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观察家的眼中
中外观察家看到周恩来在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信。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说：让他出来工作是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做了许多工作。邓小平是讲求实际、敢于发表意见、敢于解决问题的人。他是任何时候都不追求时髦口号，而着眼于务实的政治家。他又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了，展示了中国的希望。当时中国的经济、生产、交通、文教、科技、军事各方面都需要有组织和建设才能的人去扭转局面。当时的中国除了周恩来外，就只能是有资望和有丰富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经验的邓小平了。周恩来从1935年遵义会议起，始终是毛泽东的忠实支持者，并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信任，其原因也许是他从来不谋求第一把手的位置，任何时候都不像是被指定的接班人。外国作家们说，周恩来是许多伟大的外交转折的大师：是他在西安会见了被捕的蒋介石，为联合抗日作了准备；是他代表中国在日内瓦签署了1954年关于越南问题的协议；是他1955年在万隆同尼赫鲁和苏加诺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进行了会谈；是他于1969年秋，在苏中边界冲突之后，同柯西金总理在北京机场会晤，并就停火问题交换了意见；是他在1971年夏天秘密接待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为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访问中国做准备。他担任国务院总理26年，为中美、中日、中苏及周边国家改善关系，建立外交，进行经贸做出了奠基的重大贡献。他是新中国建设国家的大师。他作为总理，领导建立国家机构的工作，3年时间争取财政经济工作好转。内政、外交、军事、文化、教育、科学等事业他都作出了难能可贵的巨大贡献。他主持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
1986年北京出版了佩希和露希方（译音）介绍周恩来的书。这对夫妇在分析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时写道，虽然他们两人都主张思想和行动的统一。但毛泽东着重强调前者，周恩来强调后者。总理本人也把毛泽东看成是思想家和理论家，党的无可争辩的领导人，而他是扮演执行者和行政领导人的角色（两者互相补充）。周恩来虽然写过许多文章，发表过许多讲话，但他不同意收集出版，他认为，只有毛泽东才享有这一特权。我们中国人，盼呀，盼啊！直到1980年夏，才看到了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上）其中发表了他从1926年12月11日至。1949年9月21日，约23年的60篇文章和演讲。他为建立人民共和国呕心沥血，南征北战，纵横驰骋于国内外，奋斗了毕生，他的选集的出版为中国人民留下了最可宝贵的遗产。中国人民还期待着《周恩来选集》（下）卷的出版。我们很欣慰的是1989年2月又读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周恩来传》。周恩来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他洞察一切，他需要的是从党和国家大局考虑得失，需要的是得当的时机，稳妥的解决问题，他以伟大革命家的胆略适时地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我认为人们更倾向于这种看法，即周恩来在明智地权衡各方面的利弊之后，只要他在其位，就可以在处理政府的日常工作中，保持某种明智，对受到威胁的干部给予一定的保护，可以减轻人民的痛苦。此外他还可以阻止野心家篡夺最高权力的企图，防止爆发一场新的悲剧，如果他不审时度势，而罢政离职：局势必更加恶化。如果他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使自己成为英雄，其处境将更加困难，不堪设想。我们认为周恩来是一代伟人，是中国人民的忠诚儿子，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家、外交家和战略家，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发展立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他晚年自己做出了巨大牺牲，真可谓“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当代伟人，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中。
邓小平评周恩来
邓小平从中学取了周恩来为党为国为人民的可贵品格。1980年邓小平接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在评价周恩来时他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个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我们中国人同意邓小平评周恩来的观点。大家多认为邓小平是“活着的周恩来”。巴拉奇·代内什在他的著作《邓小平》中对邓小平的作风写道：邓小平不是周恩来，他的作风不同。周恩来注意策略，自己受委屈、挫折在所不惜。邓小平只遵循毛泽东思想本质的精神，对离开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敢于挑战，有一股大无畏的劲头。邓小平一贯倡导，学毛泽东思想要学本质，学精髓，要完整地、准确地去学习。他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这是邓小平学习的秘决。
“这个人可利害”
邓小平以革命家的胆略总爱“摸老虎屁股”。对苏联赫鲁晓夫这样的“老虎”也勇于奉陪到底，几次赴苏，几番较量。毛泽东有句中外知道的名言：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957年11月是苏联伟大的十月革命40周年，苏联领导邀请中国领导人前往参加庆典。毛泽东亲率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等人前往莫斯科。
在苏共中央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私下交谈说：“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赫鲁晓夫听后并不感到意外，说他已有所知。这个信息已由伏罗希洛夫半年前告知他了。当时，赫鲁晓夫急切地又问：“谁来接班呢？有这样的人吗？”
毛泽东不急不忙的点起了名；“有！我们党内有几位同志完全可以，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第二个是邓小平，”毛泽东慢慢地又继续说：“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
赫鲁晓夫急忙点头；“这个人可厉害，我跟他打过交道，1956年是他来了，你可别看个子低点，他的智慧、思想水平很高。”
1956年2月11日，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等奉党中央和毛泽东之命到莫斯科会同已在莫斯科的朱德一起出席苏共二十大。会议中间，一个晚上，赫鲁晓夫急忙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邓小平看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记录稿后，很气愤地说：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不公平，是胡来！不能这样对待革命领袖斯大林。
苏共二十大闭幕后，邓小平回国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赞成邓小平的看法，立即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由《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客观全面的对斯大林作出公正的评价，指出，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保卫苏维埃政权，反对外来武装干涉，平息国内反革命叛乱，稳定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做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
这次毛泽东访苏的任务是出席莫斯科召开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前的重要准备工作是由中苏双方讨论起草大会宣言。
中方首席代表是邓小平。
苏方首席代表是苏斯洛夫。
邓小平代表中国共产党正式严肃地批评了苏共的“和平过渡”的提法和危害，还向苏共提出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书面提纲。
邓小平坚定的原则性和革命性，使赫鲁晓夫理屈词穷。60年代中苏论战期间，邓小平前往莫斯科，赫鲁晓夫不敢怠慢。
邓小平从容大度，赫鲁晓夫则伺机交锋。当欢迎的宴会刚开始，赫鲁晓夫端起酒杯指责：“阿尔巴尼亚对不起苏联共产党。”借此指东打西意在攻击中国共产党。
邓小平毫不退让，义正词严地说：阿尔巴尼亚是小党，能够坚持独立自主，你应该更好地尊重人家，不应该施加压力。
赫鲁晓夫听了之后更不讲理了，他涨红脸说：“这不仅仅是苏共与阿共之间的分歧问题，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是反过来又骂我们……”
邓小平严肃的说：“援助是为了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是为了控制和干涉。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了你。”
这些交锋，使赫鲁晓夫处于被动难堪的地位。人们说，赫鲁晓夫剑拔弩张，邓小平稳如泰山。
戳在了赫鲁晓夫的痛处
赫鲁晓夫气急败坏地还说：“为首为首，我们为首也不是只能出面召集一下会议，这样的为首我们不当了。”
删、平说：“为首也不是老子党，可以随便发号施令，任意规定别的党怎么做。”这些话，都戳在了赫鲁晓夫的痛处。
在最后草稿中，26国起草委员会同意中共代表团坚持要求删去的关于“派别活动”，“和平过渡”、“斯大林问题”等内容。又经过1963年中苏两党会谈，赫鲁晓夫深知邓小平的机智、魄力，对苏其他领导人说：“这个小个子厉害，不好打交道。”
1963年7月21日，邓小平一行回到北京。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全部到机场迎接邓小平和代表团全体同志。邓小平走下飞机，毛泽东上前与邓小平亲切握手赞扬，支持邓小平在莫斯科会上的立场。
国家领导人出访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这仅是第二次。因为邓小平代表中国共产党反对了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以及赫鲁晓夫奉行的霸权主义。中国共产党对此是深恶痛绝的。毛泽东认为邓小平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志气，气魄，这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前往机场迎接的原因。
我是桃花源中人
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邓小平婉言拒绝，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邓小平在推广铁路整顿经验，以铁路促钢铁工作中，要求大胆工作时，邓小平说：我这个人像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多，一抓就几个。他鼓励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要找一些不怕被打倒的人；不怕别人抓辫子的人出来工作。他反复讲：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两步设想：第一步到1980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0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25年的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杨白劳过年也想法吃顿饺子
邓小平东山再起，临危受命，第一步，大胆支持农村改革，先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民以食为天。他知道大别山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困难。他说，解放战争大别山人民支援了我们，他们吃不上饭，我们内心有愧。听万里告诉他，农民过年吃不上饺子，杨白劳过年也想法吃顿饺子，我们怎么不想法子过年叫农民吃饺子呢？听有人说凤阳农民有讨饭的习惯，万里也说，我就不相信，他有粮食吃还去讨饭。社会主义还讨饭，那叫什么社会主义，解放快30年了，我们农民还那么穷，社会主义优越性那里去了。这些农村困难的实际情况，安徽包括我们宁夏的农民已经有了自己的选择，他们自己发明了包产到户。
凤阳小岗生产队
新华社记者报道：大包干结束了凤阳县600年来的讨饭历史。人们说笑话：凤阳县历史上出讨饭皇帝，也出讨饭的人。但新中国的60年代，农民又在寻找自己的出路。我当时看到的文章说：原先包干到组的矛盾仍在，大组分小组也还吵架。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农民说：干脆包干到户。生产队副队长阎宏昌说：大家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就同意包干到户。第一，夏秋打的两季头场粮食要先把国家的公粮和集体提留交齐，谁也不能装孬种；第二，我们是明组暗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对上级和队外任何人讲，谁讲谁就是与全村人为敌。有位老者说：我看再加一条，今后如果队长因此坐牢，为让我们包干到户犯法坐班房，他家的农活由我们全队包下来，小孩由全队养到18岁。大家异口同声表示同意，并赌咒发誓按这三条办。于是连夜抓阄分牲畜、农具、丈量土地，一个早晨就全部分好了。农民自己主宰了中国农村的经济，拯救了自己的命运。
邓小平站出来了
当各地正在向中央“要方向要政策”的时候，当还有讨伐者下文件不准包产到户，不准搞农业生产责任制，而且正在向“包产到户”兴师问罪的时候，许多领导者又拿不定主意。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站出来说话了。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谈话，对包产到户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总的来说，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接着从1982年起，连续5年5个中央1号文件发下来，邓小平领导支持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这在世界上创造了奇迹。当时若没有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农村不会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
宁夏农民流泪喊出：“翻身靠的毛主席，吃饭全靠邓小平！”
宁夏山区农民就曾流泪喊：“解放翻身靠的毛主席，幸福吃饭全靠邓小平！”这句话是我在农村下乡中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禹光明、贾创业同志亲口给我讲的。三中全会后，宁夏农村也搞生产联产承包责任制，因为实行这个农村新政策，农村面貌很快改变。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结果粮食和多种经营一扫而光。农村中，种田的没粮吃，没有油吃，没菜吃，没肉吃，连点灯的油也没有，更没有穿衣的钱。我那时做农村工作，多年来大家执行这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所谓“斗私、批资、换班子”，结果情况越来越糟，后来，人们逐渐怀疑这个“左”的政策了。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新政策一执行，农村活了，农民们说：所谓“火上烧的（烧砖），水上漂的（养鱼），刀上敲的（泥瓦匠）、鞭子上绕的（赶车搞运输）”能人出来干活，致富发财，庄稼照样种的绿油油，这就是乡镇企业出现的苗头，宁夏农村经济有了蓬勃的生机。
谁是群众爱戴的领袖
邓小平总是关心人民，把党和人民的利益一致起来。在抗日战争中，邓小平时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后又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他曾说：“谁关心人民的问题，谁能帮助人民想办法去和敌人斗争，保护人民的利益，谁就是群众爱戴的领袖。”邓小平敢于批评个人崇拜。1956年9月16日，在八大会议上，他所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他说：“在这里，我想谈一下领袖对于党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只是指出，个人的作用归根结底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转移的。同样，马克思主义也从来没有否认领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按照列宁的著名的说法，领袖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人们，毫无疑问，他们的这种威信，影响和经验乃是党、阶级和人民的宝贵的财富。对于这一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是感到特别亲切的。当然这种领袖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而不是自封的。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一点，现在已经写在我们的党章草案的总纲里去了。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他的这个报告，50年代在党内传达时，令人耳目一新。
毛泽东的提议
当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前夕，在1949年的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这对于制止歌功颂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党中央历来也反对向领导者发致敬电和报捷电，反对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夸大领导的作用。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关于反对搞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要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周恩来有高度的马列主义水平，他一生都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谦虚谨慎，为人民事业鞠躬尽瘁，从不搞个人崇拜，维护党在人民中的崇高形象。对毛泽东的决策，言必行，行必果，注意协调，善处全局，凡事以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为标准。邓小平果敢有为，忠于党和人民，对露出苗头的倾向，对的，旗帜鲜明地支持；不对的，针锋相对的纠正。当他作修改党章报告时，已感觉个人崇拜的倾向不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在作报告时，他依据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提议，又尖锐地向全党提了出来，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邓小平的发言
1962年2月6日，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七千人大会上，他语重心长的讲：“我们党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并且领导全国政权的党。这个党，照我们历来的说法，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党，是名副其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我们党一定要在国际上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高举革命的旗帜，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同时，我们也历来高举着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我们党在国际方面能否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归根到底，首先决定于能否把我们国内的工作搞好。要搞好国内建设，搞好国内各方面的工作，又首先决定于我们党的领导。99”我们党有五好：有好的指导思想，有好的中央，有大批好的骨干，有好的传统，有好的信赖党的人民。这样的党，既然能够领导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也一定能领导人民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既然能够把国内工作搞好，也一定能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担负起自己应负的责任。这是新中国在60年代国民经济发生困难时期，他既鼓励全党看到光明、增长志气，又提醒全党要认真克服困难，改正存在的错误缺点，严肃纠正发生的问题。
使全党有所警惕
又刚、平说：“应该指出，最近几年，我们党的领导，党的工作，是有严重缺点的。特别重要的是党的优良传统受到了削弱。”“我们宁肯把这个问题估计得重一点，使全党有所警惕。”他提出：“在几次运动中，确实发生了一些偏差，伤害了一大批党内外干部。”“我们不少同志对党的优良传统坚持不够，特别是对于实事求是的传统，群众路线的传统、民主集中制的传统这三个方面忽视和损伤，给我们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危害。这是值得全党严重注意的。”他提出：我们进了城，执了致，是做官呢，还是当人民的勤务员呢？这个问题是毛泽东同志过去多次讲过的。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做官，一种是当人民的勤务员。如果不是做官而是当人民的勤务员，那就要以普通劳动者的面貌出现，要平等待人，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099对在运动中完全搞错了的，那就要完全平反。要实事求是，分别对待，提倡学习实际的空气，这是我们党的一个党风，我们党的一个好的传统作风。
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
那时银川市委书记冯茂从北京回来传达七千人大会，他说，这次开会大家心情很舒畅，我也讲了我们银川的实际，叫做：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大家欢喜，会议确实开成了一个心情舒畅和全党团结的大会。冯茂同志多次在银川市讲这个情况大家听了很高兴。邓小平这些独到而有针对性的见解，教育了整个一代人。对当今现实仍有着鲜明的针对性。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周恩来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他向全国人民重新展示了他在1964年12月三届人大提出韵，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两步设想，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现代化，这是中华儿女世代追求的辉煌目标，周恩来毕生为之奋斗，也是邓小平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周恩来在世时，日理万机，邓小平是最好的助手。周恩来逝世后，他继承周恩来实现中华民族四化建设的宏伟遗志，为实现周恩来在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四个现代化而奋斗。毛泽东提出中国实现四化的倡议，邓小平与周恩来在治国安邦的政策上都是务实者，党内外都希望邓小平做好周恩来的接班人，实现四化宏愿，以对抗极左的政策。邓小平在政治威信和领导作风上是众望所归的。毛泽东知人善任，在1973年3月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5年1月，经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发出第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接着很快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追认为政治局委员并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这是当年中国政坛上的特大喜讯，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