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皆上将，谈笑半儒生”的徐达，小时候曾与朱元璋一起放过牛。在其戎马一生中，有勇有谋，用兵如神，为明朝的创建立下赫赫战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谋将帅才，深得朱元璋器重。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人，却从不居功自傲。徐达每次挂帅出征，回来后立即将帅印交还，回到家里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
按理说，这样一位儿时与朱元璋一起放过牛的至交，且战功卓著，完全可以在都城中“享清福”。朱元璋为了奖励徐达，就想将自己的旧邸赐给他。朱元璋的这些旧邸，是其登基当吴王时居住的府邸，可徐达死活不肯接受。万般无奈的朱元璋请徐达到旧邸饮酒，将其灌醉，然后蒙上被子，亲自将其抬到床上睡下。徐达半夜酒醒，当知道自己睡的是什么地方后，连忙跳下床，俯在地上自呼死罪。朱元璋见其如此谦恭，心里十分高兴，命人在此旧邸前修建一所宅第，门前立一牌坊，并亲书“大功”二字。徐达功高不骄，还体现在他虚心好学、严于律己上。放牛出身的徐达，少年无读书机会，但他十分好学，虚心求教，每次出征都携带大量书籍，一有时间便仔细研读，掌握了渊博的军事知识。因此每每临阵指挥，莫不料敌如神，进退自如，且每战必胜，令人心服。身为统帅的徐达，还能处处与士兵同甘共苦。遇到军粮不济，士兵未饱，他也不饮不食；扎营未稳，他也不进帐休息；士卒伤残有病，他亲自慰问，送药治疗；如遇上士卒牺牲，他更是重视而筹棺木葬之。将士对他无不感激和尊敬。
原本可以声色犬马的徐达，却平生无声色酒赌之好，“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中正无所疵，昭明乎日月”。朱元璋赐予他一块沙洲，由于正处于船只水路必经之地，家臣以此擅谋其利，徐达知道后，马上将此地上缴官府。徐达深谙为人处世之道，不论做了多大贡献，也不邀功，也不请赏，视自己如平常人一样。因为他懂得，不管官有多大，自己有多大本领，都要夹着尾巴做人，所以他才会得以善终，若他同韩信一般，居功自傲，恃才傲物，不知收敛，朱元璋也不会如此放心，定会将其杀之以除心患。
1358年，徐达病逝于南京，朱元璋为之辍朝，悲恸不已，追封为中山王，并将其肖像阵列于功臣庙第一位，称之为“开国功臣第一”。
徐达之所以能不居功自傲，除其个人良好的修养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他知道功成名就后如何安身立命。这不能不说是高人自有高招。历史上几乎无一例外，每个皇权的确立，无不倚仗文臣武将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但功臣往往成为权臣。在中国历史上，功臣权臣夺取皇权或挟天子以令诸侯，甚至皇袍加身的例子也不鲜见。所以，历代皇帝总是在政权到手后，视功臣为最大威胁，千方百计收回其权力。“杯酒释兵权”已算是非常“客气”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成为皇权统治下残酷的事实，也是历史的必然。
事实上，朱元璋登基后，从1380年至1390年，受丞相胡惟庸牵连被杀的功臣、官僚共达三万多人；1393年，有赫赫战功的将领蓝玉以及与其有关的人士均被杀，先后牵连被杀的竟有几万人；洪武十五年的空印案，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被杀者更多达八万之众。
应该说，朱元璋用严刑重刑，杀了包括功臣在内的十多万人，实质上是强化其统治的手段，也是统治阶级内部残酷斗争的结果。
另一方面，也与朱元璋的个人品格有关。从小与朱元璋在一起的徐达当然十分清楚“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他知道与这样的皇帝在一起，只能共苦，不能同甘，自己如果居功自傲，无异于引火烧身。
所以，徐达夹起“尾巴”，低调做人，这既是徐达个人良好品行的体现，更是他保全自己的良策。
在崇尚张扬、个性的时代，社会需要夹着尾巴做人的人，领导需要夹着尾巴做人的人，大家都需要夹着尾巴做人的人。夹着尾巴的人永远可以是长久存在下去的人，夹着尾巴的人永远是可以得到许多“好处”的人，夹着尾巴的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逢人舍得三分笑”，夹起原本翘得很高得“尾巴”，闭上原来喊得很高的嗓门，规规矩矩地尽好自己的本分，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事，就是最聪明的处世智慧，最精明的自保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