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士为文，有矜夸过实，虽韩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极道宣王之事伟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陋儒编诗不收拾，《二雅》褊迫无委蛇。”是谓三百篇皆如星宿，独此诗如日月也。“《二雅》褊迫”之语，尤非所宜言。今世所传石鼓之词尚在，岂能出《吉日》、《车攻》之右？安知非经圣人所删乎？（《随笔》卷四）
“点评”
韩愈在德宗、宪宗、穆宗三朝都做过官。他一做上官，便喜欢发表意见，平生两次都因上书极谏而遭贬，但贬官不久，他还会上书请罪，旋即又升官。他的性情就是这样。他无论在政治、思想、文学创作方面，都有不朽的建树，比如反对藩镇割据，主张中央集权；反对迷信佛道，主张尊崇孔孟；反对讲究声律对仗的骈文，提倡“词必己出”的散文等等，都在当时及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具有这样一种性情加上这样一些理念的人，做文章夸赞过分，不足为怪。
石鼓文是刻在像鼓一样的石头上的文字，据欧阳修《集古录》知，石鼓文最初并不被人注意，到了唐代才开始为世人称赞。韦应物以为是周文王时的鼓，到宣王时才刻上文字。韩愈则以为就是宣王时的鼓。鼓有十个，先时散弃于野，郑馀庆将其中九个放进寺庙，直到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才凑齐最后一个。鼓上所刻可见的约有465个字，其馀则磨灭不可辨识。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我车既攻，我马既同。”“我车既好，我马既騊。君子员猎，员猎员游。麋鹿速速，君子之求。”“左骖旛旛，右骖。秀弓时射，麋豕孔庶。”“其鱼维何，维维鲤。何以之，维扬与柳。”从这些文字看，全是记周宣王游猎的事。据《太平寰宇记》载，其文乃史籀之迹，堪称古妙之至。
关于石鼓文，先是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提到，后来韩愈在元和六年（811）作七古大篇《石鼓歌》462字。其内容先写石鼓来历，次写石鼓正面之刻文，再对石鼓文和所载记的史事发表评论，最后则是抒发万千感慨。洪迈指出夸赞过实的诗句，正是韩愈对石鼓文的评价。从以上所引《石鼓文》的零星诗句看，与《诗经·小雅》中叙写田猎、获禽以饮酒作乐的《车攻》、《吉日》很相像，有的句子几乎雷同，如《车攻》有“我车既攻，我马既同”等等，都把乘车举田猎的情景写得生动壮伟，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石鼓文写在西周，为什么编《诗经》没有收入，韩愈认为是编者愚陋，竟丢了日月（指石鼓文）而捡了星星（指《车攻》、《吉日》），把石鼓文比作日月，又说“二雅”不如石鼓文典雅，这些对石鼓文夸赞的话，洪迈认为都言过其实。其实欣赏和评价文学作品，向来没有一个标准尺度，正像有人喜欢《红楼梦》，有人不喜欢《红楼梦》一样，麻油拌韭菜，各人心头爱。
对石鼓文说出评价性的话，只能表明韩愈作文过于直露。后来苏轼也写有一首406字的《石鼓歌》，也是先写所见的石鼓，而上面的文字比百年前韩愈见时更像藏于云雾之中；又叙石鼓出于宣王之时；最后就石鼓至今犹存，而秦则焚绝六经发表感叹，为石鼓的焚不得、剖不得、无限长寿而庆幸和赞美。同样在歌颂石鼓，却不对其文字作评价，这是苏轼的聪明之处。不过，洪迈提出写文章应实事求是，不能称赞超过事实，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