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诗歌
元代诗歌受南宋后期瘦硬生涩、气骨衰敝的诗风影响，诗歌没有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在创作上也未取得突出的成就。
明初，诗歌创作有了不错的发展，刘基、高启、杨基、袁凯等人的诗歌创作富有现实内容，气象阔大。明代中叶，针砭现实、关心民间疾苦的题材和内容，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明诗的气象真正开始展露出来。明代末年，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领袖的公安派的诗歌具有畅抒襟怀、清新洒脱的风貌，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进入清代，诗歌创作出现了中兴的局面，其成就超越了元明两代，一大批诗人，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王士禛等，为古代诗歌的发展写下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明代初期，诗歌创作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开局。生活在元代末年直至明代初期的一批作家，如刘基、高启等，由于亲历了改朝换代的巨大变迁，对种种灾难和痛苦有着切身体验，这自然加深了他们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因而他们的诗歌创作富有现实内容，往往直抒胸臆，感情真挚，气象阔大，风格沉郁。
刘基，是明代的开国功臣之一，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倚重。他的诗歌揭示了元代末期黑暗动荡的社会现实。其《畦桑词》、《买马词》、《赠周宗道六十四韵》等或控诉重敛伤民，或揭露元末官逼民反的真相，都不同程度地表示了对现实的忧虑。
刘基还有一篇长达1200多字的《二鬼》诗，诗中借写结邻和郁仪二鬼重整天地，为民造福，却被天帝猜疑捉拿之事，抒写自己抱负无法实现的苦闷。
高启，是明代诗歌成就最高的诗人。高启的文学思想，主张取法于汉魏唐宋各代，所以他的诗歌风格多样，学什么像什么，兼古人之所长，又自出新意。清代史学家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评价高启的诗歌道：
一涉笔即有博大昌明气象，亦关有明一代文运。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对高启的评语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实际上，从高启的成就就可以看出明初诗歌创作呈现出的勃勃生机。
高启做官只有3年，长期居于乡里，故其部分诗歌描写了农民劳动生活，如《牧牛词》、《捕鱼词》、《养蚕词》、《射鸭词》、《伐木词》、《打麦词》、《采茶词》、《田家行》等。这些诗没有把田园生活理想化，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阶级剥削和人民疾苦。
如《湖州歌送陈太守》写：
草茫茫，水汩汩。上田芜，下田没，中田有麦牛尾稀，种成未足输官物。侯来桑下摇玉珂，听侬试唱湖州歌。湖州歌，悄终阕，几家愁苦荒村月。
又如《练圻老人农隐》、《过奉口战场》、《闻长枪兵至出越城夜投龛山》、《大水》等诗，还描写了农民在天灾兵燹下的苦难。这些作品都是高启诗歌中的精华部分。
高启的《明皇秉烛夜游图》，着力描写唐明皇沉湎酒色，忘怀国事，最终酿成安史之乱。全诗多从白居易《长恨歌》变化而来，但没有一语相袭，可见其诗歌艺术功力之深。
《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一诗最能体现高启的艺术特色，试看：
坐觉苍茫万古意，远自荒烟落日之中来。
石头城下涛声怒，武骑千群谁敢渡？
黄旗入洛竟何祥，铁锁横江未为固。
前三国，后六朝，草生宫阙何萧萧！
英雄乘时务割据，几度战血流寒潮。
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
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
从南京的形胜联想到历史上的割据，再联想到今天相对安定的生活，与满怀激情中又带有几多感慨、几分苍凉。
高启诗在艺术上有一定特色。他的某些诗崇尚写实，描摹景物时细致入微。如“江黄连渚雾，野白满田冰”；“鸟啄枯杨碎，虫悬落叶轻”等句，均产生于生活实感，新颖逼真。
高启的诗注重含蓄，韵味深长。如《凿渠谣》：
凿渠深，一十寻；凿渠广，八十丈。凿渠未苦莫嗟吁，黄河曾开千丈余。
虽然只是寥寥数句，收煞处戛然而止，却能给人以深远的回味。还有，高启的诗用典不多，力求通畅，有些只有数句的小诗，更具有民歌风味。如《子夜四时歌》：
红妆何草草，晚出南湖道。
不忍便回舟，荷花似郎好。
这些诗句明白如话，亲切动人。
明代诗坛上出现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派。“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都是台阁重臣。台阁主要指当时的内阁和翰林院，台阁体则指当时的台阁重臣所形成的一种诗歌风格。
这些人所作的诗歌都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作品，其形式则是追求雍容华贵、典雅工丽，题材大都是应制、酬答和题赠，给人以枯燥乏味、平庸呆板的感觉。
与“台阁体”同时但风格迥异的是于谦的作品。他的咏物诗《石灰吟》：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诗人借石灰自比，表达了自己不畏艰险、勇于牺牲的高尚情操和不凡的抱负。
“茶陵诗派”是继台阁体之后明代前期的又一个诗歌流派。针对台阁体的肤廓空泛，茶陵派以诗学汉唐相标榜，这种复古主张及其创作实践，产生了一定影响。因代表诗人李东阳是湖南茶陵人而得名。它形成并活跃于弘治至正德年间的诗坛。李东阳的成就最大。
李东阳的诗论着眼于形式，强调诗歌的体制、音节、声调、格律，忽视内容。因此，他写的大都是抒发封建士大夫情怀的应酬题赠诗作，缺乏现实内容，形式典雅工丽，诗歌视野比“三杨”开阔，但未能完全摆脱台阁体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