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厨房里看母亲烹饪，一直是我的最爱。那时候，住在恰保。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百业萧条。复员后的父亲，在生活线上挣扎得很苦很苦。我们一家子，住在一所简陋的木屋里，原来养尊处优的母亲，日日为柴米油盐而忧。
厨房，非常简陋，有个土灶，被烟火熏得污污黑黑的，长年长日地张着愣愣圆圆的口。厨房一隅，一捆捆地堆满了薪柴。每天到了傍晚时分，母亲便会坐在厨房的矮凳上，拿着一把笨重的斧头劈柴。薪柴燃烧时，发出了一种很好闻的气味儿，母亲拿着一把蒲葵扇，猛力煽风，风势一强，火势便旺，那原来涩涩硬硬的柴，便在旺旺的火中转成了绚烂的金黄色。
这时，母亲便把一口沉重不堪的大黑锅，搁在灶上，炒菜。“沙沙沙”的声响，伴着菜肴的香味，飞满了整间厨房，兴味盎然地坐在一旁的我，总在这一刻强烈地感受到家的温馨。
由于家里经济情况不好，所以烹煮的都是很普通、很简单的菜肴。然而，与全家人一块儿坐在简陋的木桌旁，捧着沾了锅气的白饭大口大口地吃着的我，总觉得扒人口里的每一口饭、每一筷菜，都是人间的美味，
偶尔母亲做她的拿手好菜“芋头蒸扣肉”，便是家里的一桩大事。母亲把切成薄片的芋头和猪肉整齐地排在圆肚瓦钵里，让瓦钵耐心地在土灶上坐三四个小时，在慢火烹煮期间，母亲必须不断地添柴煽风；每每添人薪柴而煽风时，灶里的灰烬，便急不可待地飞了出来，沾了母亲一头一脸。
母亲是个极爱干净的人，可是此刻，坐在土灶前，头发凌乱，额上缀着成排的汗珠，双颊沾着灰兮兮的薪柴余烬，显得龌里龌龊的，然而，她清亮圆大的眸子，却毫不苟且地闪着母性美丽的光辉。煮好的芋头扣肉，倒在大盘子里，瘦肉泛红而肥肉晶莹，好似片状的璀璨宝石，整间木屋，都熠熠生光，把我们的童年，照得亮晃晃的。
8岁那年，我们举家南迁到新加坡来，租了一个房间，一家六口挤在里头。
这时，煮饭炒菜，不再烧柴，改用炭炉。当时，我们住的地方很杂，七八户人家挤在一大层楼里，是非多得像灰尘。性喜清静的母亲，不喜欢把东家西家的长长短短搬来搬去，所以关起房门一家亲，迈出房门便独来独往。
每天中午，她默默地坐在炭炉前的矮凳上，默默地烹煮简单的膳食，肩背单薄而身子瘦削，像镶嵌在陈旧框子里的一张孤独已极的剪纸人像。傍晚时分，那寂寞的身影，更多了几份凄怆；在浓浓的暮色里，只见炉子里的炭块老实木讷地红着，母亲呢，守着一锅食物，若有所思地愣着。爸爸为了替自己的事业开拓一片亮丽的天空，没日没夜地在外面奔波忙碌，有时候，母亲煮好了那一锅食物，便在房里和我们草草分食；留给父亲的那一份，盛在描了蓝色花纹的大碗里，装得满满压得实实的。
夜晚，父亲回来，疲惫和饥饿，明明白白地写在缠满红丝的双眸和微微下凹的双颊上。夜已深，重新起火烧炭加热食物已不可能，父亲只有将就着把全然冷却的食物囫囵吞枣地扒进口里。妻子倚坐桌边，孩子围在四周，一灯如豆，满室温馨。对于此刻的父亲来说，饭菜虽冷，可是，有了浓浓的亲情，每一筷食物，都是甘香可口的。
移居新加坡的最初几个年头，我们的生活像搁浅的船只，充满了彷徨的挣扎。慢慢地，水涨、船高、风来，船儿便一帆风顺地驶进了人生的安全港湾里。
我们搬家了。
迁入金殿路的一所公寓里，有了宽敞的厨房，更重要的是：有了煤气炉。第一回母亲把煤气炉点着时，我觉得那一圈圆圆的火焰，很像一朵蓝色的莲花，艳丽得让人心动。经历了劈柴的艰辛、买炭的麻烦，体验了烧柴的狼狈、烧炭的琐碎，母亲对于“用手一扭，煤气便来”的这一份便利，涌满了感谢的情怀。每天烹饪过后，她总是仔细地把煤气炉擦个干干净净，让它长年长日洁亮如新。这时，烹饪对母亲来说，已乐趣大增，她买了许多菜谱，兴味盎然地大煮特煮。在煤气炉前立着的那个身影，终日散出像蝴蝶一样快乐的气息。
桌子上摆着的菜肴，缤纷如孩子们的心。
光阴是河，在潺潺地流动着时，不露痕迹地把长长的几十年岁月带走了。
目前，白发斑斑的双亲，居住在一所宽敞的公寓里。煤气炉、电炉、烘烤炉、微波炉，一应俱全。
前尘似梦。
他们过去所走的羊肠小道，长满了刺手的荆棘，所以，今日，坐在花团锦簇的阳台上，闻到扑面而来的花香，那种“苦尽甘来”的感觉，倍加强烈。我呢，一寸一寸地成长于他们前半生的岁月里，与他们共同尝过青涩的果子，对于今日含在口中的这枚蜜枣，当然也就倍加珍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