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监复
一、杜润生——为中国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历史贡献的改革家
1.%农民“闯一闯”，杜润生“试一试”，邓小平“看一看”
新中国成立后，按照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共同纲领》的方针政策，农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可惜，在急于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支持包产到户的邓子恢、杜润生被批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小脚女人”，农业迅速实现了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结果带来了“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中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正是这种严重失误和曲折的历史教训，使许多农民、干部、领导，特别是作为历史见证人的杜润生，清醒地认识到，得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邓子恢支持的“包产到户”是正确的。因此，“文化大革命”后复出的杜润生以厚重的历史感和坚定的责任感带头支持“包产到户”的决策，他富有策略地在起草中央文件的过程中，一步步地使文件中“不准”、“不许”包产到户的政策语言，逐步演变为“可以”在贫困地区，后来又“可以”在其他地区包产到户，到了第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包产到户的性质定为社会主义经济。这样，包产到户就由“姓资”演变为“姓社”了，不合法变成合法了。
胡锦涛讲“我们党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艰辛探索”，农民和农村工作者同样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与勇敢的闯关。在包产到户与反对包产到户的艰苦斗争中，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上至邓子恢、彭德怀、杜润生，下到省地县乡村的不少干部，甚至毛泽东亲自点名的农民杨伟名，都遭到过批判、斗争，数万人为了包产到户家破人亡。杜润生为了总结推广群众包产到户经验，创造了过渡性的、阻力较少的概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与农户双层经营”、“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集体土地”、“农户承包经营机制”、“股份合作制”等，使更多的人同意或者不反对“包产到户”，杜润生为农民争取到了合法地“试一试”包产到户的权利。他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采用过的“耕者有其田”，代替被“左”派反对的“土地私有化”。
值得肯定和赞扬的，是邓小平对待农村改革的态度是“看一看”，即允许农民闯、杜润生试，他自己是看一看，干好了就拍板接着干，有问题就改。因此，以杜润生为主任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在请示中央同意后，同各省、市、自治区一起办了几十个农村改革实验区，对各种改革政策进行地区性试验，为中央起草农村改革文件提供了科学依据。各省又有自己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和总结农民改革新经验的农村政策研究机构，上下互动。邓小平拍板定案，“看”了几年后，肯定了“闯”与“试”的实践成果。
2.%“能够讲出所以然”的学者型官员，使更多的人同意“包产到户”
万里赞扬杜润生是“能够讲出所以然”的学者型官员，能够有力地说服想不通包产到户的干部。当省委书记会上有争论时，赵紫阳同志让杜润生去讲讲，他从工厂工人可以负责一台机床，完成生产计划定额的责任制讲起，说明农村的土地是集体的，农民像工人负责机床一样负责一块土地的农业生产，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因此，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工人承包机器完成生产任务的责任制一样，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他有说服力地回答了承包到户姓“社”姓“资”的问题。他讲到农业不同于工业，农业有自然再生产同经济再生产交织在一起的特点，农作物的生产时间同农民的劳动时间不一致，为了更好地将劳动成果的合理分配同农民劳动的质量与数量挂钩，搞复杂的工分制不如搞承包制。在邓小平等党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下，杜润生尽力说服了对包产到户有所怀疑的高级干部，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保持了全党高度一致的支持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杜润生注意并且善于利用调查研究和试点实效的有说服力的成果争取领导支持。连续五年（1982～1986年）每年发出一个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成为广大农民包产到户的令箭和定心丸。在中央的支持下，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成立了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联络室等，加上同地方结合共同办起的几十个农村改革试验区的工作成果，使杜润生的政策建议直接来自于农民、基层，使农研室的政策建议和起草的一号文件，真正如实反映了农民的心愿和农村的问题，提出了符合实际的对策。
3.%杜润生关注农村的全面改革
杜润生重视农业经营形式的改革，同时重视农村产业结构、农业生产结构的改革和农产品价格改革，在重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很关注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废弃人民公社政治体制；在重视农村生产关系变革的同时，他关心农业生产的技术改革与发展，对农业水利化、机械化极为关心。
——杜润生说，“包产到户”以后农业机械化怎么办？改变“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战略”为“有选择地推进农业机械化”的战略，让农民自主选择农业机械化的重点、步骤、方法、机械系统和经营形式。我们在农民选择的基础上进行再选择。他敏感地吸收联合国专家会上的建议：发达国家实行全盘机械化战略，发展中国家实行选择性机械化战略。他同意废弃完全脱离实际的“为1980年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口号和“全国农、林、牧、副、渔主要作业机械化程度达到70%”的指令性指标。他在农业一号文件中正式写入了“有选择地推进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战略方针，提出了允许农民个人购买拖拉机，并从事长途运输等重要方针，使中国农业机械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有选择地推进农业机械化”，实质上也同时提出了有选择地推进农业现代化或选择性现代化的战略，除了定性、定量分析以外，在中国这个地域性条件和社会经济水平差异极大的发展中国家，还必须加强定位分析，真正落实因地制宜的方针。
——杜润生担任主任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是一个受到胡耀邦总书记表扬的单位。胡耀邦认为，这是一个不争人权、物权、财权的中央直属单位，全力以赴致力于调查研究农村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性建议，每年为中央起草一个一号文件，真正起到了中央政策咨询单位的作用（大意）。的确，杜润生没有为农研室争取庞大的机构编制，而是只有100多人的小单位；他也没有为本单位争取更多的福利，甚至没有留下一座农研室的独立的办公楼，职工宿舍的条件也相当困难；他不去争取本单位更大的财政支配权，甚至在时任国务院总理批准将军队转来支农的十万辆卡车的指标分配权全部下发给地方时，尽管当时的双轨制形成价格差距很大，杜润生决定，农研室自己一辆都不留。杜润生领导的农研室，考虑的是农民的利益和困难，中央应采取的政策，而不图本单位的利益。
对于农民说：“杜润生对农村改革立了大功，是农民的恩人”，农村干部说：“杜润生是农村改革的参谋长、方面军指挥员”等赞颂之词，杜润生连连摆手，谦逊地说：“我只做了我应该做的工作”。
2008年8月7日回答海外媒体的采访，杜润生在谈到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工作成绩时，也不忘农村改革工作的不足之处。他很遗憾，农民还没有自己的组织——农会。20世纪80年代，他向邓小平建议成立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邓小平说，共产党代表农民利益。杜润生解释道，党代表农民利益，也代表政府利益。农民利益和政府利益有时有矛盾，还应建立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邓小平说：“好，那就看一看。三年后再说。”20多年过去了，邓小平的遗愿还没有实现。杜润生的眼光朝向远方，他在期待农民的组织能早点出现。他关注着农民的命运，他和农民的心是相通的。
二、杜润生——站得很高看得很远的思想家
在“六四”政治风波之后，杜润生的行政事务性工作明显减少，他继续关注农村形势和农业政策，提出政策性建议与理论分析，更着重于对历史的反思和对未来的展望。我有幸在最近20年来聆听到杜润生的多次谈话，我感到，杜润生不仅是一位重要的农村改革的领导干部，成功的改革家，更是一位站得很高、看得很远的思想家，现介绍他的一些新颖的重要观点：
——杜润生认为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正确的，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是发展生产力，而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然而1950年，卷入抗美援朝战争以后，毛泽东逐渐地转变认识，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把发展生产力和阶级矛盾两者并提，转变为以阶级斗争为纲，认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样，抗美援朝的战争形势，加重了毛泽东的敌情认识和他认为阶级斗争极严重的思想。因此，出现了各种“左”倾路线、方针、政策，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
——杜润生说，毛泽东讲过“过河拆桥”，因而放弃新民主主义论是必然的。毛泽东在同杜润生等人的一次谈话中，对新民主主义讲过“过河拆桥”的话。杜润生的解释是，毛泽东认为过了河，就可以拆桥了。
——杜润生主张，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要研究变法与变政的关系。他要求收集、分析、研究清朝末年康梁变法以及英、法、日等国变法的历史资料；研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法律变化情况，根据历史经验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将可能出现什么新情况，应采取什么新对策。他对于变法后势必引发变政即变法以后势必改变政治体制的历史经验很重视。这种改革对当权者是极大挑战，如能顺势而为，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就能走向进步。否则，可能引发革命和镇压革命的反革命。
——杜润生要求研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成功经验和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的失败教训。对于苏联学者重新肯定恰亚诺夫的纵向合作化的论点，杜润生很赞同。恰氏认为农业的规模效益不同于工业，不能把100俄亩的太阳能集中到一俄亩土地上，农场太大，农业生产资料与农产品运距过长，加大成本，也不利于管理。应实行中小规模家庭农场，加上纵向专业合作社服务，如农技、化肥、农机、销售、加工等环节的专业合作。实行农业生产中小规模，而加工、销售、服务合作大规模的方式。但恰氏理论被斯大林批判为：“马克思主义河流上的泡沫”、“反对农业集体化的反动理论”，最后恰氏被诬为帝国主义间谍的“农民党”领导人而被枪毙。同意恰氏观点的专家、学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判刑。杜润生说，我没有被打成反革命农民党，你们也没被打成恰亚诺夫分子。但是，为了包产到户挨批的人，可能比当年恰亚诺夫案件受难者还多。
——杜润生早在1984年就突破了“姓社姓资”的禁区，他指示国务院农研中心组织一个考察团，先考察西德，再考察东德，研究为什么东德农业不如西德农业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以武少文副主任为团长和以吴象、霍泛为顾问的考察团，只考察了西德，没有去东德。但是，西德莱施教授向代表团谈了他的看法：东德农场过分强调规模要大，几万公顷，管理不善，西德为家庭农场，平均规模15公顷。东德农场过分强调专业化，粮食农场只生产粮食，奶牛场只养奶牛。西德农场农牧结合，种植粮食也种植饲料，还养牛、猪。西德农业发展专业性合作，包括农机化。东德农业教育、科研、推广分开，自成体系。西德注重农业教、研、推广结合，发挥各种农业协会、合作社等民间组织作用。东德重视物而忽视人的积极性，西德重视农场主积极性，农场主必须专门学习和实习，获绿色证书后，才能经营农场，获得贷款。杜润生对于莱施的观点很重视，并将有的经验融化、吸收到农业政策中。
——杜润生还要求我们收集材料，了解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争论的焦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争论的焦点，第三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在路线上的争论，重新审视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次路线斗争，以认清改革开放的意义和方向。他从历史看未来，从国外看中国，又从中国农村实际看国内外历史经验教训。杜润生是一位值得尊重的思想家。
朱厚泽告诉我：“杜润生是一座金山。你要多向他请教。”我很幸运，有机会听他的教诲；但是很遗憾，我未能深入理解和进一步发掘他的思想宝库，举以上几例，可能挂一漏万。
三、杜润生的名字，是刻在几亿人民心中永存的心碑
“六四”政治风波以后，杜润生领导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被撤销，但是几亿农民没有忘记杜润生。
1990年1月，我参加黑龙江农业机械化工作会议时，会议主席介绍我的身份，依然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局级研究员”。他不顾这两个单位已被撤销的事实，仍坚持使用这两个单位的名义，因为农机化工作者知道，正是在这两个单位的负责人杜润生、武少文主动提出和直接支持下，1989年12月，争取到国务院委托，召开了全国农机化工作会议，打破了农机化十年被冷落的局面。在黑龙江的农机工作会议期间，佳木斯市的一位县长真诚地告诉我：“县里一位农民问他，农研中心真的撤销了吗？”我感到，一个单位可以被撤销，但是由于这个单位在农村改革中为农民、为农村工作者做过实实在在的好事、实事，因此农民永远记得这个单位，农村干部忘不了这个单位，这个单位成了他们的心碑！杜润生这位重要的改革家和思想家的名字将刻在中国历史的纪念碑上和留在中国人的心碑中。
（本文作者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