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符以后，凡天书礼文、宫观典册、祭祀巡幸、祥瑞颂声之事，王文正公旦实为参政宰相，无一不预。官自侍郎至太保，公心知得罪于清议，而固恋患失，不有决去。及其临终，乃欲削发僧服以敛，何所补哉？魏野赠诗，所谓“西祀东封今已了，好来相伴赤松游”，可谓君子爱人以德，其箴戒之意深矣。欧阳公神道碑，悉隐而不书，盖不可书也。虽持身公清，无一可议，然特张禹、孔光、胡广之流云。（《随笔》卷四）
“点评”
读过此条，再看《宋史》近六千字的本传，除了所记官职一致外，所写好像并不是同一个王旦。
据正史，王旦是名臣后代，父亲是尚书兵部侍郎，世多称他有阴德。王旦自幼沉默好学，父亲对他寄以厚望。王旦于太平兴国五年（980）中进士以后，凭着自己的才学、人品和德行，官运亨通，步步高升，他从不为保官职而对上唯唯诺诺。他当国最久，是因为他事至不胶，有谤不校，军国政事，皆预参决，对国家和朝廷是有用的人。
他荐引朝士从不令其人自知，甚至像寇准多次对他恶言伤害，他却惟独称许寇准。有一次皇帝对王旦说：“你虽然说寇准好，可是他惟独说你坏。”王旦说：“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他对陛下无所隐瞒，更可见他忠直，这也就是臣为什么看重他。”直到王旦重病在身，即将辞世时，皇帝向他征询说：“卿万一有不讳，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谁乎？”帝问张讠永、马亮二尚书可否，王旦说：“莫如寇准。”王旦谢世，皇帝果然用寇准为相，并告诉他是王旦推荐，这时，寇准“愧叹，以为不可及”。正史本传中的类似故事很多。
王旦为官清廉，不计私利。身居陋室，不置田宅，他说：“子孙当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争财为不义尔。”病垂危时告诫子弟说：“我家盛名清德，当务俭素，保守门风，不得事于太侈，勿为厚葬以金宝置柩中。”真宗感叹，亲幸榻前，赐银五千两，王旦推辞不受，奏稿有句说：“益惧多藏，况无所用，见欲散施，以息咎殃。”王旦急令把银子抬回宫去，皇帝不许，此时王旦已撒手归西。可能就是王旦奏稿中“以息咎殃”四个字，招来猜测与非议。
照常人之见，如果一生未做缺德事，为什么要辞退银两，平息灾祸呢？但是联系王旦一生所为，这正是他清醒谦逊的表现，他知道自己在相位年久，“政事缺失必多”。只有为人正直、不寻私誉的人，才会具有这种胸怀和理念，是常人不可理喻的。魏野与王旦是同辈人，他诗中的讽刺是出于私怨，还是另有所据，不得而知。欧阳修作《神道碑》、司马光修《资治通鉴》都未载洪迈所记之事，恐不会是有意回护。从王旦一生看，也决不像汉朝那几位只求保住禄位而对上唯唯诺诺的庸官。究竟应当怎样认识人、评价人，真是一门永远研究不尽的大学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