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不少人将“中庸之道”视为贬义词，并攻击它腐朽没落，这其实是对中庸的误解。
“中庸”一词首见于《论语》，所以毛泽东说，中庸“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贡献”。而孔子在《论语》中即已明确指出中庸“其至矣乎！”意思就是称赞中庸是为人处世、安身立命最高的准则。所谓中，就是本体，就是方法；所谓庸，就是实用，就是实行。孔子说的中庸，就是用于中、行于中的大道。无论古今中外，无论处理大事小事，只要人们办事取得了最终的成功，大多是因为在具体处理问题时符合了中庸的原则。那么什么是中庸的原则呢？就是处理问题前心中要中正，这称为“执中”；在具体处理问题时要有灵活多变的手段，这称为“行权”。执中行权，就是中庸的基本原则。
儒家推行中庸，目的在于使天下的人达到理想境界。所谓理想境界，也就是达到中道的境界。人类全部的行为，都需要符合中庸之道，使之无过无不及，以至达到至善。孔子告诉曾子说：“我的学问始终用一贯穿着。”孔子又告诉子贡说：“我用一贯穿着我的整个思想。”这个“一”，指的就是中庸智慧。
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谁掌握了中庸，谁就掌握了成功的诀窍；谁按中庸去办事，谁就是真正的胜利者。反之，那些不按中庸去办事的人，肯定是最终的失败者。
正与反，强与弱都是对立统一关系，只看到一面就是“偏”，所以要“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焉”，才能“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也”。我们对待事物要看到问题的各个方面，然后比较权衡，不为各种表面现象迷惑。做出正确的判断，看到事物正反两个方面，再加以比较鉴别的方法，是合乎辩证法的。
一个人如果不能全面地看问题，遇事只看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而不顾可能藏着的危险，就会陷于“偏激”，没有不失败的。
明代的于谦因对人过于苛刻，做事好走极端，违背中庸之道，最后被人陷害。当然于谦的所作所为在后人看来是正义刚直的，但在当时的人际环境中，他的种种做法非但没有被人理解，反而成为招致怨恨的主要因素。
“土木堡之变”使明英宗沦为瓦剌军队的阶下囚，整座京城岌岌可危。危难之机，掌管兵部的于谦挺身而出，排除各种干扰，聚集各方力量，通过顽强战斗击退了入侵的瓦剌军。与此同时，他还同文武大臣一起拥立朱祁钰称帝，重新建立明朝政治核心。本想要挟明朝的瓦剌首领见到这种情景，被迫放归英宗。
于谦不是功不可没吗？怎么说他对人苛刻？这其中自有玄妙之处。文臣徐有贞，因在瓦剌军队进逼京师之时，率先提出“南迁”主张，遭到于谦的严正驳斥，为此徐有贞经常遭到同僚们讥笑，一直得不到升迁。徐有贞非常懊恼，他责怪于谦从中作梗，影响了自己的前程，对于谦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
武将石亨掌管着京师驻军的兵权，一开始虽因与瓦刺交战遭败而被谪，但不久在于谦的保荐下，又官复原职，并与于谦配合，扭转败局，立下大功，被封为世侯。如此优厚的封赐使石亨受宠若惊，为了报答于谦的知遇之恩，他向皇帝请求封赏于谦的儿子于冕。让人始料未及的是，于谦在朝廷上义正词严地拒绝了，还指责石亨徇私。于是，石亨于谦二人关系破裂，积怨日深。
由于处理事情不善于变通，说话太直，不给人留有回旋的余地，于谦得罪了本没有必要得罪的人。就这样，文臣武将、内宫外廷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倒谦”势力，经过一番密谋，不久付诸行动。徐有贞等是行动的策划者，石亨、曹吉祥等则是行动的执行者，他们趁景帝病重之际，猝然发动宫廷政变，夺门成功，把老皇帝英宗又送上了皇位。而于谦的性命却丢在了这帮人之手。
孔子提倡的中庸思想，确有他精明之处。在很多情况下，冲突的双方均各有道理但又各执一词，很难明确地判明谁是谁非。在这时候，折中协调、息事宁人是很好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