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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宁夏地学春秋拾零

前言

受命编写《当代中国的宁夏》地质勘探一节,限5000~10000字,综述宁夏地学春秋。蒙领导关照,离职专事,得暇翻检史料。现拾凤鳞片爪,加以发挥,不揣冒昧,成拙文数十篇,目的在于为他人今后科学考证宁夏地学史供以线索,兼助年轻同仁略温宁夏地学之浮沉。吾虽已中年,但追忆往昔,深感学、资、阅历浅薄,定有失或不确之处,恭候同仁教诲。

(一)宁煤开采史话

宁煤采于何时,尚无定论。据我国近代地质奠基人章鸿钊考证,《山海经》中“石涅”,即今称之煤。2000年前,宁夏即被屯垦成富庶之地,况部分地区煤层裸露,先人焉能无知?故有人推论记宁煤开采,定当悠久。显然,这仅属猜测,不足为凭。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分封宗室,以“潘辅帝业”,立十五子朱栴为庆王,设宫今宁夏同心韦州。为解燃料和冶陶之急,不久就在磁窑堡找到煤炭并予开采。友人相告,此说可信,因在《灵州志》中,见有成化九年(1473年)采煤之记载并绘有简图。受限,笔者未能查核。在我读过的重修于1540年的《嘉靖宁夏新志》中,有“本卫(指中卫)措办物料:……石炭一百八十四石”记载,这或许可作为宁夏产煤的佐证。若一石按120斤计,184石合11.04吨。按现代眼光看,这点数量简直是不足挂齿,然而,这却是宁夏悠久文明的光辉一环。综上所述,言宁煤开采始于明初,看来有据为证。

李洪图在《汝箕沟与“太西煤”》一文中提到,清康熙年间有一姓李的地方官吏管家,在汝箕沟设德昌炭行,这大约是宁夏第一个专营煤炭之企业。康熙帝(1662~1722年)在位,也就是说,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初,宁夏即萌兴煤业专行。辑于道光九年(1829年)的《平罗记略》,已将该区煤炭分为“蓝炭”“干炭”“石炭”三类。《平罗记略》撰者徐保字对当时采煤盛况曾写下了“碱滩霜落晴沙白,煤洞云开热火红”的诗句。

抗战胜利后,是宁煤开采的较鼎盛时期。1946年出版的《宁夏资源志》载,年采无烟煤3.85万吨,烟煤2.38万吨,煨煤(即习称的“碴子炭”)1.87万吨,合计8.1万吨。从184石至8.1万吨,宁夏煤炭在苦难岁月中整整挣扎了400多年,这就是旧社会宁夏煤炭业所留下的一幅凄凉惨淡缩影。在万般思绪中,我们怎能不悲愤地感到封建专制对生产力的禁锢是多么强烈呵!

今日,煤炭业已成为宁夏工业之栋梁,产量突破千万吨,与旧社会相比,真乃天壤之别。宁夏,你岂止是“塞北江南”,你还是祖国富饶的煤乡。

(二)最早的涉足者

1862年,美国地质学者奔卑莱首入我国后,欧洲人接踵而至。俄国里特尔、普尔热瓦尔斯基、波丹宁等人热衷于到我国西部。有文可查,首猎宁夏的,看来要推俄国人奥勃鲁契夫。他在19世纪末曾几度深入西北广漠地区。在其1900~1901年出版的《中亚·中国北部与南山》两卷巨著中,他详述了“自中卫到兰州”路线的考察成果。

近代地质学输入我国,多数人认为应以1873年华衡芳译的《地学浅识》一书为标志。从引入到培养,大约历经30年,我国才有了自己的地质工作者。翁文灏、谢家荣等人,不但是我国早期培养的,而且也是最先来宁夏进行考察的我国地质工作者。

海原大地震使全球震撼。在人烟稀少的宁、甘交界地区竟致23.41万人遇难,惨状令人目不忍睹。当时的内务、教育、农商三部决定联合派翁文灏、谢家荣等六人赴灾区调查。他们于1921年4月15日离京,经呼和浩特、银川抵兰州,尔后进入震区,历时近4个月。他们在调查报告中称:“此行目的,尤注重科学之研究,故除调查震灾状况、勘探山崩地裂诸现象外,复人事于地质之考察,俾明此次地震之起源及地壳之关系焉。”翁、谢等事毕写有十几篇论文和报告,发表于当时之北京《晨报》《科学》《地学杂志》等刊中。1966年5月,周恩来在接见邢台地震科学讨论会代表时指出:“说旧社会有了地震不去实践,是否这样差?1920年六盘山大地震有人去看过,不要否定一切……”1925年,谢家荣曾随中瑞科学考察团,再入宁夏固原地区,参与了创立“固原系”“六盘山系”“寺口子组”等工作。

在黑暗、苦难的旧中国,只有上海徐家汇一处设地震台,由法国神父古泽把持。海原地震发生后,古泽推算震中西距上海1400公里,大体位于平凉、泾川一带。稍后,据来自震区的简讯,古泽又将震中定为固原。翁、谢等人和“国际饥饿救济协会”的霍克、克劳斯等抵震区调查后,才正式确定震中在海原。但是,受当时条件所限,他们将极震区的西北走向错误地定成了东北向。尽管如此,他们所取得的大量第一手资料至今仍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被认为是在我国“用现代方法观测地震的开始”。从此,“中央地质调查所正式负调查地震之责任”,地震工作作为地学分科在我国正式开展起来。

翁文灏、谢家荣当时均系矢志地学之热血青年,但两人后来的道路却不同。不久,翁即担任国民党政府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所长,后又一度登上行政院院长(相当现在的总理)

高位。谢家

荣一生献身地质,专事矿业,虽无巨著,但地质诸行几乎无所不通;后因主持发现淮南煤矿而致富;曾自组“南京地测处”,专揽矿勘业务,手下人注重实际,善野外;新中国成立后,谢一度任地质部总工程师,1957年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去世于为之奋斗终生的地质岗位上。这虽属题外话,但从我国地质前辈之浮沉中,有助吾辈了解往昔,以激励我们献身祖国壮丽的地质事业。

(三)水洞沟遗址的发现和发掘

宁夏灵武县水洞沟遗址,是新中国成立前我国被发掘的三大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在20世纪20年代即享誉世界。

水洞沟遗址缘何被发现?法国神父、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桑志华在《中国的旧石器时代》一书中称:“在水洞沟上游5公里处,首先在横山堡被损坏的小堡垒旁边,一位名叫P。肯特的传教士发现(1920年)在一个冲沟的黄土峭壁上,有一个披毛犀头骨和一块人工打击的石英岩。”肯特系比利时人,他将这一发现告知了桑志华。桑志华时任“天津北疆博物院院长”,我国第一块有确切地点和层位的旧石器,就是他1920年6月4日发现于甘肃庆阳县城北约55公里处的辛家沟黄土中。他曾著有中国《十年行程录》,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

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科学院和公共教育部“为了获得关于中亚在原始人类历史上的作用这一重要问题的若干新的而准确的数据”,决定在财力上资助由德日进主持的科学考察团。1923年4月,德日进抵我国,在桑志华配合下对水洞沟正式进行了发掘。当时,水洞沟地处陕、甘、宁、蒙往来驿道上,当地居民张三在此盖了几间土房,办了个小旅店。德、桑便住宿小店中,他们将店名标在了他们发表的图件中,从此,张三小店竟成了洲际闻名的旅馆。德日进发掘了编号为F1~F5的5处遗址,在这5处遗址和附近其他遗址出土的石器十分丰富。德日进在报告中称:“只在F1遗址就出土三百公斤以上的打制石块。”

德日进通古生物,对石器不专长。他将出土石器请当时世界著名的考古学家、法国教授步日耶鉴定。步日耶结论是:“发现的石器,大部分是很古老类型,进行详细描述属晚莫斯特文化期或欧洲奥瑞纳文化期早期。”所定时代较新。1959年,裴文中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一文中,认为水洞沟应属“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他说:“我们看来,水洞沟遗址所代表的文化,应当是在中国土地上,在黄土时期的一种原始人类的文化。”将水洞沟遗址时代又推前了10余万年。1960年,中苏合作考察队又复发掘,出土石器约2000件。1963年,裴文中、贾兰坡等再次发掘,出土石器及经打制过的坯料11000余件。1978年,吴汝康等在《人类发展史》一书中,将水洞沟遗址列属为“晚期智人阶段文化”。1978年,宁夏考古学者钟侃认为属5万多年前。

1980年,宁夏博物馆与地质局区调队联合发掘水洞沟遗址,获得1.725万~3.8万年4个同位素年龄测定值,水洞沟遗址时代的确定已露出曙光。

(四)宁夏第一个储量计算值

马鸿逵在1946年1月为《宁夏资源志》题序中感叹:“宁夏省区狭小,而蕴藏颇富,抵以地僻路阻,文化落后,以致社会富源,舆志文献,两付缺如。”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入宁夏考察矿业者,甚是寥落。

谁是宁夏第一个矿产调查者?认识尚不一致。以笔者拙见,应推宁夏人士张文谟。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张任宁夏省建设厅技士,受宁夏省政府委派“前往贺兰山作初步的地质矿产调查”,“9月22日由省城出发,事毕于11月初返省”。“此次调查区域,南起三关口,北至石嘴山……调查1500平方公里面积。”

张文谟、刘振中合撰了调查报告。马鸿逵亲笔书写封面——“民国三十年一月,宁夏矿产调查,马鸿逵题(并盖有红色印章)”。在调查报告中,除附有张、刘“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十月绘制”的1:50比例尺的《贺兰山南石段西部地形图》《贺兰山南石段西部地质图》外,着重考察了贺兰山铅、铁、石棉、水晶、煤、玉石、大理岩、瓷土等7种矿产共18处磁盘产地。同时,还附有中卫单梁山、照壁山和中宁银洞子沟铁矿报告。其中,对汝箕沟煤矿考察颇详。经勘测,“山前区”煤田煤的储量为1045.59万吨。

若按当前勘探规范追究,储量计算精度颇成问题。但是,毕竟“胎儿也是人”。这一值应算宁夏第一个矿产储量计算值。在追忆宁夏地质工作史时,不能回避3年后,国民党政府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的边兆祥、李星学。他们再次对宁夏矿产进行了较广泛的调查。遗憾的是,据边兆祥自述,在由兰州返重庆时,走水路,不幸翻船,资料尽失。曾见许多文章称新中国成立前没有一个矿种探明了工业储量,看来有所失实。不能以现行标准去卡近半个世纪前的工作。若为衬托现今成绩之伟大,而贬低过往,则更令人可悲。

附带说一句,在此报告中,还附有“大岭”“老井”两地煤质分析结果,注明系“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分析结果”,分析项目为水分、挥发份、固定炭、灰分。看来,这很可能是我区第一份岩矿测试报告。

今天,在我们回顾宁夏地质工作36年来曲折发展历程时,我们怎能不向在极其困难条件下,为宁夏地质事业作出开拓性贡献的地质前辈表示敬意?

(五)20年代的宁夏地质调查

清末,宁夏政域非今日之势。现固原地区

直属甘肃省;其他地区谓“宁夏府”,虽亦行属甘肃,但通辖于陕甘总督。辛亥革命后,宁夏府改称“朔方道”“宁夏道”,渐有地学工作者前来调查。据不完全统计,计有翁文灏、谢家荣、王烈、袁复礼、谭锡畴、杨钟健、汤道年及比利时肯特,法国桑志华、德日进,瑞典安特生、布林,美国霍克、克劳斯、麦克考尔密克等。

在布勒、步日耶等所著的《中国的旧石器时代》一书中载:“在水洞沟上游5公里处……一位名叫P。肯特的发现(1920年)在一个冲沟的黄土峭壁上,有一个披毛犀头骨和一块人工打击过的石英岩。”据另外资料介绍,这位名叫肯特的传教士系比利时人。看来这是在宁夏发现的业经正式记载的第一块化石和石器。

在此时期,对宁夏进行过较详地质调查的,当推谢家荣。谢在《甘肃北部地形地质简说》(载《科学》第九卷十期。笔者推,该期出版于1925年)一文中称:“民国十年奉地质调查所之命,随同翁永霓、王霖之(即翁文灏、王烈一。笔者注)诸先生,调查甘肃地震区域。地震调查完后,余仍留甘继续调查地质,计足迹所经,北自宁夏,由中卫至兰州,复白兰东行,历经会宁、静宁、隆德、固原、平凉诸地震区域。”在此论文中,谢论述了宁夏出露的地层计有南山系、陇山系、石炭纪煤系、二叠纪煤系、红色层、黄土及其他近代地层,并绘有贺兰山、六盘山信手剖面图两幅。涉及宁夏的1个地方地层单位陇山系、红色层、石炭纪和二叠纪煤系,当属谢氏首建。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论文中提到了发现的两个化石点:一是“在固原县西北寺口子地方红色层中夹石灰岩一薄层,中含头足类化石甚多”,据后来鉴定实为腹足类;一是“然华亭县五村铺之红色层,则产鱼化石……属狼鳍鱼属,故为上侏罗纪或白垩纪”。1923年,谢在《中国地质学会志》2卷1、2期发表的《甘肃红层的观察》一文中,就指出对固原和陇东之红层,匈牙利洛采、俄国奥勃鲁契夫将其划属新第三纪是不确切的,实则延续颇长,由侏罗纪到第三纪。

时任中国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的瑞典人安德生,曾一度组“中瑞科学考察团”,与布林、我国袁复礼等涉足宁夏。1923年,安特生发表了《中国,北部之新生界》(《地质专报》甲种第3号),文中附“甘肃固原石沟子剖面图”一幅。1924年,安特生、袁复礼至固原等地调查,将谢家荣所定“红层”,立名为“寺口子组”,并认为六盘山是贵德期后形成的。1925年,袁复礼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第4卷第1期上发表了论文《甘肃东部地质观察》,对包括固原地区在内的陇东之地质进行了较详探讨。

德国航空公司为辟苏联至南京航线,组成以瑞典人斯文·赫定为首的考察团,抵华“独立考察”。为维护国家主权,我国地学界人士凛然反对,指出无我国人参与,外人不得私行。几经争议,终由中外地学人士36人组成“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其中,我国11人,袁复礼后代中方团长;德国、瑞典、丹麦等25人。1927年,该团由内蒙古包头出发,横穿当时隶属宁夏的阿拉善、额济纳地区。因阿、额两地现已不属宁夏,故对其考察成果不再详述,仅在此提注一笔。

20世纪20年代,近代地质学始在我国萌芽,就在宁夏开展如此之多的地质工作,连同德日进、桑志华对水洞沟遗址的发掘,足以证明当时宁夏已成中外地学界瞩目之地。

(六)20世纪30年代宁夏的地质调查

1928年10月17日,国民党中央政府批建宁夏省,门致中首任省府主席。不久,宁夏政局即火并迭起,陷于纷争。1932年,马鸿逵登上第四任宁夏省主席宝座,局势才稍渐缓。在此时期,莅宁事举地质调查者,多系国民党政府实业部地质调查所雇员。

袁复礼、谢家荣于1931年再度跋涉至今宁夏固原、隆德和甘肃平凉、华亭等地进行地质调查。他们编有地质报告和路线地质图,被认为是宁夏最早的正式地质报告,为该区煤田地质调查奠定了基础。袁复礼在平凉附近,发现鱼化石层,命名“平凉页岩”,在六盘山广布。

20世纪30年代中期,侯德封、孙建初调查黄河上游及祁连山东部地区,曾涉足宁夏中卫等地。1935年,孙建初、刘西隆对包括香山地区在内的祁连东端之二叠系,自下而上划分为俄博系、大黄沟组、窑沟砂岩、西大沟系。半个世纪后,在霍福臣主编的《宁夏地质概论》(供审稿)中,基本仍沿用其两个立名:下统为大黄沟群,上统为窑沟群。1936年,孙建初在《南山及黄河上游之地质》文中,肯定了上述地区下石炭统臭牛沟组灰岩和中石炭统羊虎沟组的存在。这一发现,仍沿袭至今,为宁夏地质工作者所承认。1937年,侯德封在其《黄河志》第二篇——《地质志略》中,亦讨论了南山系的归属和划分问题等。

1935~1937年,杨钟健、卞美年等对甘肃皋兰、永登一带,包括对宁夏南部的新生界进行了广泛调查,并自下而上将其划分为6层,最下层立名为“老第三纪固原系”。1946年,胡敏在其发表的《关于甘肃第三纪几个问题之商榷》文中说:“民国廿四年,杨钟健氏至该带调查,始以固原系命名,氏以红层中含有与桓曲系相似之腹足类化石及淡水蚌壳,乃定其为早第三纪。”

1939年,李四光在其《中国地质学》第七章《扭动型式、弧形构造》一节中,提出在我国西部、北部横亘着巨大的“祁吕山字型构造”,并明确指出贺兰山、六盘山为其脊柱。据边兆祥忆:1943年,当他与李星学赴宁调查临行前,曾去重庆北温泉拜辞李四光,李四光当即说:“贺兰山构造是一南北向脊柱,受东西向挤压而成。”并一再叮嘱他们要注意观察,搜集证据。

20世纪30年代来宁地质工作者人数虽少,但视野已从宁夏南部扩至中部、北部,从中、新生界扩至古生界。孙健初对中卫等地石炭、二叠系之研究,至今仍不失其科学价值。但不知何故,上述调查和研究基本未触及宁夏矿产。

(七)40年代宁夏的地质调查

40年代初,地质调查所辖于经济部,并改名为中央地质调查所。日本铁蹄未践踏宁夏,故宁夏便成为可事地质调查之域。矿产地质的开展是本期最显明的特点。除宁夏省建设厅曾对宁夏广泛进行矿产调查(将在另文叙述)外,其他调查者主要有以下一些。

任渍、胡增壁等于1941年7月,北迄乌达,向南沿贺兰山东麓至汝箕沟,概略调查了贺兰山北部矿产。对石嘴子、正义关、庆沟、王全口、打嵬沟、石炭井沟、汝箕沟等处煤田地质特征及开采状况,一一进行了考察,并估算6处煤田其储量为8569万吨。这是继张文谟之后,又一次对贺兰山北端的矿产调查,也是对宁夏煤炭提出的第二个储量计算值。

1941~1943年,王鸿钧、李庆运、芦衍豪等在调查甘肃华亭、安口窑一带煤田时,曾涉足宁夏南部。从1943年起,毕庆昌先后与徐铁良、胡敏、乔作轼等对六盘山地区地质进行调查。他们在六盘山及平凉附近发现沥青、油苗,并编著了《六盘山地质史》,这是对我区石油矿化线索的重要发现。

边兆祥、李星学奉中央地质调查所之令,于1943年8月莅宁专事矿产调查。他俩从今宁夏同心开始,一路步行,沿途草测路线地质,对三关以北之贺兰山区,则布置了8条横穿路线;对三关以南,因基岩露头少,即沿山脊南行,直抵石空。后来西折中卫,调查了卫宁北山之煤、铁矿等。然后,南涉冰封之黄河,继而调查了上河沿煤矿。再入香山,抵同心,调查了窑山一带煤矿和沿途出露的石膏。从同心复又北上,调查了石沟驿、磁窑堡等地的煨炭及池盐等。抵达银川时已临1944年春节。前后历时半年,足迹几乎遍及当时宁夏本土,是对宁夏进行的一次较广泛而详细的矿产地质调查,所获甚多。但在返归重庆途中,不幸船翻,致大量资料失落。斯行健、李星学对边兆祥、李星学采自同心县土坡、中卫县上河沿、红泉沟等地的植物化石,进行了鉴定和研究,认为应属维斯发C期和斯蒂芬期植物分子。1945年,斯行健、李星学发表了《宁夏古生代植物》(英文)。

1945年,前中央地质调查所黄劭显等再攀贺兰山,在小松山一带成功地发现了铬铁矿。这是这种重要的国防资源在我国的首次发现,引起了广泛的赞誉。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即进行了勘探。当然,在当时科学和技术水平下,还无法判定该矿床的成矿矿物竞然是在当今条件下工业还不能利用的富铁铬尖晶石。这是该矿至今未被工业开采利用的症结所在。

在本时期内,不同学术观点就宁夏南部第三纪“红层”问题的争论,相当引人注目。对这套地层,1877~1880年匈牙利洛采据对青海贵德县所见,立名为“贵德系”(又称“戈壁系”)。1893年,俄国奥勃鲁契夫就甘新所见,立名为“瀚海系”。1921年,谢家荣就宁夏固原所见,立名为“红色层”。1924年,安特生、袁复礼将其立名为“寺口子组”(又有“固原系”名),同年稍后,安特生又改变观点,认为应与“贵德系”同时(新第三纪)。1935年,杨钟健以“固原系”命名,并通过研究谢家荣在寺口子所采的腹足类化石定其时代为“早第三纪始新世”。在回顾上述沿革基础上,许多地质工作者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重要的有:1946年,胡敏《关于甘肃第三纪几个问题之商榷》(《地质论评》11卷3、4合期);1947年,杜恒俭《近十年来陕甘青境内脊椎动物化石新地点之发现》(《地质论评》12卷6期);1948年,路兆洽《关于甘肃及青海境内第三纪红色地层》(《地质论评》13卷3、4合期)。他们的观点虽未统一,但认识已深化。

(八)20世纪50年代宁夏的地质工作

1949年12月25日,宁夏省人民政府成立,濒于停滞中的宁夏地质事业获得新生。1950年11月27日,国家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成立。1952年9月,正式设置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确定了地质工作“大发展、大转变”的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支开赴宁夏的地质队伍,从笔者已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当推西北财经委员会西北地质调查所的宁夏铁矿地质调查队。1950年9月26日、29日,该所地质和测量人员分头从甘肃兰州、陕西西安动身,10月11日抵达宁夏银川,18日奔赴卫宁北山。该队由西北地质调查所武绍由、李纯廉等地质3人、测量4人,宁夏省企业公司张文谟等4人、炊事员1人及保护部队7~14人组成。他们共勘查了中卫县麦堆山等7处、中卫县石门沟等5处铁矿点,对每一矿点均填制了不同比例尺的地形地质图,调查了矿石类型、品位、产状、生因类型、成矿时代及矿量估算等。由于气候寒冷,兼土匪滋扰,如在单梁山匪徒二人曾追袭张文谟,11月22日夜又枪击宿地帐篷,故对中宁县棺材山的4个铁矿点未及调查,即行撤离,结束工作。1951年3月,他们提交了《宁夏中卫中宁铁矿工作总结》,该报告沿袭旧例,文字未加标点。

1952年8月,西北地质局所辖两支地质队挺进宁夏。其中622队奔赴石炭井地区,揭开了宁夏大规模开展煤田勘察的序幕;621队横穿贺兰山,对小松山铬铁矿进行了普查勘探。1954年,这两支地质队在宁夏大地上打下了第一批钻孔,并分别于1954年、1956年提交了正式勘探报告。1955年底,煤炭部西北煤矿管理局地质勘探局组建146煤田地质勘探队,开赴宁夏进行煤田勘察,1957年12月,提交了《甘肃省桌子山煤田石嘴山矿区向斜东南翼井田精查地质报告》,为石嘴山一、二矿井建设提供了资源保证。

在此期间,还广泛开展了以寻找含油气构造为目的的石油地球物理调查。从1953年开始,原燃料工业部陕北地质大队等对宁夏灵武鸳鸯湖地区进行了重力、磁力、地震勘察,编制了包括银川、石嘴山、中宁等地区在内的《1:50万布伽重力异常图》和《1:50万磁力异常图》。后来,石油部西安地质调查处对灵武一号、盐池二号进行了重力、地震粗测,对宁夏灵武至陕西定边进行了地震普查。1953年,地质部物探局西方大队及以后的鄂尔多斯石油普查大队、中国和匈牙利合作地球物理勘探队等,对银川平原、固原至同心地区,开展了地球物理探测。中匈物探队是新中国成立后来宁夏的第一支国际技术地质合作队伍。

1958年11月24日,国务院以“直编习字第292号”文,批复成立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地质局。地质工作坚持“点面结合、重点突破”的原则,以铁、铜、铝为重点,全面展开普查,并选择有利矿区加速勘探。20世纪50年代,共对宁夏煤、铁、熔剂用白云岩、玻璃用砂、硫、磷6种矿产、8个矿区进行了勘探,探明储量占新中国成立后我区累计探明储量(截至1985年底)的比例是:煤1.6%,铁68.6%,熔剂用白云岩100%,玻璃用砂74.0%,磷16.5%,硫100%。据地质局统计,在此期间地勘费(含基建费拨款)1305.85万元,完成1:50万地质调查6204平方公里,1:20万地质调查47529平方公里,钻探进尺48382米。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亦初步开展。1953年,黄河水利委员会对宁夏境内黄河河段进行了调查。1956年,铁道部设计总局第一设计院完成了包兰铁路狄家台至银川段的地质调查。银川石油勘探局水文地质队对陕甘宁蒙交界地区开展了水文地质调查。1959年,宁夏地质局组建水文队,开展1:10万比例尺的水文地质普查,完成了《全区水文地质区划》。

1958年9月,首幅《1:50万宁夏回族自治区地质图》,由宁夏地质局编成(主编:高定文)。稍后,宁夏煤管局、中匈合作物探队亦编成全区地质图。同年,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对海原大地震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科学调查。

20世纪50年代,是宁夏地质工作的开拓时期,也是蓬勃发展阶段。

(原载《宁夏地质报》1986年11月25日至1987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