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坡地上看得好远。暮色中，几处村落，几缕炊烟，几家认不出是制什么的工厂。晚霞，还有山。我突然想起来：
“叔，那天去公社，听说要承包山呢，咱家还不包？”
“咱不包。”
“不包白不包，又不少你的地，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嘛，包这种石头砂地的秃山费劲儿，谁要包前些年封山育林的山，才占大便宜呢。”
“不包。”
“你领着人干了那些年，又懂行，你不包可太亏啦！”
“包不到。你不吃这花生？”
“我不吃，生。”
“鲜。”
我看着叔的后背。深蓝色的确良的衬衣，领子还是新的，不知是为我来穿的，还是就这样？背筐的一只肩陷下去。筐打着他的后腰，一步，一步。边走，边勾回手，从筐下边揪花生吃。时不时，用手指指：“这一块是我的地。”“那小片也是。”一会儿，离开路，用脚去踩地老鼠洞。
我有一种感觉，叔勤劳，手也巧，但难得发大财。
进了村，路过一个院门，门口站着几个笑嘻嘻的女子。叔又怪大声地说：“这是我们宋支书的家！”
我往门里探了一眼，不由叫起来：“好大的院子！”弄得那几个女子顿时都有点怔似的。
正屋门远远地缩在里边，门边，有个网拦着的鸡圈；还有什么，门小，眼拐不了弯，看不见，没见过村里谁家有这么大的院。
过了那门，叔在前头说：
“这，原先是队里的牲口棚。”
“怪不得！怎么落到他手里了呢？”
承包嘛，有人包牲口，人家支书赶紧就把牲口棚作价卖给自个儿啦。”
“多少钱？”
“他说几就是几呗。农村的事，复杂。”
“那么，赵广玉家呢？”
“院子也不小。”
“我真想去赵家看看！”
“不去。”
停了会儿，拐了个弯儿，我没事儿似地问：
“叔，咱们跟赵广玉家沾一点点亲吗？”
“不沾，你不知道咱家是逃荒过来的？这村大姓是赵、宋两家，他们有矛盾，又都欺负咱。这是老事儿。”
唉，沾亲带故去登门的理由也没有了。可我不甘心。
“俺大兄弟那年跑八路。跑到俺娘家村。八路在村里演戏，俺大兄弟扮个小闺女。扮得那个俊呐，俺在走娘家，在戏台子下边瞧半天，夸半天，就没认出他来。那是个啥戏来着，《打渔杀家》。下了装，老乡全围着瞧那小闺女，我一瞧，那不是俺大兄弟嘛！赶紧叫人给你奶奶传个信儿。俺大兄弟跑个没影儿，你奶奶整天价饭也不吃，茶也不想，一听见，拐着小脚，由人扶着就奔俺娘家村来了。晚上又演着戏呢，你奶奶冲着台上就给俺大兄弟跪下了，哭哇，叫儿回家哟。俺大兄弟也哭，彩脸儿都花花啦，就不肯家去。戏都乱了，连那被杀了的‘恶霸’，也爬起来跑到台前来劝。俺们大伙儿把你奶奶劝回去了。要不你爹做大官儿嘛！”
门礅旁边的墙根底下，一个老奶奶歪那儿晒太阳。皱巴巴的脸儿缩得像个小核桃，剩下几根灰不灰、白不白的头发，盖不住亮亮的脑瓜顶。我们俩聊闲天。论起来，她是我爸的表姐，我该叫她表姑。当年据说是个美人呢，从铁道那边嫁过来的时候，多少人看。三年前中了风，走道不便。儿子都分了家，自个儿顾自个儿。挪到灶上烧口水，挪到墙根儿底下晒晒太阳，太阳挪了呢，就跟着挪挪窝，太阳下山了，就挪回屋里床上去。
“……俺嫁过来那年的时候，正赶上国民党跟日本人在北边山头开仗，堵日本鬼子。咱老百姓怕日本鬼子打过来，杀人，抢，要咱妇女，又想等着捡洋落儿，一个个全趴在沟口里看，那日本人厉害，一下子，国民党兵就倒下一片，跟砍庄稼似的。，又倒下一片，清清楚楚，那看着就是给打败了，往后撤跑了。先有那大胆儿的，当过兵、匪的百姓就上去了，捞回俩盒子炮，别在腰里。再上去的呢，去扒国民党死尸的衣裳，那伤兵还哼哼地叫。最后连小孩子也都上去啦，早什么都扒完，就连带血的裤头儿也扒了。要说，人家也是抗日呢……”
“您说的那是台儿庄战役吧？”
“不是，在那前儿。”
“您知道台儿庄！”
“咋不知道，离着没几十里地，不是台儿庄吗？”
“噢，那您说的是从南边调过来的戴斗恒的部队，先堵了下日本人那回，是吧？”
“哪知道谁是谁呀，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嘛。那时候，七路、八路、日本人，一拨拨地过。七路军来村里，呼啦啦一大片，蝗虫似的，半夜，翻墙头就进家了，立逼着叫擀面条儿，咱说没白面，拿枪唬着，老子抗战！，。吃面条，糟踏妇女，打没打过日本人，咱没见着。可日本人听说谁家里住过七路，就烧谁家的房。八路来，悄悄地，就住咱村地主家。到了早上，村里人见着，都伸出指头比划，七路来了？八路来了？八路好！不伤百姓，可逮住汉奸八路就不饶。日本人来了，姑娘媳妇赶紧藏，赶紧的，叫小孩摸两个鸡蛋，端到日本人眼前，‘大大地好，大大地好。’咱憨，还问过俺大兄弟，你当那八路，八路是啥意思！是不是拿个小铁耙子扒路呀？呵呵儿，人家八路呀，还真是扒铁道呢！还是八路得人心，这不，八路坐了天下啦！……”
墙根儿底下，眯着眼，晒着太阳的老奶奶，说着闲话儿。
想出一个计。趁叔不在，拉上二弟，叫他带着我满村转转，说是看看全村的规模之类。不很经心地，也问问这家是谁，那家叫啥，捎带，问一句赵广玉住哪儿。想的是，走到他家，抬腿就往里进！走到村东边；隔着园子地，老远，有两口子从个院门口出来，送什么人。二弟说：“那个穿汗衫的，就是赵广玉。
我慢慢地走，慢慢地走，他们送人到路边，正好他和脸对脸。真是二弟说的，胖胖的，圆头，大脸，剃着小平头，原先挺大的眼，胖得都眯缝了，果然一副精明样！他当然要客套：“走走呀，哪儿来的客呀！”
“我大爷的女儿。”二弟很爱拿我显摆。
“打北京来呀？”赵广玉更客气些。
我便趁机说：“我是出去采访的，路过，回来看看。”这是实话。
“记者呀？”
我就只好打哈哈了。
谁想他立刻挠挠头说：“哎呀，你看，有个事儿，我正想反映、反映呢。”
“什么事？”
“这个事说起来挺严重，挺该写一写。”
还是二弟说的对，真“像个官儿样”，说话都是干部词儿。
太好了，可我真怕他站在路边就急不可耐地“反映问题”，于是，把该他说的话也抢过来了：“走，那就到你家去坐坐吧，详细说吧。”
我还惦记着他那三台电视机呢！
赵广玉家开个小旁门，里面果然是个大院。后一排老式全砖、全瓦房是他的，前一排平顶房是他弟的。院子里种着梨树，还砌了个养蝎子的小窝。“卖这东西挺来钱。国家收购。”他说。他叫老婆摘梨，洗梨请我。我不客气，梨不大，可挺脆，挺甜。吃着梨，把人家的电视机也看到眼里。就一台，彩色的，十六寸，东芝牌。
二弟两眼也紧着四下看，看了张嘴就问那两台电视机哪儿去了。
“哪儿有那么多！”
原来，另一台是他弟的，他自己原先那台黑白的卖了。换了这台。全给他加一块儿了。
我倒正儿八经地要听他反映问题呢，借此，好好品品赵广玉这个人究竟有几分成色。
“咱说的这个事儿，是我们大队今年春天闹分地的事儿。这事儿你听你叔说了吧？”
“就听我叔说过一句，今年又重新分了地，分的不如去年。”
“群众意见大了，不敢说！我跟公社书记谈这个问题，一号文件明明讲的是：十五年不变，必要时，适当地部分调整土地。你怎么理解？部分调整。这样大规模重新分地，很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刚把地分到农民手里，刚稳定，又变，人家就不敢往地里上底肥。这样下去，地不就完了吗？”
“真闹得很大吗？”
“大！闹僵了，眼看地分不下去，种不上，要过节气了，公社把法院、公安局都请来了。拿着枪，看着，管着，硬分了。光这个招待费，公社对外说是一千多，内部，我听说：二千打不住！”
“为什么一定要完全重新分地呢？”
“种了一年，看着人家地好，大队干部就想给他们自个儿和亲信弄好地呗。”
“敢吗？”
“公开！”
“还敢多分呢。”二弟插一句，“有人晚上偷偷把他们的地一块块都量过了，多不少呢。”
“人家说，三五年之内，还要再重新打乱调整呢！”
“公社为什么就支持他们这种做法呢？”
“糊涂！越怕乱，越支持大队，不敢真听群众的，怕群众闹起来收不了摊儿。我当时是不在家，在家我不能叫他们这样。非讲清楚不可！中央一号文件，农村新六十条，执行不执行？三中全会的精神是政策呢？还是策略？他们敢回答吗？！”
听着赵广玉满口“新六十条”、“一号文件”的，很有点想乐。农村干部久经锻炼，个个都练得满嘴词儿！瞧瞧他那张圆圆胖胖的大脸，精明的眼，心想：他自个儿是不是个无缝的蛋呢？便问：
“听说你去干工业了，你家还分地吗？”
“咋不分，我家在这儿，老婆孩子都在。”
“那你们家的地也分得不好啦？”
“也不好。”
想起家里人议论他时给的感觉，他简直精明到家了，是预见到承包后大队干部的油水有限，才及时跳出去搞社队企业；于是就直截了当地盯着问：
“那你不当支书，去干工业，不是亏了吗？”
“我是被迫，是被撵到社队企业上去的呀！”他反倒大着嗓子叫起屈来。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是八二年，我提出来农民个人承包土地。”
“你这不算早呀。”
“不算早！在全公社却是头一份。说分就分啦。公社书记吓坏了，紧着找我谈话，说我这党员没有原则性，怎么自作主张分地呢？我说：什么叫原则性？党员就是要对中央负责，中央文件在那儿摆着呢。就这么，把我调公社管工业去了。没实权，省得我惹事。”
“你可真够能说的。”我笑了。
“那可不，别说公社书记，区里好些干部都怕跟我说话。可没少整我。我这院子里种梨树种得早，原先种的还多，还有苹果树，满院子跑的都是鸡。我这院儿起得早，刚解放时我爹围起的。我爹就爱种个树弄个啥。现在我是万元户——我当然是，好割资本主义尾巴时，上边下人来，说‘赵广玉就是资本主义尾巴的带头人’，把我的苹果树都给砍了去啦。整了我一回。等到搞基本路线教育的时候，更好，打区里下来十几个人，组成工作组，在村子里蹲了三十二天，摸情况，根本不跟我照面。蹲够了之后，组长把我找去：赵广玉，你知道我们是干啥来的？我们是揣着检举信来，就是来处理你的，你表个态吧。表个态，行，我蹲在家里，写了一夜，写完了，一遍遍看，越看我越是没有问题，又给撕了。”
“人家检举你什么问题？”
“损公肥私，占有集体财产。”
“你有这个问题吗？”我毫不含糊。
“有？！第二天，开全体社员大会，整个工作组到场，叫我表态。我当场说，第一，我相信党；第二，我相信群众，不，”他立刻修正，“我说的是相信百分之九十五的贫下中农；第三，我相信自己。全村的老少爷们儿都在这儿，我赵广玉要是贪污一分钱，退赔十块！当天晚上，我上临城，买一块手表，上海的，一百二十块。不是说有经济问题吗？我偏僻露富，叫大家瞧瞧，我称钱，心不虚！”
我真欣赏他说话时的绝对自信和潜藏着滴水不漏、术语成套的精明！同时，留着一个心眼儿。真和他所表现的这种刀搁脖子上也不眨眼的神气一致，的确没有多吃多占？还是他已在农村小型、频繁的政治斗争中练出来了，懂得了谁硬谁胜的道理？而我叔家的人对他的说法，是农民对自家小院以外的传闻习惯于夸大，特别又加上种对自己身边能人又羡慕、又嫉妒叠加而成的一种扭曲的判断？或者，应该相信乡下人那没有根据但往往正确的、朴素的直觉？……
不过，赵广玉的确比我家人在小院里七嘴八舌描绘的形象“上路”得多。他把公社用上百万元贷款建起来，光赔不赚的染料厂承包下来，把五十来个科室干部裁个一干二净，剩两个厂长，一个会计，一个出纳；连采购员也不要了，谁能推销货就奖谁，工人成，农民也成。工人干不好，开除，回家种地；干得好，有奖。这半年就交了八万利润。
这不能是假吧？
顺便，抓住这个掌过村里实权的明白人请教请教电的问题。
“唉，这事！当初咱们想，这么多年了，离着临城这么近，咱们村儿就没个电！拉下老脸去人家单位求的料，村里人齐心，栽下杆子，拉上线，临着通电了，宋支书觉得他现任支书没弄来电，丢脸；趴在变压器上，不让合闸，说：你们接电，我立时死在这儿。”
笑，笑着愁，支书趴在变压器上，竟没辙！
愁着，想：赵、宋两姓有矛盾，唉，农村这事……
黑了，大嫂带着三个孩儿一条狗来串门儿。坐在门口小凳上，大闺女躲在背后，小闺女搂在怀里，大约是来看看我的，倒断续、小声地跟婶子尽说些地里的事。又扯，下午谁死了怎么怎么的。
“谁呀？谁死了？”我赶紧问。
“前头丢驴的张家他爹。”
这家我还知道，算起来，还是我们的本家。走到村里，见着，我得喊他们一声叔呀、婶的。原先不是一个张。各自续家谱的时候，发现排字辈有些地方一样，这亲就拉上了。不过恰到我这辈，那“字儿”又分叉了。
我有点来精神了。我从来没有眼福看回正儿八经的出殡，等我能到处走，什么都想看一看的时候，旧玩意儿什么都没有了。这几年，听说是又兴了，我却钻在学院里啃书呢。为了说明个什么事，父亲讲起过“丧棍子”。乡下死了人，赶紧得请个人报丧，一般人家也不写帖子：这报丧的人就还准知道你们家这些个大面上过得去的亲戚姓甚名谁住在何处。但是至亲好友，就得孝子拿着“丧棍子”亲自去报信了。发丧的时候，人人拿根“丧棍子”，孝子的最粗，至到嫁出去的姑娘之类，那丧棍子只有小手指头粗细了。乡里亲多，出一回殡，也得砍完一棵柳树的枝子呢。还有什么扎烧活，搭祭棚，送幛子，开饭，发丧，各地大致差不多，我在书里瞧见过。姑娘进村就开始哭，姑爷进门开始哭，因而有个差事，劝哭。凡听见哭声，坐在祭棚里喝茶的鼓乐手，就抹抹嘴，拿起唢呐、管子吹一通，人声带着乐声，煞有气氛吧？发丧那天，在村里还得磕一通，哭一通再走；也是把那些亲戚和烧活搁一块儿叫叫阵吧？烧活扎得好。死男人陪马、陪车，死女人陪丫环。叔说过，我们后边那剩了光棍老父子的五保户，原先老太太死时家还兴旺，扎十个、八个纸丫环，小脸是泥做的，涂着粉，绘着彩，画着眉目，穿着金闪闪的纸衣服，漂漂亮亮呢！把烧活分给看热闹的穷孩子；一个举一个，举到坟上就发个铜板。有个“打路鬼”，不能举，请它走在最前边，它脚下有个轮，人在后面推着，它手上有个小绳，拴个小纸球，推起来走，那鬼就会一左一右地转动身子，把手上那根小绳扫到左边。扫到右边。嘿，那鬼的模样儿该有多少可爱？！临起灵，还得把这办丧事开门、三天、七天烧的纸钱灰，连着纸灰盆一齐摔碎，叫作“摔老盆”，这是孝子的专差。所以，跟没儿的妇女聊天，才有这凄凄哀哀的话：唉，死了都没个人摔老盆呢。算来，一个村红喜事、白喜事接接连连，一年到头，该有多么热闹！可惜我一回没见着。
“嘿，那张家什么时候出殡呢？”
“哪敢呢，如今，死了人连说也不敢说呢。”大嫂说。
遇到这种正经事，婶子便特别记起我这个识文断字的人和她们观念的区别，便带着种自我批判、自我合理的微笑，不紧不慢地说：
“我儿，咱们老农民，老了，不兴烧，要睡个棺材，入个土；怕政府不让，怕有人告，悄悄地，趁黑夜埋了去。”
“要叫人告了呢？”
“！那扒出来，浇上汽油烧。”
“埋哪儿呢？”
“不是分了地吗？”
“噢。”
我心领神会地点点头，突然忍不住大着嗓门儿笑起来：“城里的一些个老人，这会儿真要羡慕死农民啦，只有农民有入土的特权！”
笑着，想起父亲讲过的一个老人和棺材的事。
三奶奶。
她原先就住我家门外，一间小小房。从二十多岁起就守寡。一个人，一双小小脚，一辈子没见过火车。夜里，总听见火车叫，就问在巷子里玩的孩子：“儿呀，这是啥声音？”“火车！”“火车啥样儿？”“老大、老大，呼呼满地跑。”“跑到咱这儿可咋整？”“跑不到！”“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