两代人,但是,恰恰在这样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上,我们之间没有鸿沟,而且心心相印。正因为立足于共同事业,所以才会有感情的交融”(邓力群:《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讨论会上的讲话》,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农村·经济·社会》1981年卷,第5~7页)

④杜润生:《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讨论会上的讲话》,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农村·经济·社会》1981年卷,第13~15页

⑤事后看到,在我手抄文章的标题上方,林伟写道:“王小强25岁,拟调入。”邓力群批示:“同意。”文如其人,以文取人,连份简历都没要。寥寥数字,感动莫名,终身不忘

⑥2005年,刘源著《刘少奇与新中国》一书收为《后记》(香港大风出版社,http://www.strongwind.com.hk)

⑦陆学艺、王小强:《包产到户的发展趋势》,见:《农业经济丛刊》1981年第二期,第17~28页

⑧王小强:《报国有心,爱国无限——哀悼老共产党员汪道涵》,见:《香港传真》No.2006,21.

⑨邓力群讲话:“为了这个事业,是值得把全部精力、全部生命贡献出去的,是值得为之牺牲一切的。”(邓力群:《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讨论会上的讲话》,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农村·经济·社会》1981年卷,第6页)

⑩更高层次的对立统一,关于毛泽东、刘少奇之间对立统一的理解,值得参阅刘源:《刘少奇与新中国》,香港,大风出版社,2005年(http://www.strongwind.com.hk).关于“中国的脊梁”,鲁迅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失掉自信力了吗》)

[11]邓力群:《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讨论会上的讲话》,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农村·经济·社会》1981年卷,第5页

[12]杜润生:《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讨论会上的讲话》,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农村·经济·社会》1981年卷,第13~14页

[13]譬如,“被称为1949年后‘最牛黑社会’的唐山杨树宽黑帮,在唐山市公安局警官协助下,竟拥有警用催泪弹和军用装甲车。杨某还有唐山市政协委员的职衔,又有军队‘团级干部’的身份和‘配套’的证件”(上官慧敏:《警官保黑帮出动装甲车》,《信报》2008年8月13日,第14页)

[14]施为鉴编著:《中国奴工》,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

[15]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

(本文作者系中国税务杂志社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