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文
中国农村改革已走过了30年的历程。这是农村在僵化体制下解放出来大转变、大发展的30年，也是中国大变化、大发展的30年。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众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在僵化体制下受害最深，改革的要求最强烈、最迫切，而农村又是旧体制较薄弱的环节，易于突破。因而就成为改革的先导。但是，应该从何处着手改革，如何改革，朝什么方向改革？要摸清这些，就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作全面细致的调查，并反复讨论、论证，最后还要由实践作出检验。这就使调查和论证成为改革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事情。当时的调查与论证，真可谓波澜壮阔，激荡人心，民主活跃，效果显著。从改革开始直至离休，我一直在杜润生领导下工作，这方面受益匪浅，现简要回顾如下：
改革初期的农村领导机构和几个文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加强农业，为此，在1979年3月，成立国家农委，统一领导协调农口各部门和有关单位。农委主任初是王任重，1981年后为万里；常务副主任张平化，副主任还有李瑞山、张秀山、杜润生、何康。内设办公厅、政策研究室、计划局、科教局、宣传局、区划办等。起初多数人集中在和平里林业部内办公，1980年迁到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
1981年6月召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中央领导人事变动，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改任副主席），胡耀邦任党中央主席，赵紫阳任党中央副主席，后任国务院总理。翌年年初决定精简机构，撤销农委。杜润生同志感到，当前农村正在发生大变动，问题很多，需要研究和解决；而农村工作干部多不愿意搞这一行，散去容易，再集中就很难。于是，去找中央领导，请示成立一个精简的农村政策研究室，得到批准。他从党中央系统和国务院系统分别争取到总共120多人的编制和经费，在1982年4月28日成立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1988年改称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5月7日成立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以后改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个牌子一套人马，在原地办公（后来分一部分到西四砖塔胡同56号）。农研室主任是杜润生，副主任谢华、刘堪、翁永曦；农研中心主任也是杜润生，副主任郑重、武少文、杨钰、吴象，后加朱厚泽、张根生、王郁昭。内设一组（综合、生产力），负责人祖国補；二组（体制、生产关系），负责人张云千；三组（山区、林业），负责人李占奎；四组（宣传、上层建筑），负责人黄道霞；五组（战略研究）暨联络室，主任卢文（其后王岐山任副主任）；办公室，主任王胜；资料室，主任戴清祺；人事组，负责人施铸英。由联络室编辑出版内部不定期刊物《农村问题论坛》。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面对农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农研室内设机构也适时做了调整，先后增设了“流通组”，承担农产品流通体制和农村金融问题研究，负责人是段应碧；增设“基层组织组”负责农村基层党组织状况的调研；增设了“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负责协调指导全国农村改革试验的工作，王岐山任主任；增设了“统计分析室”，承担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信息收集处理及定量研究工作。
农村改革初期，中央发了几个重要的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三中全会提出草案，四中全会通过），强调要集中精力使农业得到迅速发展，要在经济上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但还坚持人民公社的体制，只准包工到作业组，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不要包产到户。
1979年4月发的七省（广东、湖南、江苏、安徽、四川、河北、吉林）农口干部座谈会《纪要》（中央1979年31号文件），是集中讨论和说明生产责任制的，会上争论激烈，文件按华国锋和王任重的意见写，只能“包工到组，联产计酬”，不许包产到户；但开了一个小口子：边远山区特殊例外。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强调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不可动摇的基础。允许有多种经营形式，多种劳动组织，多种计酬办法同时存在。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在一般地区就不要搞包产到户。而已经实行群众又不要求改的，允许继续实行。
198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的通知。强调发展商品经济，建立良好的大农业生态体系。提出“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
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2年一号文件），重点是肯定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各种形式。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1983年一号文件），突出点是，阐明农村中实行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1984年一号文件），提出，“今年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疏理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延长土地承包期到15年以上。
《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1985年一号文件）。主要的一项是：“从今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
《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部署》（1986年一号文件），重点是强调增加农业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随后，由农研室和农研中心牵头，联合农牧渔业部、水利电力部，写了一个《关于保障农业持续稳步增长的建议》，报党中央和国务院。
《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1987年五号文件），发了上述五个一号文件以后，杜润生同志认为，不必年年发一号文件，可发一个关于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多年性的指导文件，得到中央同意，便有了这个五号文件。文件指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促进农业现代化，使农村繁荣富裕起来。
这些文件反映了农村初期改革的过程，对改革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它是在中央领导的关照下，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反复论证而产生出来的，是领导和群众互动的结果。
“上到天，下到地”
农村改革初期，特别是农研室成立后，中央领导很关心农村情况和农村改革，经常认真听取下边的汇报和各种不同的意见；他们的意见很快往下传达贯彻，下边的真实情况和意见能很快“上达天听”。每年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写农村工作文件，中央负责同志都事前或到会作指示。会议将结束，写出文件草稿后，向中央汇报，中央领导同志都接见到会主要代表，作出具体的指示，然后修改定稿。那时，各省、地、县都有农村工作部门（名称不一）；农研室下面还有改革试验区和深入到村、户的固定观察点，可以直插到底。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为“上到天，下到地”。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和中央负责人谈到农村政策问题，肯定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指出农村工作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要求解放思想，放宽政策。这对农村改革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后，胡耀邦同志即指示，根据邓小平同志讲话精神草拟新的农村工作文件。他在8月4日亲自找杜润生同志布置草拟工作，强调要继续放宽政策。农委即召集安徽、浙江、黑龙江、贵州等省农口负责人和滁县、嘉兴地区负责人开会讨论草拟文件。10月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胡耀邦到会，听取争论意见，有针对性地作出具体的指示，使许多同志达成共识。文稿写出后，分送各省讨论，再汇总各省意见修改定稿，才报送中央。
1982年1月11日和8月4日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和胡耀邦主席分别指示，农研室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农业合作化理论，从理论上阐明农村体制改革。9月、10月，胡耀邦同志和国务院领导指示农研室，准备召开各省管农业的书记会议并准备草拟农村工作文件，研究农村发展的总趋势和改革的方向。11月开农村工作会议，中央负责同志听了讨论汇报并作了指示。
1983年1月12日，邓小平同志找中央负责人和计委、经委、农研室、农业部领导人谈农业问题，赞扬了当年的一号文件，指出不要怕雇工和包产大户，说“现在是放得不够；农业文章很多，我们还没有破题”。随后国务院领导告诉农研室及早准备第三个一号文件。农研室即布置大多数同志下乡调查，召开数省农口干部会议，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胡耀邦很关心会议讨论情况，杜润生几次向中央领导作了汇报。他们亲自参与拟定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讨论的内容和会议通知。会议期间和会后，中央负责同志都听了讨论汇报和参与研究文件的修改。
农研室以后写出的几个文件，都是这样在中央领导人的直接关照下出台的。
那时中央的领导人不仅听各单位和各省领导人的汇报，而且经常到各地农村深入农民群众作具体的调查。胡耀邦同志几乎跑遍了全国各个地区。他们到各地调查，为了避免陷入一些地方领导布置好的圈套，常常突然临时在半途停车，到附近农村找农民了解真实情况。
中央领导对下面反映的意见很重视。我直接接触到的有两件事：
1982年3月初，浙江温州有个农民朱成虎写信给邓小平同志，说现在改革了还不如人民公社时好。邓小平同志批示，要派人去调查是怎么回事。杜润生主任即派我和农业部的刘绪茂处长去。我们到温州桥头镇附近农村找到朱成虎。他是一个40来岁的人，现在以拉板车为生。我们跟他说明了原由。他很感激邓小平同志那么重视他一个普通农民的意见，还派专人来了解情况。经过交谈，他所说的“今不如昔”，大体意思是：在人民公社时期，按上级计划生产，全由生产队长安排工作，无需自己找工作，个人不用费心，现在则要自己费苦心去找工作；过去没有工做，集体照样有分配，生活有保障，现在找不到工就没有收入，就挨饿；过去大家的收入都一样，现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我们问他现在工作怎么样？他说，拉板车的活时多时少，大体上每天都有活干。问他现在收入多还是过去收入多？他说，总的比过去多，但比以前辛苦。我们向他做了思想工作，最后他也认为改革好。跟他谈了约两小时。我们在温州作了一段调查，发现温州出现大变化。回京后给邓小平同志写了调查报告。杜主任和农业部林乎加部长还召集会议要我们介绍温州的变化。
1987年3月，福建漳浦县有人写信给国务院，说该县书记动用大量人力和物力去开山、围垦，不集中种田，造成巨大的浪费损失。国务院领导批转农研室调查。杜润生主任即打长途电话给到福建的卢文、魏唯，去查清此事。我们到漳浦，跑了山地和沿海，访问了群众，看到那里围垦养虾，在山上造林、种果、发展畜牧业，开展多种经营，方向对头、效果亦好，应予肯定，回京作了汇报。
为了及时向中央领导反映农村情况，除向领导人汇报外，农委由办公室综合处出一份《农村工作》（内部材料），送领导及有关单位。农研室也编一份《送阅件》，送领导参考。
在农村改革中，中央领导很重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村改革理论的研究。1982年，胡耀邦、胡乔木同志指示要注意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合作经济的理论后，杜润生同志即找卢文查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这方面的论述，集中摘录送去。1986年5月，赵紫阳命杜润生同志找列宁有关“新经济政策”及商品生产、商品流通的论述。杜主任即回来布置进行。为了适应这方面研究的需要，联络室便找农科院农经所等单位合作，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关于农业若干问题的部分论述》一书，由农业出版社出版。
农村工作干部齐动员
当时，做农村工作的党政干部，主要有几个系统：农委、农研室、农研中心，农业部、林业部、水电部，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农村部门的干部，各省、地、县农村和农口的干部等。这些干部特别是研究人员很多时间都深入到各地农村作调查研究，分别或集中讨论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问题。
国家农委期间，政策研究室和其他单位做研究工作的同志，大多数时间都分别到各地作调查研究。其中，我直接参加的较大规模的一次调查是：1980年春，中央财经小组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打算在三至五年内，拿出15亿元投入农业，增强农业基础设施，开辟农业发展新区，建设粮食基地，增加粮食生产，减少和改善贫困地区。从农委、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畜牧局、水产局、农垦局、农科院抽调15人，由卢文、周平、翁永曦领队，先后到江西的鄱阳湖地区、吉安地区，江苏的苏北地区，黄淮海地区，黑龙江的北大荒地区（绥化、北安及三江平原），内蒙古的河套、鄂尔多斯高原、东四盟，宁夏的西海固地区，甘肃的定西地区、河西走廊，四川的成都盆地，云南的西双版纳，海南岛等作了一年多的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后因农委撤销而改变了计划；但这次调查对于了解全国农村不同的情况、寻找农业新的开发点和培训调查人员起了重大的作用。
1982年4～5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吴象、林子力等同志，选择了发达、中等、落后的农村，作了一个半月的深入调查，由林子力同志执笔，写出了《一份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发展情况的调查报告》刊于该室的《情况通报》，分送各省政策研究室，成为当年草拟1983年一号文件的重要参考资料。该室在此前后都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农村政策研究室成立后，每年为草拟好当年的农村文件，都分组到各地农村调查，回来集中汇报，充分讨论；有不同看法，畅所欲言，展开争论；领导虚心听取意见，认真考虑，一下定不下来的，保留再议。形成一种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实事求是、虚心探讨、民主活跃、心情愉快的学习研究风气。
1982年4月，农研室接到准备起草下年一号文件的指示后，即抽调干部组成七个调查组，杜润生等农口主要负责人率领，分赴山东烟台、德州，安徽嘉山，江苏无锡，四川广汉，广东佛山、惠阳、汕头，广西梧州，河北无极以及山西、辽宁、吉林的一些地方，作了两个多月的调查。回京后，在7月7～14日集中汇报，后又开了五次讨论会，着重研讨了承包大户、雇工经营、长途贩运、外出打工、购买农机、个人办工商业等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会后，杜润生向胡耀邦等同志汇报了调查和讨论情况。他们支持放宽政策。此后，农研室每年都组织在京的农口单位到各地进行全面或专题调查，调查组回来后，都集中汇报讨论，成了常规。
为了研讨农村改革，制定农村政策，国家农委和农村政策研究室经常提出问题，让各省（自治区）、地、县农口单位作调查研究。除了每年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要各省（区）农口负责人到会讨论外，还经常集中一部分省（区）、地、县有关负责人，到京或分别在各地开会讨论问题。如1979年3月要七省农口干部作好调查，到京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1981年9月，国家农委召集安徽、浙江、黑龙江、贵州等省农口负责人和滁县、嘉兴等地区主要负责人参与1982年农村工作文件的草拟工作。1982年10月10日，农研室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意见，邀请农牧渔业部、林业部、水电部、商业部、科学院、农科院、气象局等单位负责人，研究起草下年农村工作文件。1983年2～8月，农研室先后六次召开了有四到七个省的地、县干部和有关研究人员参加的专题座谈会，研究农村的新问题及相应的政策。1984年5月，在万里同志的参加下，农研室邀请山东、江苏、浙江、河南四省省委书记或省长、烟台市委书记、金县县委书记座谈农村改革和农业生产问题等。在这期间，还分别在苏州、杭州、广州、烟台、郑州、昆明、成都、西安等地，召集附近省、地、县农口负责人讨论地区性的改革、发展问题。在各省的农村工作负责人中，每年的农村工作会议和重要讨论会，都特别邀请江苏的吴镕、四川的赵文欣、广东的杜瑞芝、山西的霍泛到会。因为他们处于四方，代表不同地区，又对农村问题很有研究，在会上都能提出宝贵意见。农研室的同志对他们很熟，称为“东吴、西赵、南杜、北霍”。经常参加讨论的还有河北的杨泽江。
1983年10月，杜主任提出，要在全国找不同类型的十多个地区、数十个县、数百个村，作一次系统的典型调查，以便全面了解农村情况。随即拟好调查纲目，做好准备。中央批准后，1984年3月集中各省（区）的有关人员到京布置，开始试点。再经多次讨论后，9月在京正式开会议定，选71个县、93个乡、272个村，作为典型调查点（缺西藏），调查人员1880多人，会后铺开调查。期间，又在铜陵、嘉定、福州、北京、太原、郑州、贵阳等地开会检查调查进行情况。1985年7月，开了两次会研究汇总材料和写总结等问题。共收到调查材料2300多份，各省的综合报告28份。从广东、山西、四川借调五个研究人员，加上农研室的人共11人，集中按专题分工整理。8月底写出专题材料，再写出《全国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情况综合报告》，10月讨论修改，再经杜主任指示修改才上报。1986年春，把这些材料集中整理复印，共印成八大本（16开本），分送各省及大图书资料室。
在布置开展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时，杜主任提出要把调查点作为长期固定观察点，以马克思的方法和现代化的手段，跟踪它的变化发展，以了解农村的发展趋势，经常获取最可靠的材料。随即向党中央打报告，中央办公厅以中办发〔1984〕37号文件批复同意，拨下调查经费。就在农研室设立固定观察点办公室，定出长期调查纲目和指标体系，找各省（市、区）农口人员开会，部署在各地建立固定观察点，落实到村、到户，长期坚持，每年上报一次。1986年下半年，农研室布置固定观察点调查农村合作经济、固定资产、雇工经营等问题，取得可靠的材料。以后这些点每年都提供第一手宝贵材料，由固定观察点办公室整理印发。
农研室还成立了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在广西玉林、广东汕尾等十多个点建立了农村改革试验区，作改革的实践试验，为改革工作开路。
农研室在1985年成立了外事组。在此前后，组织了好几批人到日本、美国、欧洲、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作农村考察；也接待过不少外国来访的人，交流国际经验。
农牧渔业部、林业部、水电部、粮食部、商业部、国务院研究室等单位，都在其工作范围内对有关的农村情况和问题，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和许多专题讨论会都请这些单位的负责人或有关人员参加。他们对农村改革和发展的许多方面都作出了贡献。
充分组织社会研究力量
除了党政系统的研究力量外，国家农委和农村政策研究室很重视动员组织研究农村问题的社会力量，参与农村改革的调查研究和重要问题的论证工作。所谓社会研究力量，包括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农业科学院、农业大专院校、各大学的农经系、涉农的各种团体、学会、民主党派的研究人员等。这些力量都投入农村改革的浪潮中。
1979年间，全国开展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区划办后来在此基础上出了《我国农业发展的几个战略性问题》。1980年年初，国家农委组织了农业部门、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等500多人，对通县、吴县、无锡、嘉定、博罗、栾县、广汉、桃源、海伦、吉县、盐池11个县，作了七个月的全面的调查，印出一本12万字的小册子。1981年8月，委托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在山东烟台开会讨论，研究农村和农业存在的问题、发展方向和相应政策。后来综合整理出一份材料，作为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参考文件。
农村政策研究室成立后，设一个联络室，负责联系组织全国从事农村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和一部分实际工作人员，按农研室的要求，设立课题，开展调查研究，提供研究成果，对有争论的问题组织论证，供农研室作为决策的参考；同时，在农研中心下设评议委员会（主任谢华，副主任郑重、卢良恕、卢文，后加黄青禾），对研究成果给予评奖。在全国聘请了120多个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和30多个评议委员。给联络室100万元（后减至70多万元）作为委托研究经费。
联络室根据领导意见，确立了如下重要课题：农村发展战略、粮食和经济作物的比例关系、农业内部各业的合理结构、农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关系、草原牧业、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水利等）、农业技术改造、农业生态环境、农村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的发展（包括雇工问题）、农村合作经济、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包括粮食统购统销）、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农村非农产业（包括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金融和农业投资、农村劳动力转移、城乡关系（包括小城镇建设）、农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等。地区发展课题有：东北商品粮基地建设、环渤海区的发展、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发展、长江三角洲的发展、华南沿海地区的发展、西南山区的开发、西北干旱地区的治理与发展等。此外还有一批各自报来经研究同意设立的课题：城郊经济研究、土地规模经营、外向型经济研究、农业投入产出模型、广州市农产品市场开放研究等。上述课题在委托研究时，有的接受单位感到范围太广，无力承担，便划小分为几个问题。如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分为粮食、畜牧、水产、蔬菜、水果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分为水利、低产田改造、盐碱地改造等。课题研究要求：综合以前的研究成果，从实际出发，有创意，全面和典型相结合，定性、定量、定位、定时，不要作泛泛的空论和老生常谈。课题委托后，农研室、农研中心领导和研究人员常去检查和参与研究。委托经费的支付，视课题大小、难易和接受单位的财力而定，较大的课题一般是三万元，最少的2000元；自有研究经费的单位（如中央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中国科院等），就不拨委托研究经费。这些课题都先后交了研究成果，只有农业生态环境一题没有交。
1985年10月下旬，农研中心评议会开第一次会议，评定《粮食和经济作物的关系》为一等奖，一个二等奖；三个三等奖。1987年6月初，开第二次评议会，没有评上一等奖；评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业合作理论》、《国民经济成长新阶段和农村发展》（自报的）三个课题报告为二等奖；三个三等奖。1988年12月中旬，开第三次评议会，评出《农业和国民经济其他产业的关系》为一等奖；两个二等奖；四个三等奖。1990年5月下旬，开第四次评议会，评出《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现代化进程》为一等奖；四个二等奖，11个三等奖。委托研究课题成果，集中编《中国农村发展战略问题》、《农村发展研究丛书》和《生存·改革·发展》三本综合书籍出版。
那几年的委托研究和评奖工作，对推动农村问题研究，改进研究作风，活跃学术气氛，提高研究质量，促进改革，起了重要的作用。不少课题在完成委托研究任务后，感到还有长期研究的需要，便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研究会，如城郊经济研究会、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农村外向型经济研究会、乡镇企业研究会等。其中有些研究会，后来成为一级学会，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和帮助农村发展的工作。
1982年、1983年、1984年、1987年，联络室还在寒暑假期间，找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学生，给他们一些钱当作路费，布置他们回乡调查。返校后，听取他们的汇报，集中他们写的材料。前两年的调查，由翁永曦同志写成《百村调查》，作为农村工作会议的参考资料，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之后的也整理送领导及各组作参考。
为了经常获取农村情况，1984年联络室找农科院农经所资料室，给他们提供一定的经费，让他们经常收集全国农村新动态、新问题、新争论、新观点、重大会议和活动情况等，编辑印发一份《农村动态》，分送农研室领导与各组室、农研中心研究员和评议委员。
当时农研室和农研中心联系最多的，是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社会科学院农村所和农科院农经所。他们每次开会都邀请农研室和农研中心的人去参加，农研室和农研中心有什么问题要发动专家学者讨论，也交由他们进行。此外，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社会科学院社会所、世经所、苏东所、中国民主同盟等单位，都有许多研究农村、农业问题的人员，他们经常深入农村作调查研究，常开讨论会。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分会每月都在羊肉胡同63号盟址开一次农村问题讨论会，会议有中心发言，印发资料，很多人去参加，农研室和农研中心的人也常去。1983年，他们反映开会经费有困难，要求联络室每年支援2000元，联络室满足他们的要求，使讨论会持续正常进行。联络室还联合民盟农经组、农科院农经所、农业经济学会，每月在政协礼堂开一次农经问题讨论会，研讨农村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经团联”也常开农村问题讨论会，邀请农研室、农研中心及各方面的人参加。社科院经济所、农村所、农经学会和农科院农经所、“经团联”等都办有刊物，发表许多有关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文章，农研室和农研中心研究人员的文章也常在这些刊物上发表。
各个学会、研究会，还在北京和外地办了许多培训班，有农村经济培训班、农村改革培训班、乡镇企业培训班、经营管理培训班、农村外向经济培训班、城郊经济培训班、农村干部培训班等。时间一般是十多天，长的一个月。培训人数最多的是农村经济培训班，培训了4000多人；其他研究会培训班各自培训了数百至一千多人，对推动农村改革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争论与论证
农村改革初期，出现许多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分歧很大。首先，是因为许多人受过去“左”的思想和旧框框的束缚，与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发生碰撞；其次，是我国农村发展很不平衡，情况复杂，反映到人的认识上，自然有所不同；再次，是农村改革史无前例，要进行各种探索。有分歧就有争论，就要论证，真理越辩越明，通过交锋和实践，明确了各自的根据和利弊，便于领导决策。那一段是争论最多的时期，也是学术理论界异常活跃的时期。
开始争论最多的是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问题。改革前曾数度出现过包产到户，都被当作“实行单干”、“搞资本主义复辟”镇压下去了。现在再出现，很多人自然是旧调重弹，坚决反对。但是，广大农民不管怎么限制反对，都是一股劲地往这方面推进，而且效益很好，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因而很多调查和会议都热烈争论，各摆道理论证其是非。争论时间持续约两年多。在这场争论中，农民的行动和实践的效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使许多反对者在事实面前败下阵来。中央领导尊重农民的创造，给它定性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关于粮食和经济作物关系的争论。过去一直提“农业以粮为纲”，集中土地和力量搞粮食。开始改革时，就有人反对这种做法，说“以粮为纲，全面砍光”，主张多发展经济作物和其他生产；有的主张搞大农业、大粮食（发展多种食物）；有的主张农业以牧为主；有的主张农田多用于高效生产，缺粮可以进口。争论也很激烈。1980年开过几次论证会，1981年3月，农委召开全国多种经营会议，经过争论，确定放弃“以粮为纲”的提法，实行“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此后一段时间仍有争论。
是否允许农民购买拖拉机的争论。土地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农民有了生产自主权，有的农民有了钱，开始购买拖拉机和运输汽车。这件事引起一些人的疑惧，认为拖拉机和汽车是大型生产资料，可成为资本，发展资本主义；另一些人则认为，农民购买拖拉机和汽车，可以进一步调动生产经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发展生产，搞活农村经济，这是好事，应该允许。争论很厉害。有些地方下令禁止，但禁不住。1982年10月，农研室根据中央领导意见，召开了有十省、市和中直13个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把这个问题作为主要议题之一，加以讨论，也发生尖锐的争论。1983年一号文件根据农民要求和实际情况，作出允许购买的决定。这就是允许农民有独立的生产资料，从事必要的经营，对壮大农民家庭经营，发展非农产业，发展商品经济，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起了重大的作用。
关于雇工问题的争论。这个问题差不多和包产到户的问题一样，争论得很激烈、范围很广，时间也很长。在家庭经营发展的情况下，1981年前后出现雇工经营，到1985年迅速发展。此事一出现，便引起人们的注目，纷纷进行调查，引起热烈的争论。各种涉农会议都讨论这个问题；《人民日报》辟专栏讨论，历时三个月；《光明日报》和各种有关的刊物，都发表了许多文章展开争论。对雇工经营的性质有种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是剥削被雇者的，应予取缔；而有的认为，这是商品经济的一种形式，属于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应允许发展；有的认为，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它成为普照的光，在它的照耀下，各种附属性的经济都要改变颜色，目前的雇工经营，具有不确定性、过渡性、可塑性，不要急于确定其性质，应允许和鼓励其发展；有的认为，它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一个构成部分，应允许；还有的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雇工经营有种种形态，既有雇佣劳动性的，也有具有其他成分或因素，甚至是合作性的，不能一概而论，要作具体分析，总的允许其发展，分别情况加以引导。对于雇主的大量收入，也有种种说法：有的认为是来自剥削雇佣工人；有的认为来自复杂劳动，投资利息，经营有方；有的认为是社会上转移来的；有的认为要根据不同情况作具体分析。1982年7月，中央领导人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对雇工经营，不表扬、不批评、不戴帽子、不割尾巴，而要趋利避害。后来又说，不宜提倡，不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看一两年再说。1983年一号文件对雇工情况作了分析，写了这些意见。其后雇工继续发展，争论仍然不休。1983年4月，农研室和农研中心委托中国农经学会就此问题开会论证。农经学会召集了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西、陕西、四川等省市代表，北京大专院校、中直有关部门研究人员共40余人，开了五天的会。到会人员畅所欲言，作了深入详细的讨论。关于雇工经营的性质，各持己见，没有求得共识。但大家都承认，在目前条件下，雇工经营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劳动就业，有利于发展商品经济，有利于培养经营人才，有利于增加产品供给和国家税收。不少人指出，其弊端在于有盲目性，存在剥削，可能破坏资源，滋长不正之风，扩大贫富差距。讨论后，写出一份《关于农村雇工问题讨论纪要》报农研室和农研中心，写明了争论情况，总的意见是利大于弊，提出“允许、限制、引导”的方针（这份纪要后来作为当年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参考材料）。10～11月，农研室内部又开了两次雇工问题讨论会。1984年一号文件提出继续执行上年一号文件的有关政策，指出一些雇工经营中的合作因素，作为发展导向。1986年春，农研室又在西安开了一次较大型的雇工问题讨论会，在内部开了两次会。此后，雇工经营继续发展，虽仍有争论，但逐渐减少。
关于乡镇企业的争论。随着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以小工业为主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起来，改变了农村产业结构，吸收了众多剩余劳动力，为社会提供了大量产品，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农村工作人员和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学者，对此大加赞扬；而城市和工业部门的人，则加以挞伐。说乡镇企业“过于分散、落后”，“浪费资源”，“和大工业争原料”，“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等，要加以限制取缔。从而引出一场城乡之间的争论。在很多会议上和报刊上，都出现不同的看法和交锋，持续了两三年。1988年“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期间，乡镇企业为此受到压制。后来，由于乡镇企业冲破种种阻力迅猛发展，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吸收劳动力日益增加，其税收成了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实践给这场争论作了结论，乡镇企业得到肯定，争论才自然消散。
关于农村劳动力进城的争论。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搞活经济后，剩余劳动力日益突出，进城务工的人不断增加，这是必然的趋势。而城市一些人则认为，城市也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民进城将抢他们的饭碗，增加城市负担，引起秩序混乱，成为安定的隐患。把他们说成是“盲流”，作出诸多歧视性的规定，提出“紧闭城门”，“用铁扫帚把他们赶出去”……这就在研究人员和理论界引起异议。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过多，城市化水平太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不合理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应同步进行，必须打破城乡隔离制度，实行城乡一体化，让农民进城务工落户，给予市民同等待遇。这种呼吁很久没有得到实际解决；农民则不断往城市涌进。直到党的十六大以后才得以解决。
关于北方水利问题。这涉及几个问题：黄河的治理，南水北调，西北干旱地区是否要修水利，抽取深层地下水问题等。为此，在1982～1983年曾开过几次重要的论证会。关于黄河的治理问题，基本意见是把改良土壤和保护土壤、治水和治山相结合，造林和水利建设相结合，要加强西北的生态建设，治理水土流失，合理分配黄河用水，同意修建大柳树和小浪底水库。由于华北缺水，南水北调势在必行。由此引出的生态问题，要进一步研究论证，找出解决办法。关于西北地区水利建设问题，是由于1980年财政部一位副部长到宁夏西海固地区考察同心水利工程后，认为那里搞黄河水工程太大，渠道过长，成本太高，反对修这种水利工程。经过深入考查和讨论后，认为不修水利，或是用汽车运水供应当地人畜；或是把当地居民迁出来，这样花的钱更多，修水利还是必要的。北方深层地下水抽取过多，已引起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很多地方出现漏斗，应该停止。
此外，关于土地所有制、商品经济、统购派购、开放城市农副产品市场、农工商综合经营、农业现代化等问题，也发生过不少争论，开过多次研讨会。多数问题解决了，前后两个问题仍有争论。
农研室和农研中心出版一份内部刊物《农村问题论坛》（印2000份），免费赠送，刊登有关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文章，特别刊出有创意、有新观点的文章，常把有不同观点和争论双方的文章集中在一起发表，提供讨论平台，给人以全面了解各方面意见的机会，很受欢迎。到1989年春共出了162期。
1987年10月，农研室和农研中心支持中国农经学会和国际农经学会联合在北京怀柔召开“国际农村发展战略讨论会”，国际农经学会主席和各国代表共32人到会，中方代表34人，收到论文56篇。会期为七天。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到会讲话，杜润生主任（兼中国农经学会理事长）作了主题发言。
1989年农研室和农研中心相继被解散，以后的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现在很多研究农村问题的人，回忆起那一段情况，都感到十分可贵。
（本文作者系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联络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