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一号文件起草过程中思想方法思维方式若干问题断想/王西玉
20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了指导农村工作的五个一号文件。这些文件是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由当时主管农村工作的部门组织起草的，是指导农村改革取得突破的历史性文件。其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30年来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已作了最好的说明。至今人们提起这几个文件，仍然赞不绝口，记忆犹新。
应该说五个一号文件的出现，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时代的产物。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经济社会大伤元气，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更是到了崩溃的边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尽快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解决农产品供给问题，已成为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首要任务。怎么办？应该说，只要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好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政策、文件就是好政策、好文件。五个一号文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然而，能否把握住时代脉搏，深切了解中国农村和农民，是否采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则是能否制定正确政策、写出好文件的重要前提。在这方面，五个一号文件起草过程中一些思想方法思维方式是值得称道和回味的。我有幸参与了上述文件的调研和部分起草工作，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一个向前辈学习、增长见识的机会。
一
第一个一号文件是1982年1月发出的，但文件的前期工作：农村调查、各种研讨会、座谈会和起草工作，则是1981年由当时的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同志主持进行的。1982年春中央机关机构改革，撤销国家农委，成立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由杜润生任主任。其后的几个文件的起草工作，就是由农研室承担的，杜老作为农研室主任，全力投入了这项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农村改革逐步推进，并带动了城市改革，整个中国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参加文件起草的同志，不仅置身于这个改革大潮之中，而且直接参与了改革过程中各种思想、观点、意见的碰撞、交锋。文稿提出的一些新的思想观点和政策建议，都是经过反复讨论、争辩、磨合而形成的。特别是一些敏感问题，更是经过更大范围讨论、推敲，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才定下来的。
举个例子：1982年起草的1983年一号文件的初稿中，提出了若干项实质性的政策问题，突出的有四项经济政策：允许农民购买拖拉机、汽车等大型生产资料；允许农民长途贩运农副产品；允许农民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后，自行到集市销售；允许农民请帮工、雇短工。初稿拿出来（指内部征求意见）后，立即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赞成者有之，疑虑者有之，反对甚至批评者亦有之。有的人公开讲这是资本主义道路，是方向问题。有的人甚至提到职业道德层面来批判。这类问题的讨论会，经常是两种意见对立，有时还气氛紧张。有个哲人讲过：过去了的事情总是觉得容易些。现在来看，农民购买拖拉机、汽车，搞长途贩运、个体经营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则是犯忌的大事！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统一认识或求同存异，拿出一个符合改革发展需要、农民欢迎的好文件，这就要求组织者不仅要对现实有深刻的了解，对未来有一定的洞察力，而且有较高的领导艺术和科学的工作方法及思维方式。
这里根据个人的感受和体会着重说一下起草一号文件过程中的学术环境、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问题。“老九不能走”，就是这些情况的一个形象反映。
二
“老九不能走！”是用在李友九同志身上的一句戏剧台词。
京剧《智取威虎山》中解放军侦察排长杨子荣装扮的土匪小头目胡彪（当时已被任命为威虎山九爷）同真胡彪斗智的情节十分精彩。当杨子荣明显占了上风，在决定俩人生死的关键时刻，座山雕手下的大小头目同声呐喊“老九不能走！”……更加坚定了座山雕对杨子荣装扮的假胡彪的信任。这本来是戏剧中诙谐地讥讽威虎山大小土匪头子的台词，而在80年代参加起草一号文件的一些同志中却常听到这句话——“老九不能走！”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里的“老九”实际上指的是当时的农业部分管政策的副部长李友九同志，李部长长期从事农村政策和人民公社管理工作，业务熟悉，工作敬业，待人和善。但思想比较保守，认定的东西很难改变。因为名字中有一个“九”字，一些过去在一起工作过的同辈，都亲切地称他“老九”。杜老在主持讨论起草一号文件时，总是请他参加。由于人民公社的一套制度、政策在“老九”的脑子里根深蒂固，很难突破，他的意见往往和改革开放的实际不合拍，许多问题，如能不能搞包产到户、能不能搞大包干、人民公社体制要不要改变等，他基本上都持否定态度，因而他的意见很少有被采纳的。
但是，妙就妙在一方面很少采纳他的意见，另一方面每次讨论与一号文件相关的问题时，杜老都要请他参加。记得有一次开一个小型讨论会，杜老发现“老九”没有到会，就叫人打电话请他来。对这种既没有接受他的意见，每次会议又要他参加的现象，文件组的一些同志就风趣的借用《智取威虎山》中的那句台词戏称“老九不能走”！
“老九不能走”看似一句笑话，却反映了杜老的治学精神。就是要听取不同的意见，甚至反对的意见；就是要营造一个宽松的氛围，鼓励不同意见、观点的发表和争论。当时在农研室，不论是业务组室内开会还是杜老主持的业务讨论会，大家都能畅所欲言。不同意见，敢于当面争辩，有时还吵得面红耳赤，甚至到了下不了台的程度，青年人也可以当面表示不同意领导的观点。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才能碰撞出思想火花，产生新思想、新观点，才能兼听则明，集思广益，完善真理。
三
“摸着石头过河”是劳动人民群众的经验之谈。在80年代，这句话实际上成了研究农村改革制定政策措施的指导思想。当时杜老多次说过，中国农村改革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缺乏总体设计，二是理论上不彻底。这也可能是要“摸着石头过河”的基本原因。而这个流传于民间的朴素的认知观，在这里升华为推动农村改革的一个思想武器，为解决许多重大难题找到了办法。农村改革就经济方面来说，主要是要解决好两个问题：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经营方式问题，也就是要改革人民公社统一管理和土地等生产资料统一经营问题。试问，在当时的背景下，能否制定出这样的一个目标明确的规划：改革的目的是要废除人民公社体制，改变土地等生产资料统一经营，走市场化的道路？肯定地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不仅在于当时的认识还难以完全达到这一步，更重要的是为当时社会和政治环境所不容。据说那时，杜老在同一位年轻同志闲聊中，谈到文稿中写的经营体制时说：“小青年啊，不知道厉害，不写双层经营这句话，是要掉脑袋的！”此话应该不算夸大。现在回想起来，假如改革初期就明确提出要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市场机制的话，有可能农村改革早已夭折，至少会有一个大的反复。应该庆幸我们没有那样做。
事实上，农村改革是循着农民群众的实践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的。如土地承包形式，从联产承包到大包干；农产品市场由个别产品放开到全部产品放开；农户的家庭生产由允许自主经营到承认其市场主体地位等，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有效的。在农民群众实践的基础上，中央通过文件、政策加以认可和肯定，反过来推动改革的发展，这也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一个过程。由于“摸”到了“石头”再前进，所以步子走得更稳更扎实。“摸着石头过河”符合唯物主义的认识观，也是对中国渐进式改革通俗形象的诠释。
四
要用归纳法，不用或少用演绎法。这是当时在研究生产经营形式、经营组织等问题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
我国农村幅员广大，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农村中任何一个问题，在不同类型地区不同生产项目中都会反映出不同的或相同的现象和特点，也就是说，几乎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找到你所需要的典型。这就为客观地判断事物带来了困难。如果只靠个别典型或逻辑推理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就会走入歧途。杜老多次讲，研究农村问题要用归纳法，不用或少用演绎法，无疑是个高见。毋庸置疑，研究问题，应该有典型和个案，但不是只靠个别典型说话；需要进行逻辑分析，但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简单的逻辑推理。
归纳法也是一种推理方法，它重视存在和事实。用归纳法就是把大量普遍存在的农民实践经验集中起来，经过归纳梳理，找出其中共同性的、最本质的东西，从而发现规律，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这就是从实际出发尊重农民群众的创造精神。五个一号文件中不少政策规定，就是在归纳总结农民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作出来的。
著名文化人余秋雨先生在他的《行者无疆》一书中讲到，他在瑞士首都参观爱因斯坦故居时，看到墙壁上写着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一切发现都不是逻辑思维的结果，尽管那些结果看起来很接近逻辑规律。”杜老关于农村调研要用归纳法不用或少用演绎法的思想，同远在欧洲的科学大师的观点，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五
“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杜老经常强调的又一个指导思想。改革就是对原有生产关系和利益关系的调整及重新分配。从这个角度讲，任何一项政策从整体上看都可能有利又有弊，包括经济的、社会的，甚至政治的，也包括这部分人、那部分人，这部分地区、那部分地区等。即使像大包干这种最受农民欢迎的经营形式，也有对五保户、缺劳户的照顾，对公益事业、集体经济的发展，对培养团队精神等带来负面影响的问题。研究问题必须权衡利弊，抓住主要方面，才能作出正确判断。
杜老不仅经常讲这一原则，而且用活了这一原则。以农村土地政策为例。土地既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现阶段又是农民生存的基本条件和命根子。作为生产要素，需要通过适度流动实现其优化配置，作为生存条件，又要求基本稳定。稳定和流动成为一对既统一又对立的矛盾。而不同发展阶段，经济社会的发展，城乡关系的变化，又使这一对矛盾复杂化，这就使农村土地政策始终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农地政策从开始强调稳定承包权，到允许农户之间使用权转让，从承包期三年延长到15年、30年，再到鼓励使用权转让、鼓励使用权有偿转让，直到鼓励发展土地经营大户等，都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用活这一原则的体现。
事实上农村许多问题，许多政策措施，都存在着“两难”的选择。而“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则是破解这一难题的钥匙，运用好这把钥匙，就可以避免绝对化和片面性，实现均衡发展。
六
正确的思想方法、思维方式，只有建立在占有大量第一手事实和材料的基础上，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正确的结论。当年在起草一号文件过程中正是这样做的，而且把农村调研摆在了第一位——当前农村改革遇到了什么困难和问题，农民要求解决什么问题，中央需要在政策和体制上作哪些调整等，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而是来自实践，来自广大农民群众。同样，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出路，也来自实践和群众。为此要极端重视对农村新情况新问题的了解和收集。除了重视吸收不同渠道的信息情况外，每年春天都要派出大量研究人员和领导同志，深入到不同类型地区村庄和农户作几个月的实地调查。同时广泛利用社会力量参与调研，如委托科研和教学单位专家进行专题调研，利用学校假期组织老家在农村的大学生回乡调查。据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介绍，那几年多次组织假期回乡学生调查，其中成规模的调查有两次，累计近千人次参加。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在常规调查中无法取得的资料和信息。
调查研究的另一种方法是，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根据农村调研形成的下一年农村工作的基本思路、文件提纲、初稿等，都通过不同类型的座谈会听取意见。这虽然是一般的工作方法，但参加座谈人员方面之多、代表性之广，确实不多见。例如除了召集相关部门领导、科研教学单位专家及地方领导、基层干部参加座谈会外，有时还召集一些特殊群体人员参加座谈会。如在京的离退休省委书记、省长座谈会，在农村插过队、返京工作的老知青座谈会，劳模座谈会，在基层任职的中央领导子女座谈会等。与此同时，还根据需要举行一些专题研讨会。这种集百家之高见，集中各方智慧的做法，促进了认识的深化，有利于更准确地把握问题的实质和要害，避免了主观随意性和片面性。
几年来在起草一号文件中所形成的良好学风及科学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成为提高调研成果和文件质量的重要保证，也培养了一批干部。
一转眼30年过去了。现在我已经退休，退休后基本没有再涉足本行，兴趣使然，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农村改革座谈会约我写篇纪念30年的文章，由于手头缺乏相关资料，只好凭回忆写出这篇感受体会式的随笔，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本文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原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