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上海那些弄堂里，经常在垃圾桶旁，小便池边，见到这样的胡涂乱抹的壁画，一个椭圆形的圈，加上四爪，添上头尾，再把要诋毁的某人的姓名填写在那圆圈内。这种打击对手的艺术宣传品，谁都明白是什么意思的。
当然，很好笑的。
不过，见得多了，连笑也懒得笑了。这种纯系弄堂里小无赖的行径，本是极无聊的。第一，说明他极孬种，除了躲在这种污秽的角落漫骂外，别无再高明一点的伎俩。第二，说明他极阴暗，只有自己当王八，才恨不能别人也当王八的。第三，说明他极阿Q，竟相信这等精神胜利法，以为画谁乌龟就是乌龟。于是，他觉得自己是英雄了，那些愿意看他骂谁以泄己愤的大无赖们，也捧他为英雄，甚至还会掏出几分钱，给他去弄堂口买支棒冰吃呢！
鲁迅先生早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借助于谩骂和人身侮辱来攻击对手，绝对是一种虚弱的表现。陈琳为袁本初起草的声讨曹操的檄文，骆宾王为徐敬业写的《讨武曌檄》，未尝不是在骂这两个人，但理正辞严，才华横溢，骂得很艺术，骂得有文彩，骂出一个令人钦服的水平来。相比之下，不能不遗憾时下那些“檄文”式的力竭声嘶的文学批评，着实地让人丧气了。
还有一句俗话，叫做有理走遍天下，完全用不着像泼妇骂街那样气急败坏，满口喷粪，出言不逊的。至少要讲一点精神文明吧？那些大小无赖画个小乌龟丑化对手的做法，绝对是不可取的。特别从事文学批评，月旦作家的人，更应该体现出高度的教养。
说实在的，在这个领域里，并不是谁嗓门高，谁就掌握真理，也不是谁胳膊粗，谁就有权裁决。职务高，不等于智慧高，这是斯大林的话。技术职称评上了教授，哪怕是名牌大学的教授，不等于就会写文章；钱先生的《围城》里那位教授还是洋博士呢？不照样狗屎？
应该说，一篇作品问世以后，谁都有权利议论它的好坏。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这是很正常的。未必全受欢迎的作品就是好作品，同样，全不受欢迎的作品，也不见得就是坏作品，在世界和中国的文学史上，是有这样不能把话说死的例子。远的且不去引证了，数十年来，香花变毒草，毒草变香花的作品还少么？所以，不要气势汹汹地先贴上封条，抡起棒子就揍。因此，开展正确的与人为善的文艺批评，才是真正的繁荣文艺之道。根据一个人，或一些人的好恶，来评定一部作品，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是难免要偏颇的。
我相信，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喜欢的，讲他喜欢的原因，不喜欢的，讲他不喜欢的由来，真理总是愈辩愈明，无论对于作者，对于批评者，一定会有所裨益。我们知道，别林斯基与果戈里，车尔尼雪夫斯基与屠格涅夫，杜勃罗留波夫与陀斯妥也夫斯基，都有过这种相互促进的有益探讨，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所以兴旺，不能不归功于这种正派的学术空气。
如果实在不喜欢，或奉命不喜欢，也应该平心静气，保持最起码的文明礼貌，来进行学术探讨。因为作品的优劣高低，终究不能像法庭判案，按某条某款来定罪，那样方便简洁的。文学要按其自身规律办事，艺术创造更需经过时间的考验。所以，那些一上来先开骂，唾沫星子飞溅，咬牙切齿，从作品一直骂到作者本人的批评家们，就很令人齿冷了。
也真是琢磨不透，干嘛要学那些弄堂英雄的行径，类似的墙上画个乌龟或其它动物什么的，把作者的名字写上去，借此来泄愤或邀宠呢？我倒很想建议这些批评家去看看中医，是不是肾亏阴虚，中气不足，或肺热阳亢，虚火上升，否则的话，用不着这样色厉内荏地非把作者骂成畜生不可的，也太有失风度了。
我不了解如今上海那些小弄堂里，还有没有这种厕所文学？但我读了一些批评家的文章后，以此类推，估计一时半时内，大概是很难绝迹的。
1992.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