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舒萼，清霍州直隶州灵石县静升村（今静升镇静升村）人，字伟堂，同治丁卯科（1867年）举人，光绪丙子科（1876年）进士。曾任直隶（今河北省）文安县知县、户部主事福建司行走，因涉嫌参与“戊戌变法”被罢官，后应聘平遥超山书院山长。
《平遥超山书院创建重修原委碑》（清同治元年·1862年）载：山长必“询访进士之有品学者”担任，且“以县尊为主，两学师长为监院，每月官课一次，山长院课一次”。光绪初年，闻听王舒萼“新中进士，乃灵石名士，遂聘为平遥书院山长”，“由是人文蔚起，科第绵绵”。在平遥超山书院任山长期间，王舒萼仔细研读了原山长徐继畬（1795—1873），字松龛，五台人，道光进士，曾任广东按察使、福建巡抚、闽浙总督、太仆寺少卿）所著《瀛寰志略》，得识晋南闻喜杨深秀，深深认为中国强盛必须变法维新。
光绪十二年（1886年）王舒萼补授直隶文安县知县，赴任知县之前，又一次与杨深秀促膝深谈，采纳了杨深秀“富国、养民、教民”的建议，决定先从“养民”的“务农”入手。到任后，便亲自到县治所属各村，“度其原隰，察看地形”，经过一番考察，他认为文安“地势窊下，雨后众流所归，淹没田禾，所以秋夏成灾”。于是“疏凿”渠道，认真治理，“水害顿减”。并改革种植结构，“教人民多种水稻”，“收成颇丰”。文安邻接天津，地近京师，他又“劝工、惠商、恤穷”，经济迅速繁荣。百姓为之大堂悬匾：“民生攸赖”。随之“兴庠立教”，每闻琅琅书声则喜形于色，更兼“雍和有度，讼理事平”，地方安宁，合县士庶送匾县衙“棠荫春风”。
在与杨深秀等维新派人物的交往中，王舒萼更感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他支持“公车上书”，主张变法图强，并参加了杨深秀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三月份创立的关学会。“百日维新”很快失败，慈禧太后重新“亲政”，光绪皇帝被软禁，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逃往海外，谭嗣同、杨深秀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害，王舒萼也涉嫌罢归故里。事定，文安百姓立《去思碑》以表思念，又悄悄将县衙大堂两匾，从河北送到山西，交由王舒萼收存。
当平遥超山书院得知王舒萼正蛰居家乡时，便派人赴灵石静升村恒贞堡请王山长出山，再次主讲超山书院。王舒萼深知维新无望，遂欣然应允，重理旧业，埋头教学，常在“士子上课余暇，教以读书之法”，“陶镕日久”，门生学子“受益良多”。
王舒萼一生正所谓“读书志在圣贤，非图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朱柏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