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魏晋南北朝时期敦煌文化概况
北魏王朝统一黄河流域及中国北方地区，结朿了历时135年的十六国分裂割据局面。特别是北魏灭北凉后，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区文化东移的过程，对当时的文化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
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区从前凉张氏以来，学术研究的空气就很浓郁，西凉、北凉一直保持了这个优秀传统。这一河西走廊及敦煌文化的传统，同江左的文化传统是紧密联系、息息相关的，因而不论是前凉，还是西凉和北凉，不仅在政治上同江南的东晋以及后来的刘宋信使往来，彼此在文化上的联系也特别密切。
宋元嘉三年（公元426年），北凉主沮渠蒙逊子沮渠兴国，遣使至宋，“请《周易》及子、集诸书，合四百七十五卷”。沮渠蒙逊自己又写信给宋司徒王弘，要求替他找一部干宝的《搜神记》，王弘就请人抄了一部送给他。
宋元嘉十四年(公元437年），北凉主沮渠牧犍又遣使至宋，送给江南154卷书籍其中就有敦煌赵败所着的《甲寅元历》卷，这个历法最早提出改革闰法，对以后祖冲之编制《大明历》有很大的影响。同时，还送了《赵传》、《周髀注》各一卷，刘晒所着的《凉书》十卷，阚驷的《十三州志》十卷。此外，还送去魏、晋之间着名历法家杨伟的着作《乘丘先生书》二卷、《时务论》十二卷，魏敦煌人周生烈的《周生子》十三卷，前凉名臣谢艾的《谢艾集》八卷。同时沮渠牧犍也向江南求抄晋赵起居注和其它杂志数十种，宋文帝满足了他的要求，命人抄好送去。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区与汉南之间的文化交流的频繁，促进了中华文化在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的保存和进一步交流发展。
北魏灭了北凉之后，除了把三万多户吏民掠至国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一带，作为“平凉户”，罚作隶户以外，也特别注意到了接纳有成就的河西及敦煌学者，把他们迁移到平城去居住。其中着名的学者有敦煌刘晒、阚、索敞，武威阴兴、宋钦、段承根，金城赵柔，以及流寓在河西的广平程骏、程弘，河内常爽等人。这些学者到达平城后，或是着书修史，或是讲学授生，胡三省称代北以右武为俗”、“而魏之儒风及平凉州始振”。说明河西及敦煌学者的东迁和河西及敦煌学风的东传，对北魏学术界及文化事业有很大的影响。
（第二节）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史地、天文、数学索靖(公元239-303年），字幼安，西晋时敦煌龙勒人，是中国书法史上卓有成就的书法家。他出身于一个累世宦族之家，其父索湛曾任北地太守。索靖曾任西域戊己校尉、长史、尚书郎、关内侯、始.平内史、散骑常侍、后将军、监洛阳诸军事、游击将军等。死后被追赠“司空”，封安乐亭侯。
青年时期的索靖就有“逸群之量”，与同乡犯哀、张彪、索阶、索永同在太学读书。他们五人皆才艺绝人，驰名海内，被誉为“敦煌五龙”。索靖“博经史，兼通内纬”，在文学和书法艺术上造诣很深，为此得到当时的士林名流如傅玄、张华等人的赏识，并结交为学友。
索靖是东汉着名书法家张芝姊之孙，书法受张芝的影响很大，以善写草书闻名于世，尤其精于章草，即隶书草化后的书体。晋武帝时，索靖与另一位着名书法家卫璀同在尚书台供职，卫灌为尚书令，索靖为尚书郎，二人都以书法知名于世，且独具风格，被当时誉为“一台二妙”。后人评价说璀得伯英(张芝字)筋，靖得伯英肉”，可见两人的书法艺术受张芝影响很深。
索靖的书法作品，浓浅得度，内涵朴厚，古朴如汉隶，转折似今草，气势雄宏，历来被书法艺术界称为上乘。梁武帝萧衍非常赏识他的书法，称誉其“遒劲而峻险，遒劲处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峻险处如雪岭孤松，冰河危石”。黄山谷也称道其书法为“笺短意长，诚不可及另有人把索靖的书法与张芝的书法作了比较，认为：“精熟至极，索不及张芝；妙有余姿，张不及索靖”，两人各有精妙，各见其长。
索靖书法作品流传后世的有《出师表》、《月仪帖》、《急就章》等，宋代着名的《淳化阁帖》也收录了索靖的墨迹艺术品3索靖的书法艺术在中国文化史上有重要的影响，唐代书法大家欧阳洵平生最重法度，从不肯轻易推许古人。当他路见索靖书写的碑石作品后，竟卧于碑下，朝夕摩挲，爱惜备至，不忍离去。
索靖还着有《草书状》一篇，对书法的演变、风格、气韵、用笔及章法等方面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全文虽仅四百余字，但对书法艺术的论述范围几乎无所不包。他以“驾驭烈马、海水扬波”来形容草书的雄浑强劲和舒展潇洒；以“芝草、葡萄、棠棣”来总括各种风格的书法艺术；以“玄熊对踞，飞燕差池”状其对称平衡，欹侧参次。在草书技法上，他用“骇龙反踞、凌鱼奋尾”指出用笔要无往不收，执笔要豪迈有力。同时还强调，起笔要顾盼左右，运笔要照顾前后(登高望其美，既望而中顾）。这些基本的观点至今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索靖平生着述颇丰，其《五行三统正验证》一书，是论述阴阳气运的，另还有《索子》、《晋诗》各20卷等着述，可惜早已佚失。
二、史地、天文和数学
敦煌人刘日丙，字延明，与其父刘宝皆以儒学着称于世。刘晒一生史学着述甚丰，是着名的史学家。刘晒以“三史”文繁，着《略记》130篇，84卷，《凉书》10卷，《敦煌实录》20卷，《方言》2卷，《靖恭堂铭》1卷，并注疏《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等书。
刘肭的《略记》是删削《走记》、《汉书》和《东观记》三书而成的一部通史着作，《凉书》是专门记述前凉史事的纪传体国别史，《敦煌实录》是一部专门记述敦煌历史的实录体编年史。三部着作，体裁不同，各具特色，反映了作者在史学上的深湛功力。特别是《敦煌实录》，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实录体史书，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可惜此书早在唐时已散佚，我们只能从清人张澍所辑《续敦煌实录》中略见其梗貌。
公元437年，北凉主沮渠茂虔（又名牧犍)通使南朝刘宋，贡献河西文化典范着作图书20多种，154卷，包括经、史、子、集、文学、算术、历法等诸多方面其中就有刘晒的《凉书》、《敦煌实录》，还有前凉敦煌人谢艾的文集《谢艾集》，北凉太史公、敦煌人赵败的《甲寅元历》（又称《玄始历》)等书籍。以上书籍，都为南朝人第一次所见，影响极大。后来，北魏崔鸿撰写《十六国春秋》时，五史实多采用刘日丙的《凉书》和敦煌人索绥的《凉春秋》50卷等书。
刘砸是郭瑀的学生和女婿，因此受郭瑀的影响很大不求仕进，隐居山林，从事论述与讲学，远近受业的学生有五百多人。他的儒学造诣很深，授课很受各方学生的欢迎。沮渠蒙逊还时常到学府看望刘萌，和他讨论治国治民大计。蒙逊死后，其子牧犍更尊其为国师，一时间儒学兴盛，刘日丙声名远扬。可谓“着业凉城，遗文兹在，篇籍之类，颇足可观”。北魏孝明帝也下诏丙德冠前世，蔚为儒宗”，史书也称刘晒“通涉经史，才志不穷，价重西州，有闻东国，故流播之中，自拔泥滓”。刘晒为当时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
十六国时期，敦煌人阚碉，字元阳，受其祖父阚惊、父亲阚玖的儒学思想影响，加之他聪明过人，博闻强记，“三史群言，经目则诵”，又酷爱读书，勤奋不惰，博通经传，成为着名的史地学家，受到当时及后来人们的赞赏和推崇。
北凉主沮渠蒙逊十分重视阚的学识，拜其做秘书考课郎中，每遇国家大事，都要征询阚哩的意见。为了让阚碉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沮渠蒙逊特派三十多个文职官员做阚驵的助手让阚项专心从事校注经籍的工作。当时共刊订诸子百家三千余卷.为整理和保存我国古代文化典籍遗产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阚碉是五凉时期着名的学者、史地学家。他注疏的王朗《易传》，成为当时学习经典的范本，影响很大。他还花费几十年心血撰写了《十三州志》，是继《后汉书郡国志》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史地着作，它详细、准确地记述了魏晋时期的历史、民族、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书中对河流山川、地名物产等进行了新的考证，不少地方纠正了前人的错误，有许多独到之处。阚朝的《十三州志》，是研究我国西北地方史、古代地理状况和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史料，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着作，受到学者们的普遍重视。唐代颜师古为《汉书地理志乍注时，就大量引用了阔的《十三州志》足见其对后世史地学的影响。
十六国时期，敦煌赵致，是着名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赵败曾是北凉的太史公，专掌天文和律历。他在任期间，组织在河西观测星象，并结合研究前人的历法资料，结合河西走廊地区的实际情况，撰写了《七曜历数算经》。所谓“七曜”，就是指日、月、水、火、土、木、金七星，也就是国外历法中的“七曜日”，即历书中七日一周的名称。以每日第一小时为属于某曜日，如曰曜、月曜、水曜、火曜、木曜、金曜和土曜。《北史李业兴传》曾记载广以世行赵败历、节气后辰下算”，《宋书》中也记载“河西人赵畋善历算”，可见赵败的天文历算成就，在中国古代就有了较大的影响。
赵畋同时还着有《河西甲寅之算》、《阴阳历书》等学术着作，对天文、占候多所启发。为此英国着名的中国学者李约瑟在其所着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记载了赵败的科学成就，并对这位中国古代科学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第三节）魏晋南北朝时斯的文化教育事业
北凉主沮渠蒙逊，虽是张掖卢水胡人，但他“博涉经史，颇晓天文，雄杰有英略。”由于长期和汉族交往相处，汉文水平很好。他很重视发展汉族文化，曾多次旨令内外大臣，推荐有才能的人士，广献治国之策。他起用了“博通经史、才藻清赡”的敦煌人张穆为中书侍郎，并委以机密之任。公元421年灭西凉后，沮渠蒙逊又重用了当时在西凉任职的敦煌着名学者宋繇、刘晒、阚碉等。他任命刘晒为北凉的秘书郎，并让其子沮渠牧犍尊刘日丙为国师，还为刘日丙修建“陆沉观”于西苑，作为学府，让其教授生徒，发展教育事业。
沮渠蒙逊笃信佛教，兴修佛寺，鼓励佛经翻译，开凿了武威天梯山等石窟，为当时佛教事业的兴盛做出了贡献。敦煌莫高窟现存有十六国时期所开凿洞窟七个，其中虽无法确证有沮渠蒙逊时开凿的洞窟，也无明文记载，但从他“广传信教、广收门徒”，发展佛教文化事业的各项措施来看，敦煌地区当时佛教文化事业兴盛，敦煌莫高窟绝不会成为空白。只是目前保留下来的洞窟，仅为当年“洞窟千龛”的三分之一，使我们无法窥见其全貌。沮渠蒙逊对敦煌地区当时文化艺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治领袖难能可贵的卓越贡献。
李晁建立西凉政权，安定国事以后，在敦煌地区积极推行振兴文化教育事业的措施。当时在敦煌南门处修筑厅堂，名曰“靖恭堂”，作为议论朝政、检阅武事、听取收集各方意见的地方。堂内画上“图赞自古圣帝明王、帝臣孝子、烈士贞女。玄盛亲为序颂，以明鉴戒之义。”可见，李杲虽与中原王朝相隔而偏居西陲，但与中原文化和思想意识是紧密联系、承继相向的同时，李恳还在敦煌设立县学、州学和医学，广招学生五百余人，学习汉族文化，传播汉族思想意识，致使当时敦煌地区文风大兴。
李磊是当时西凉的政治领袖，他知人善任，虚衿下士，广招英俊。在他统治期间，西凉境内聚集了大批文人名流，如史地学家阚驷、经学家宋繇、教育学家刘晒、天文学家赵畋等。当时中原流士纷纷西来，一时间敦煌群雄齐集，成为中国西陲边疆传播汉文化和儒学思想的中心，为汉族文化的保存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一个胸怀大志的政治家的李是，同时又是一个擅长诗赋的文学家，他的赋着在五凉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曾作《述志赋》、《槐树赋》、《大酒客赋》等多篇。其中流传下来的仅有《述志赋》，篇中他以清新温厚的笔调，抒发了幼年希望隐居，不慕荣利的志趣；同时，他又以诚挚热烈的感情，表明自己愿在前凉政治统治下有所建树的抱负和决心。
篾玄晃于朱门，羡漆园之傲生，尚渔父于沧海，善泪溺之耦耕。
跨弱水以建基，蹉昆嘘以为墉，总奔驷之骇辔，接摧辕于峻峰。
李是重武功，抓文治，对繁荣“五凉文化”有突出的贡献。唐写本《敦煌廿咏》的歌颂正是历代文人崇敬的代言：
昔时兴圣帝，遗庙在敦煌。
叱咤雄千古，英威镇一方。
牧童歌冢上，狐兔穴坟傍。
晋史传韬略，留名播五凉。
敦煌人郭瑀，曾游学张掖，受名师郭荷的精心培养，学习写作和辩论。后“精通经义，雅辩谈论，多才艺，善属文”。为师守墓三年后，隐居于临松薤谷，凿石窟而居，开馆讲学，教授弟子一千多人，并着有《春秋墨说》、《孝经错纬》等经学着作。郭瑀一生清苦，以着书讲学教授弟子为己任。前后拒绝了前凉主张天锡、前秦王苻坚的多次“蒲轮玄埙”之礼邀其出山为政的请求。
敦煌效谷人宋纤，是东晋时另一位着名的经学家和教育家。他一生勤奋好学，年逾八十时仍手不释卷，着有《论语注》、《诗颂》数万言，今已散佚迨尽。宋纤淡泊名利，隐逸山林，喜好山川之胜，注重修身养性，专志于钻研经学，潜心于教授生徒0曾在其门下受业的弟子达三千多人，对当时河西文化发展、教育兴盛做出了贡献，是当时河西地区有名望的硕德名儒。他多次拒绝前凉张拃的征聘，对所有赠送一概不受，其清高节操超于常人，人称“高尚之士”，是为“名可闻而身不可见，德可仰而形不可睹其人如玉”。
（第四节）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事业的发展
随着汉以来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不断发展，至魏晋时更加频繁，佛教事业也进一步发展3敦煌地区是我国最早接触佛教的地区之一，到西晋时期，佛事活动更加盛行，其中竺法护及其弟子的活动影响最大。
竺法护，原名昙摩罗刹，其袓为大月氏人，后流寓敦煌。竺法护生长于敦煌，故视为敦煌人。他八岁出家，拜印度高僧竺髙座为师，每日诵经万言，孜孜不懈。西晋武帝时，法护随师遍游西域各地诸国，通晓了西域三十六国语言文字，搜集了大量的佛经着作。回归的时候，先至敦煌，再至长安，沿途传译佛经，劳不告倦，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西晋初年，竺法护号称“敦煌菩萨”，曾在敦煌将佛经《不退传法轮经》和《正法华经》译为汉文广为传布，并流传至中原地区。后来，竺法护还译出《华严经》五品、《大品般若》中的《光赞般若经》十卷等。他前后共翻译出佛经165部，“终身写译，劳不告倦”，对佛经的翻译事业有一定的贡献，释道安称道他的翻译“纲领必正”，“宏达欣畅”。汉魏晋时竺法护等大批僧人一生大都从事把印度佛经“写为晋文”的事业，改变了“外国法，师徒相传，以口授相付，不听载文”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