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参观过托尔斯泰的波利亚纳庄园，座落在那一片森林和土地中的贵族之家，虽说不上奢侈豪华，但也相当富丽堂皇的。房屋宽大闳敞，陈设琳琅满目，独是托尔斯泰的写作间，相对来讲，就显得狭窄拥挤了。在这里，他写出了他的不朽之作。
因我以前看过一部介绍托尔斯泰创作生平的影片，印象极为深刻，所以，这次也抱有看看原稿的愿望。但遗憾的是那次未能目睹这位文豪的手迹。不过，影片中的那《战争与和平》的一遍遍原稿，称得上是蝇头小楷的一笔一划，始终难忘。作家的劳动和那份认真细致的精神，令我们这些后辈叹为观止。托尔斯泰一生写出了多少宏篇巨制呀！可以说每一部著作都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山峰，都是后人不可企及的永恒之作。
这也给我们一个启发，你的才华也许不是托尔斯泰式的，但你对于创作的追求，却是不应该稍逊于这位文豪。
对于作家来讲，写作是他的职业，因此最重要的一条是，必须有产量。写多也好，写少也好，一个作家，起码的条件，是得有问世的作品。
就怕那种是作家而无作品，是名作家而无名作品的人。这在我们的文学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大概就是鲁迅先生的遗嘱里所说的，千万不要做的空头文学家了。当然，无论什么家，空头都不甚好，文学空头，则尤其不好。因为文坛不是证券交易所，在股市中，买空卖空，不失为一种手段，那本是一项投机行业。可在文学生活中，也贩卖这一套，想投机的话，一时可以借助于官职、地位、权力、财势以及抬轿子吹喇叭的制造舆论，戴上了作家的桂冠。不过，日子一长，那空空荡荡的本色，便遮掩不住了。
我琢磨过，这种被鲁迅先生不幸而言中的，不写而当作家，写不出什么还要当作家官的现象，是不是我们这块土地的特产？
相比之下，那些著作等身的作家，一生埋头写作，让人从心底里尊敬。我看到过一个外国作家产量的小统计。法国雨果（1802—1885）共写了15万首诗和一批小说。法国大仲马（1802—1870）共写作257部书。法国的莫泊桑（1850—1893）创作短篇小说300多篇，长篇小说6部。这数目字实在是惊人的，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莫泊桑的作品，大部分都由李青崖先生译过来了，这自是可信的了。大仲马的书，译成中文的，恐怕只是他全部作品的零头。雨果的诗，介绍过来的就更少了。
真是不可思议啊？我都怀疑这份统计是不是有误？但无论如何都表明，作家是凭他的艰巨劳动，体现他的存在价值的。官位高低，并不表明这个作家作品的好坏。雨果一辈子没担任什么公职；托尔斯泰只当过几天十四品文官，在部队服过役，退伍时也才不过是个中尉。可是他们的大量著作，使之成为历史上的巨人。
一般说，数量是质量的基础，没有数量，又从何谈到质量呢？不过在文学史上，也有写得并不很多，而流传千古的。如法国的梅里美（1803—1870），比之他的同时代人雨果、大仲马要少得多，但他的《卡尔曼》、《高龙巴》在读者心目中，也是不能抹煞的。所以一旦涉足文坛，便以作品较量。光靠练嘴皮子，天桥把式，这儿发表指示，那儿谈谈看法，老实讲，不会有人买帐的。作家用他的作品，来表明他自己。如果功夫全使在了作品之外，那他只能算是文学活动家，而非文学家了。他只忙于他的活动，对不起，自然也就无文学可言了。
雨果的诗名之盛，不弱于他的小说，但他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等等一系列的长篇小说，则拥有很多的读者，在中国，他的小说知名度更高。这些已翻译成汉字的小说，差不多每部都几十万字，如果再加上诗歌，即使以纯字数而论，那也快是天文数字了。想到那时既没有打字机，也没有电脑，绝对的手工劳动，一个字一个字地用羽毛管笔写下来，其艰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雨果应该算是一位高龄作家，活了八十多岁，即使这样，他这一生的每一个工作日，平均下来写了多少字，也是很可观的。
如果，他把很多时间用于吃肥牛火锅，熬上个什么级别，混到一辆小汽车坐坐，给儿女弄上个美差，三天两天出个国，我想，他即使有倚马可待的天才，也产生不出这许许多多的传世之作。
也许正因为写不出来，才有闲心去成为一个文学活动家吧？
创作是艰苦的行业，“吟成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呕心沥血四个字，对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讲，是当之无愧的。回过头来看中国古代作家，堪与雨果比美，写上万首诗歌的，大概要数南宋的陆游了。他的《剑南诗稿》存诗9300多首，是中国诗人中多产的冠军。“细雨骑驴入剑门”，就是他众多诗篇中千古传诵的名句。算一下细帐，假如平均每天写一首的话，也要用去30年功夫。这份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创作努力，不也在提醒我们后代从事此项职业的人，应该怎样的敬业嘛！写多也好，写少也好，写得好也罢，写得不那么好也罢，你是一个作家，你就得孜孜不息地写下去。
否则，又何必在那儿招摇过世，自欺欺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