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公祠是为纪念清代官僚朱圭而建的生祠，创建于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其正厅内原供奉朱圭的“长生禄位”牌座，院中建有砖雕碑楼一座，碑名《宪谕修理卦山功德碑》，记载了交城县百姓与知县庄绳祖围绕卦山风景林木产权归属而发生的一桩公案始末。
卦山柏林800亩，是卦山名胜古迹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与寺庙古建筑犹如红花绿叶，唇齿相依，历来受到地方百姓和寺庙僧人的竭力保护，并且逐年向官府缴纳钱粮（税金），属于“民间公产”。根据惯例，将枯死或因山洪冲倒的柏树变卖之钱财积累，用于寺庙修建。这是一种以山养山、以庙养庙的基本方式。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交城知县庄绳祖（1717—1791年）认为其银应归官署收入，不能用于修庙。这笔钱连同历年积累，共计白银1000余两。为此，地方百姓与知县发生分歧，官司最后打到山西布政使衙门。上任不久的布政使朱圭委派太原知府博尔敦亲来交城实地调查，结果表明，卦山所属土地、林木、寺庙等财产向来系民间集体所有，由本县僧民进行保护、管理和修理，从无二议。为此朱圭批示：“民间公地，系有主之物，不便官取生息。前向柏板估价1000余两，应听该都士民自行变价，尽数作为修理天宁寺及书院之用。有余不足，毋庸官为经理。”山西巡抚鄂宝也批示：“如详转饬，遵照办理，各宪存案。”（清·王思忠《宪谕修埋卦山功德碑》）这场官司最终以交城僧民胜诉而结案。之后，卦山天宁寺大修工程顺利进行，“凡隶此山者，靡不焕然一新。而此山之所以焕然一新者，皆朱公之所赐也，其可忘也耶！”
朱圭的事迹
朱圭（1731—1806年），字石君，号南崖，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大兴县）人。自幼聪明过人，早有“神童”之称。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18岁即中进士，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由湖北按察使调山西，次年迁任布政使。乾隆四十年，也就是卦山朱公祠建成之年，他奉诏入京，授侍讲学士，入直上书房成为颙琰（yóng？yǎn，乾隆皇帝第十五子，即后来的嘉庆皇帝）的老师。他以古今贤哲的业绩谆谆教导这位未来的皇帝，深得颙琰的敬重和信任。
朱圭任山西布政使时，与阳曲县（今太原市区及北郊一带）知县吴重光友善，颇为默契。乾隆四十年（1775年）朱圭奉调入京，但宦囊羞涩，不得不向相知相熟的吴重光筹借差旅车马费用。事隔数年，吴重光移官代州（辖境相当于今山西代县、繁峙、五台、原平四县）知州，已将借钱事渐渐忘却。忽一日，从北京专程来了一个骑马的人，送还原借200两银子，并有朱圭写的一封书信。信上除写明感谢之意外，并托其索回借条等语。吴重光因延时已久，好不容易才找到借条交给差人。廉正之风令人敬佩。这个故事见于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转录清·焦循《雕菰楼集·书朱文正公神道碑后记》。
朱圭晚年官居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始终持躬勤谨，清介廉洁，清苦如寒士。窘迫时，他甚至连皇帝赏赐的貂裘也送进了当铺。死时卧处仅有布被布褥和残书数箧，见者无不悲戚。嘉庆皇帝亲临祭奠，进门即失声痛哭。挽联中有“半生唯独宿，一世不言钱”之句，是对其高贵品质的定评。朱圭墓在北京西南赵辛店（《朱圭墓志铭》作“二老庄吕村旧阡”），今有地名“朱家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