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格子这个词，是香港一些专栏作家先讲起来的。慢慢地，大家也就习惯地沿用了。
写汉字的稿纸，类似格子，作者伏案，也很像爬的动作，于是自嘲为爬格子。别人看不起这类卖文为生的人，甚至有讥讽为爬格子动物的。如果想到人也是动物之一种，也就不会在意了。不过，先前的作家，是不用稿纸的，即或有，也是直行，所以，无格可爬。而且，握一管毛笔，那姿势也须俨然，故而谈不到爬格子。古时候，没有这个词。
那时，只有毛笔，谈不上自来水笔，圆珠笔，更不可能有现在像许多人已经在用的电脑，劈里啪啦，只顾击键就行的方便简洁的现代化书写工具。
细想起来，一笔一划，蝇头小楷，来做文章，可谓太难了。
司马迁被关在蚕室里，一面服刑，一面养伤，一面开始构思《史记》这部书时，他使用的文房四宝，是个什么样子的，如今是很难为之悬拟的了。
据想象，毛笔是应该有的，因为毛笔始起于战国。但纸张，此时还未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直到他死后的公元一○五年，蔡伦才造出第一张纸。那么，他肯定是用简，也就是竹片，当他的稿纸，这可实在的麻烦。《史记》这部书，必然要依靠过去史官的记载，司马迁去国家图书馆翻阅那些未被秦始皇焚书烧掉，而漏网留存下来的资料，也必然是堆积如山的竹简。秦始皇把竹简付之一炬，就不如文革期间统统送到造纸厂泡成纸浆，这很足以说明时代的进步。
古人常用“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来褒扬一位有学问的人，这车，就是指装着竹简的车。五车竹简，相当于今天多少万字的书，就不得而知了。一片竹简，写不了多少字，五车，表明很有学问，那么这个车肯定相当大的。
一想到这些竹简，就难以设想被关在监狱里的司马迁，是怎样写作的？那时的专政机构，能容许他写这么一部大书，比之奥·亨利在坐牢期间写短篇小说，似乎条件要更优越。
我们也没有福气，坐过汉朝的班房，虽然唐代诗人写过“秦时明月汉时关”，可对汉代的监狱，是什么样子的，没有什么报导。但从他《报任安书》中，写到的犯罪服刑期间的情况，好象那日子并不怎么好过。“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可见古今同理，凡是专政机关，是不会把囚犯款若上宾的。
于是，令我们后代爬格子的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他是如何能在牢里面著书立说的。如果随便设想一下，至少得要有笔墨纸砚吧？而纸，也就是简，一片一片，是很占地方的。加之手头必备的一些检索资料，自然那也是简，还有必不可少的一张书案，一张床，那样，给他预备的牢房，顶起码也得十个平方米的面积才行。竹简是以车论的，何况他要从事编撰的《史记》，又是一项浩繁的工程，牢房的门必然要能开进去一辆车，这班房是小不了的。
当然班房宽大，不等于对司马迁宽大。但那时的司法当局，还不懂得制作沙丁鱼罐头的道理，所以，不明白如何缩减牢房面积。其实，“囚”字就具象地表现出应该给犯人多大的地方了，但居然留下了让他可以从事创作的空间，真是难能可贵。谢天谢地，否则，一间牢房里塞进十个二十个人犯，与他挤着一团，我想今天大概不会有《史记》这本书了。
也许因为司马迁是触犯了皇帝的钦犯，也许因为他算得上是高级知识分子，虽然最后给他落实政策，但惩罚是半点不留情的，牢房并不是有所优待的。
这个人倒霉就倒在他讲真话上，打抱不平上，对皇帝圣明的幻想上，和对自己太不切实际的估计上，这也是他之前，他之后，所有爬格子的人，总不走运的原因。爬格子的游戏和轮盘赌差不多，赌注越大，输的可能性也越大，赢，实在是侥幸的。轮盘赌输赢是钱，爬格子的游戏，玩大发了，有可能把命搭上，司马迁差一点点就被皇帝砍了头。
其实他和那位出征匈奴的李陵，素非相善，“趋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没有任何亲密关系的。这就是爬格子的人共有的一种臭毛病：说得好听，叫做正义感，说得不好听，叫做多管闲事。若是看见装看不见，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球照样转的。可生怕当哑巴被人卖了，一定不识相，一定按捺不住的要“干预生活”的话，既与事无补，自己还会碰一鼻子灰，那也只好说是咎由自取了。
及至李陵寡不敌众，身陷重围，弹尽粮绝，那个贰师将军李广利援救不力，终于被俘，朝野震动。可想而知，李陵是怎样的被唾骂了，他看不过去，也太相信自己，以“拳拳之忠”，在明主面前说了两句公道话。谁知龙颜大怒，惹下大祸，身受“次死之刑”，也就是极残忍的“宫刑”（即“割势之极刑”），为他的正直付出代价。
唉！这位爬格子先生，也太自信了。你算是陛下的一个何许人也？等他受了刑才明白，“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闲，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即使“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可是，到这个时候，知道一个舞文弄墨的所谓知识分子，在皇帝眼里，不过尔尔，已经晚了。这种自找苦吃，总是在吃尽苦头以后才醒悟的悲剧，一直又延续了多久多久啊！
现在已无法知道这种残酷的，极不人道的刑法，对司马迁的身体的摧残程度如何？但对他造成的心理压力，精神伤害，肯定是万分痛苦的。从他给任安的信里可以看到那份难以言状的悲愤，“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他哀叹地说：“茸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
这种凄惨的哀鸣，事隔千秋，犹令人感到心灵的震撼。
在这封信里，他把一个人受到的侮辱，分为“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而统治者本可以赏他一个自杀，不，非要他在那儿活遭罪，也够恶毒的。为什么“宫刑”又名“腐刑”呢？就因为其受刑后，创口久久不能愈合，流脓溃烂，而腐臭不堪的缘故。后来，我们在文革中经常听到的把谁搞臭，寻根觅源，在某种程度上，没准倒可能是古代宫刑余风的再现呢！
然而，“沉溺缧绁”的“刑余之人”，“身残处秽”于“槛井之中”，他还忍不住要在一片片竹简上，继续爬格子的游戏。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很难说得通的性格。干什么？已经把你挤到一个彻底绝望的死角里了，你还写个什么劲呢？不，不论这游戏多么危险，哪怕妻离子散，坐牢杀头，也仍是九死而无一悔地写下去。司马迁这样鼓励自己：“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正是这一股中国文化传统赖以不坠的精神力量，他完成了他的这部不朽之作《史记》。
这固然是从古至今爬格子的作者，令人感佩的光辉之处，可是，当我试着描绘司马迁在牢房里，忍住创痛，和比创痛还要锥心刺骨的耻辱，在孤灯下，在竹简上，孜孜不息，锲而不舍，埋首著作的情景，就难以解释这些古代的，也包括后世的，许许多多正直的知识分子，那种究竟为什么想不开的愚执？
也许他生于这块土地，长于这块土地，谁让这些爬格子的人（骨头软者除外）的心灵和命运紧系于中国这块土地上呢，这就成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情结，只要他提起笔，无论毛笔，自来水笔，圆珠笔，文字处理机，电脑，他就是这支前仆后继的长长队伍中的一员，他也就只能沿续这样一个文化传统精神，去爬他的格子。
其实，这也不光是中国，世界上哪个民族的作者，不是这样笔耕的呢？文学也好，历史也好，哪一页不是爬格子的人，一笔一划的书写积累起来的呢？
1992.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