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
夏衍(1900-)原名沈端先，浙江杭州人。剧作家。着有《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等剧本；报告文学《包身工》，回忆录《懒寻旧梦录》。
野草
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人问：世界上什么东西的气力最大？回答纷纭的很，有的说“象”，有的说“狮”，有人开玩笑似的说：是“金刚”，金刚有多少气力，当然大家全不知道。
结果这一切答案完全不对，世界上气力最大的，是植物的种子，一粒种子所可以显现出来的力，简直是超越一切，这儿又是一个故事。
人的头盖骨，结合得非常致密与坚固，生理学家和解剖学者用尽了一切的方法，要把它完整地分出来，都没有这种力气，后来忽然有人发明了一个方法，就是把一些植物的种子放在要剖析的头盖骨里，给它以温度与湿度，使它发芽，一发芽，这些种子便以可怕的力量：将一切机械力所不能分开的骨骼，完整地分开了，植物种子力量之大，如此如此。
这也许特殊了一点，当人不容易理解，那么，你看见笋的成长吗？你看见过被压在瓦砾和石块下面的一棵小草的生成吗？他为着向往阳光，为着达成它的生之意志，不管上面的石块如何重，石块与石块之间如何狭，它必定要曲曲折折地，但是顽强不屈地透到地面上来，它的根往土壤钻，它的芽往地面挺，这是一种不可抗的力，阻止它的石块，结果也被它掀翻，一粒种子的力量的大，如此如此。
没有一个人将小草叫做“大力士”，但是它的力量之大，的确是世界无比，这种力，是一般人看不见的生命力，只要生命存在，这种力就要显现，上面的石块，丝毫不足以阻挡，因为它是一种“长期抗战”的力，有弹性，能屈能伸的力，有韧性，不达目的不止的力。
种子不落在肥土而落在瓦砾中，有生命力的种子决不会悲观和叹气，因为有了阻力才有磨炼。生命开始的一瞬间就带了斗争来的草，才是坚韧的草，也只有这种草，才可以傲然地对那些玻璃棚中养育着的盆花哄笑。
旧家的火葬
半个月前，接到妻从上海寄来的信，说六月一日游击队打到杭州近郊，把我们的旧家放火烧了。因为那屋子被敌伪占领了之后，开了一所很大的茧厂，所以除出屋子全烧之外，还烧毁了敌人已经收买了的几十万元的茧子。妻在后面附加着说：“我们觉得很痛快。”在将信将疑中，昨天深夜看到了中央社金华发的一个电报：“浙东我某部，于五月卅一日晚潜入杭垣，当在太平门外与敌发生激战，毙敌甚多，并将敌仓库多所及安利，正大两天行全部焚毁，一时烈焰熊熊，火光烛天，城内秩序大乱，是役敌除死伤外，损失三百万元以上。”
消息是证实了，正大茧行就是我的故居，我出生的旧家，竟在这样的情形下火葬了。和妻子一样，我也只能喊出了一句痛快。
四十年前我出生在这古旧的大屋子里。那是一所五开间，而又有五进深的庄院，地点是在杭县太平门外严家弄，离城三里，这屋子造于一二百年之前，所以一切都是老派。我懂得人事的时候，我们的家是凋落了，全家人不到十口，但是这一百年前造的屋子，说得毫不夸张，至少可住五百人以上，经过了洪杨之劫，许多雕花的窗棂之类是破损了，但是合抱的大圆柱，可以做一个网球场的大天井，依旧夸示着他昔日的面貌，我在这破旧而大得不得体的旧家，度过了十五个年头。辛亥革命之后，我的哥哥因为穷困，几次要把这屋子卖掉，但是在那时候竟找不着一个能够买下这大屋子的买主，哥哥瞒着母亲，从城里带一个人在估看，我只听见他们在讨价还价，一会儿笑一会儿争之后，哥哥愤愤地说：“单卖这几千块尺半方的大方砖，和五百几十块青石板，也非三千块钱不可！”我才知道了这些我日常在那里翻掘起来捉灰蹩虫的方砖，也是这样值钱的东西。
据母亲说，这屋子是我们祖上“全盛时代”在乡下建造了而不用的“别邸”，本家住在良山门内的骆驼桥，这是每年春秋两季下乡祭祖时候用的临时公馆，出太平门不远，就可以望见这座大屋子的高墙，那高得可怕的粉墙，将里面住的“书香子弟”和外面矮屋子里的老百姓们分开，所以不认识的人，只要一问沈家，那一带的人立刻就会知道：“啊，墙里。”“墙里”变了太平门外沈家的代名，据说这已经是近百年以来的事了。
但是，辛亥革命前后，我们的家衰落到无法生存的境地。这屋子周围的田地池塘，都渐渐的给哥哥押卖了，只有这屋子，却因为母亲的反对，而保留着它破旧得像古庙一般的形态。夏天的黄昏会从蛀烂了的楼板里飞出成千成万的白蚁，没人住的空房间里白昼也会走出狐狸和鼷鼠，但是墙里和墙外的差分，却因为“墙里”人的日益穷困，而渐渐地撤废了，墙外的野孩子们也做了我的朋友，我记忆中也还鲜明地留着一幅冬天自己拿着篮子到乡间去拾枯柴的图画。
假如我母亲还在世，今年已经是八十三岁了。在那个时代里，她算得是一个性格奇特的人，四十五岁那年，我父亲死了之后，从不念过一句佛，从不烧过一次香，出嫁了的姐姐送她一串念珠，她却丢在抽斗里从来不去理会，不好，当然不信耶稣，有什么毛病常服西药，从这种性格推衍开去，她是一个不迷信和比较开明的人，她从不讨厌邻近的穷孩子到我家里来，也从不禁止我和这些野孩子在一起，把自己吃用的东西省下来送给邻近的穷人，是她唯一的愉悦。我长大了之后从日本或者上海回来，总带给她一点糖果和食品，但是她自己并不吃，瞒着我们偷偷地送给那些终年赤脚的孩子，被我们看见了的时候，她说：“我们吃得太多了，这种东西，也许他们是一生也不会吃到的。”
但是，具有这种近代性格的人，对于这所古旧的屋子，她却怀抱着使人不能相信一般的留恋与执着，我中学毕业的那一年她郑重地对我说：“趁我活着，把这屋子分了吧，我一死，迟早会给你哥哥卖掉的。”
当时已是五四之后，我根本就对这象征封建的“破庙”有了反感，所以我对于她苦心地保守了几十年的财产简直不加任何的考虑，随口地说：“我不要，让他卖去！”这句话伤了她的心，背着人哭泣了一整日，我也就从这时候离了“家”。“旧家”的影子在记忆里渐渐的淡忘了，一直到抗战开始那一年的初夏，接到母亲病笃而赶回到这屋子的时候。
随着时代的变迁，这旧家也有了几度的沧桑。第一次欧战之后，因为民族工业勃兴，我哥哥也在这封建的屋子里开过一个现代式的工厂，用新式的“机子”织杭纺，在“城外”这屋子算是第一所“工场”。浙江丝织业凋落了之后，“机子”停止了工作，于是这屋子在五年前又变了“正大茧厂”。那一年，因为哥哥要把母亲卧房侧面的“果园”改作屯茧的仓库，要把“果园”的枣树和橘子树斫掉，他们之间曾引起过一次很大的冲突，但是结果是母亲失败了。我最后一次回家的时候，青葱的枣树园已经变了煞风景的“茧灶”了。我虽则不曾亲耳听见丁丁的伐木声音，但是《樱桃园》最后一场的主人公们的心境，我是感受得到的。
在斗争剧烈的时候，我屡次感到潜伏在我意识深底的一种要将我拖留在前一个阶段的力量，我挣扎，我残忍地斫伐过我自己的过去：廉价的人道主义，犬儒式的洁癖，对于残酷的斗争的忌避，这都是使我回想到那旧家又要使我恼怒于自己的事情。而现在，一把火把象征着我意识底层之潜在力量的东西，完全地火葬了，将隔离了穷人和书香人家的墙，在烈火中烧毁了，我感到痛快，我感觉到一种摆脱了牵制一般的欢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