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贺农村改革30周年暨杜老95华诞/黄道霞
祝贺杜老生日快乐：仁者寿！
一
中国是在世界上进行从计划向市场接轨的诸多国家中唯一采取“首先从农村做起”，实行了农村改革先行次序的国家，被誉为中国独有的成功的改革次序（注：大约晚中国改革十年的越南改革，也随中国之后，农村先改）。
当中国农村改革，经过三年（1981～1983年），大见成效后，小平同志非常高兴，在1983～1992年十年期间，反复称赞，讲述了中国改革从农村做起的经验（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共讲了26次之多）。
杜老是中国农村先行改革次序的策划者、开发者、原创者。人们的印象，似乎农村先行改革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实际并非如此。三中全会的几个主要文件中提出了“正确地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41页）。当然，这是纲领性、战略性决策，但是当时全会上来不及再具体讨论、部署，全会并没有说改革次序和农村先行。三中全会后，掀起了农村率先改革声势的是当时新成立的国家农委和农委分管、主持农村基层经营、管理方面工作的杜老，抓住了三中全会强调的“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注：是讲的整个经济战线，不是只指农业战线），大做文章，做出了农村先改革的局面。
当时，在杜老主持、组织下，发动了农业上上下下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此基础上，召开了两个有决定意义的会议：一是1979年3月召开的七省（粤、湘、川、苏、皖、冀、吉）三县（博罗、广汉、全椒）座谈会；二是1980年9月召开的全国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中央批发了这两个会的纪要。特别是在这两个座谈会之间，小平同志因势利导，于1980年5月发表了《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指出“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是思想不够解放”。并且明确表示支持肥西、凤阳的“包产到户”责任制（《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5、316页）。小平同志的谈话，推动了农村改革先行；但小平同志当时仍不便说、没有直接说农村开始了率先改革（在农村改革未见成效的1983年前始终未讲）。
二
农村先行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集中反映在中国第一步改革，从1982～1986年陆续出台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中。
杜老是组织、制定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总起草人，总主持人，总编辑。当时，杜老已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后改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
五个一号文件，作为中共中央权威性文件，指导全国在五年内完成了中国第一步改革——农村改革，并乘胜转入了中国第二步改革——城市改革。
五个一号文件，体现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实事求是精神，充分发挥了党的群众路线优良传统作风，应对了农村改革面临的种种挑战，掌握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化解矛盾，闯过难关。因此，五个一号文件不仅推动了中国第一步，而且对推动中国第二步改革也具有重大意义。为什么？因为它建立了“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体制上的基础设施”。这是美国著名经济学作家斯蒂格利茨1998年11月在北京大学演讲《中国第二步改革战略》时，对中国第一步改革新概括的一条经验（见《人民日报》1998年11月13日第二版）。
世界银行1996年发表的世界发展报告，在专门介绍全世界29个国家（包括俄罗斯，新独立的前苏联共和国、中东欧的原经互会、原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亚洲的蒙古、越南、中国）改革、转轨的经验教训时，对中国第一步改革、农村改革经验颇多推崇，列举大量中国资料，阐述农村改革为中国整个经济体制如何转轨、如何闯关提供了经验。其经验是以下几点：
（1）私有化是转轨国家的难题，可是中国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集体农业转化为家庭农业”，既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建立起竞争、激励机制，又没有因骤然私有化引起冲突和混乱。世行因此认为，改革早期阶段私有化，也并非当务之急。斯蒂格利茨对此的解释是“引进竞争机制，比在没有竞争的环境下变私有化更能改善经济业绩和提高生产力”。
（2）价格改革，是转轨的严重挑战。“价格改革是个很大的难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7页）。中国农村改革开放，实行了自由市场价格与国家计划价格允许平行发展的“双轨制”政策，经过一段时间，计划价格逐步与市场价格接近，并轨。到1994年，中国的双轨制已经使80%～90%的农产品和半成品，以及90%的零售价格，解除了控制，全部由市价定价。这种双轨制改革提高了价格改革效率，使经济因价格改革产生的混乱降到了最低限度。
（3）转轨国家，在工商业准入限制取消后，新的准入如何公平和低成本也是难题。中国新的准入一开始就主要体现在乡镇企业的建立上，而且乡镇企业的建立是低门槛的，低成本的，并且是容易管理的，其产品、原料都是面向广阔市场的，其资源都是市场配置的。乡镇企业随农村改革而异军突起，发育、繁荣了中国的整个市场经济，并促进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兴旺。
（4）中国第一步改革，把握住了中国原有优势，包括强大的政府控制能力，及其组织、协调能力，农村基层的核心凝聚力使中国转轨早期就能保持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保证了从农村到城市改革的有序进行。宏观稳定，也是转轨国家的大难题。
（5）农村先行改革，放开了中国一个巨大的受压制的农村经济，给了农民自主权，放开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激发了农民富起来的积极性，开发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廉价劳动力和低成本产品，使国民经济获得快速增长及很高的收益率。中国因此解决了许多国家转轨时经济下滑的难题，始终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6）中国结合农村改革，实施了“三步走”战略，首先解决“温饱”问题，展开了“扶贫”。到20世纪80年代末，农民普遍增收，生活改善，使得2.5亿多人基本摆脱贫困。这样，保证了转轨中整个社会的稳定。
以上经验，都是中国农村改革为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体制上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之举。中共中央的五个一号文件，衍生发育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这表明：杜老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建开了路，奠了基，闯了关，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起者、倡导者、创造者。
三
斯蒂格利茨1998年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讲中国改革初始面临的挑战更加艰巨，“既要从欠发达国家向较发达国家过渡，又要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并说：“中国在这两个方面同时取得了成功。”
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谈话，也指出中国第一步改革中“加速发展”的五年（1984～1988年），平均每年增长21.7%，这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变化，推动了这次“飞跃”，而且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互相影响，互相促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6页）。
实践证明，中国第一步改革，就是改革与发展紧密结合的，农村改革有力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改革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以及文化、民主、法治文明等发展的动力。
农村改革成为中国崛起的起点。杜老是推动中国崛起的功臣。
（本文写于2008年7月18日，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