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步芳、马继援父子及其家人出国之后的行踪归宿，究竟如何，有关的文字记载极少。一些民间传说，又相互矛盾，真假难辨。
最为真实可靠的，还是青籍人士马得清的口述，又经一位青海籍回族作家李玉成整理的《我随从马步芳在国外情况点滴》一文中的记叙。
马得清是青海省民和县人，回族，解放前曾任伪青海省政府驻重庆、南京办事处参谋。南京解放时，他逃往上海，又乘陈纳德航空公司的飞机，经青岛飞回西宁。其时间，大约为1949年5月。之后，他又随马步芳及家属由西宁飞逃广州、香港，去麦加朝觐，后来随同马步芳客居埃及首都开罗。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始终随身侍奉马步芳，从未远离。
他在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这样讲述道：
1949年7月，人民解放军大军西进，西北战场形势急转直下。马步芳为了挣扎，即在临夏、河西以及青海各县，强征壮丁，仓皇驱往临夏、化隆一带集结，以期作孤注一掷。这时，他自知大势已去，老巢难保。遂于8月19日从台湾飞回西宁以后，立即以重金雇佣陈纳德的飞机九架，从西宁忙运黄金、财物及亲族家属成员至广州。马步芳派赵佩、我和马骥等人料理一切。当时，我飞行于西宁、重庆、广州之间，专为马步芳及其家族逃走而效劳。
8月25日，兰州撤退以后，马步芳在西宁暗嘱高文远散布谎言，“要将军队撤往草地打游击”，借以稳定军心和民心，以防发生意外事故。并指示冶成荣急速收拾贵重财物，忙用飞机急速外运。马步芳本人，一面催促家属准备行装，一面亲自决定外逃的家族成员。经过两天两夜的忙乱准备。于8月27日飞经重庆，转飞广州。马步青暂住在重庆上清寺原青海省同乡会南院中。不久，马继援亦由重庆来广州。当时，聚居于广州河边的爱琼酒家十四楼上。先后赶到的人员有赵佩、马绍武、马步瀛、马步康、马步銮、马步鳌、马禄、詹世安、马庆（马呈祥的父亲）、马朝选（马步芳的岳父）、马继援、高文远、赵珑、马璋、马子英（省地政局局长）、马世俊（马步芳的亲信管家，原西安办事处处长）、马耀宗（马步芳的族孙子，是私人管家，曾任炮兵团团长）等人。冶成荣在成都处理“德兴海”在四川的财产，事后他去香港。9月下旬，所有到港的人员和家属，都住英皇大道100号。英皇大道原名“皇后大道”，是北临海湾，南靠香港太平山脚下的最繁华的一条大街。
为了办理出国手续，在香港逗留了二十多天，有时我奔走于广州和香港间。最后包了英国航空公司的三架飞机，大人小孩共计二百多人，从香港飞往沙特阿拉伯王国首都利雅得，由于种种原因，一日可达的航程，经三天才算到达。”
可以推断，马步芳去沙特阿拉伯王国首都，纯粹是以私人身份前往朝觐的，否则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周折了。
对于马步芳到达利雅得之后的情形，马得清这样讲述道：“马步芳飞抵利雅得后，沙特阿拉伯国王接见了他，并赠送小汽车一部，马步芳婉辞谢绝。同时，私自购买小汽车四部，和一些亲属前往麦加朝觐，并到麦地那朝拜穆罕默德陵墓。”
去沙特麦加朝觐，是穆罕默德为穆斯林规定的宗教“五功”之一，它与念、礼、斋、课，并称为五大功德。中国的穆斯林通称朝觐为朝“汉志”（或译为哈知），或称朝“克尔白”、朝“天房”。
据说，朝觐是穆罕默德迁都后第六年开始的。此后，全世界的穆斯林在每年伊斯兰教历十二月去麦加朝觐“天房”。在麦加圣城中心，有一座圆形的长廊“禁寺”，寺中心筑有一座方形石殿，石殿东南角镶嵌着一块圆形的黑陨石，相传是该寺始建时的遗物，被视为神圣宝物。这就是各国穆斯林朝拜的天房。
据古代阿拉伯宗教传说，“克尔白”是先知易卜拉欣（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易司马义建修的。克尔白原来是古代阿拉伯半岛上各民族各部落礼拜祭献的中心。622年，穆罕默德根据阿拉伯人的传统习惯，将该寺定位伊斯兰教徒朝拜的方向，这里就成为了全世界穆斯林朝拜的中心。
西北伊斯兰各教派门宦的教主及经济富裕的穆斯林，都是朝过“汉志”的。对于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教徒来说，朝觐被视为最隆重的宗教义务。一个穆斯林，一生之中能朝觐一次，就是完成了一件重要的善功，同时也能获得受人尊重的“汉志”称号。所以每年朝觐期一到，有条件的穆斯林，都争取去麦加朝天房，不能去麦加朝觐的，便在原籍沐浴聚礼，宰牲纪念，举行庆祝活动。
马步芳是虔诚的穆斯林，去麦加朝觐应是他一生的夙愿。所以，他一到利雅得就购置了四部小汽车，和一些亲属前往麦加朝觐。这一年，马步芳应为四十七岁。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宗教资料，来了解马步芳及其亲属参加朝觐活动的一些具体细节。
朝觐活动，在伊斯兰教历十二月初八至十二日举行。朝觐必须完成四项功德。第一是受戒。朝觐一到，四方来朝的人，分别在东南四关沐浴受戒。马步芳及家人理应在东关“查惕尔里格”沐浴受戒。他们按照受戒条件，换去平常衣服，披上两块白布，礼受拜戒。在受拜戒前后，不洗头不理发，不修容剪指甲，不同房，不伤害一切牲灵，不争吵、打架、报仇，不佩戴香囊，不吃香美的果，露顶不戴帽（以示穆斯林同舟共济，共同维护“安拉”所创造的一切）。然后，赤足露顶，随同朝觐人群进平安门，走向天房。开始游转天房。朝觐者以黑陨石为起点，沿逆时针方向，围天房绕行七周。马步芳及其家人经过黑陨石时，一定都用手小心地抚摸了冰凉的黑陨石，表示了自己的敬意。
对于天房禁寺，马步芳就曾在河州八坊的清真大寺里的一幅壁画上看到过，那时他刚十二岁，在寺里念经当“满拉”。寺中心的方形石殿，覆盖着绿呢罩幔，石殿周围是圆形的长廊禁寺。据朝觐归来的老“哈知”说，石殿的东南角镶嵌着一块圆形的黑陨石，那是全世界穆斯林心中的神圣立物。自那时候起，马步芳就有了一个梦想，就是去麦加朝觐，亲手抚摸一下那块黑陨石。但是，原来他随父从戎，做了甘边宁海镇守使署的一等参谋。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戎马倥偬，驰骋沙场，就没有去麦加朝觐的机会了。
现在，他来到这处离中国万里之遥的麦加圣域，望着周围簇拥着的白色大潮一般涌流的朝觐人群，仿佛就在梦中似的。他心想，人生一辈子的经历是何等奇妙又不可思议，这一切像是机缘巧合，又像是一种天定的宿命，不可更改。
马步芳同家人随同朝觐人潮，来到克尔白附近的渗渗泉。他们在萨法与麦尔卧两座山之间来回疾行七次。这是为纪念先知所举行的仪式。
相传易卜拉欣的妻子哈泽尔带着儿子易司马义初到麦加时，曾奔走在此处两山之间寻找水源，安拉处于怜悯，让在克尔白附近流出了清泉，后来此泉称为“渗渗泉”。
马步芳及其家人在疾行七次后，品饮了这里的甘甜泉水，表示了对先知的怀念和对安拉的感恩。
以后就是正朝。在伊斯兰教历十二月九日前夕，朝觐者须赶到麦加以东的米纳过夜，九日晨礼之后，继续奔赴阿拉法特平原，参加中午开始进行的隆重祈祷仪式。数十万穆斯林站在阿拉法特山，齐声祈祷诵经，那仪式具有无穷的撼天动地的力量。
第二天，即伊斯兰教历十二月十日，是为大朝的正日，领导者率众会射于弥拿（意为驱魔），射三次，每次七石，射毕后同集郊垣，宰牲开斋，庆祝古尔邦节。最后辞朝，马步芳去麦地那，拜谒了穆罕默德陵寝。
马得清接着这样讲述道：
朝觐毕后，由于当地气候太热，都避暑于塔伊夫省。两个月后，马步瀛因中暑去世，马步芳和随行人员又从塔伊夫迁往于吉达海港。这里气候比较凉爽，又是各国驻阿拉伯领事馆的驻地。马步芳入住台湾国民党政府的领事馆内，由领事王家祥陪同居住。不久，王家祥和马雄宗二人前往埃及首都开罗，在开罗住宅区马尔地三十三号买得公寓一院，作为马步芳的私邸。另外买得十三层楼房一幢，由所有随从人员及家属居住。
可以肯定，当时马步芳入住台湾国民党领事馆，只是暂居，当时并非是由于出任驻沙特阿拉伯王国大使的缘故。
在开罗购置房产后，马步芳即携带家属及随从去开罗定居了。
1949年9月24日，原青马系统骑五军军长马呈祥，从新疆老满城乘吉普车出走，途径焉耆、阿克苏、喀什、英吉沙，后改乘骆驼和马匹，翻越昆仑山冰大坂至国境蒲犁，后出国到印度的卡拉奇海港。马步芳闻讯后，派马继援前往卡拉奇港迎接。然后，二人一同前往埃及开罗。
马得清在回忆这件事情时，这样讲述道：
大家在兵荒马乱、各自逃命的情况下，能够异途相会，皆都欢欣之至。相互闲谈风云幻变、沧海桑田和时代变迁中的种种感受，不禁感慨万端，倾诉不已。后来，马继援和马呈祥二人也一同学习阿拉伯文，以便消度时光。约一个月后，王家祥从台湾发来电报，叫马步芳、马继援、马呈祥三人携眷去台湾，并汇寄旅费和安家费美金一万元。他们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和研究后，决定马继援、马呈祥带眷属前往台湾，马步芳和其他人仍在开罗。
对于马步芳出国后生活状态，马得清这样讲述道：
马步芳出国以后，对于他的彻底失败表面镇静，毫不在乎。他说：“打天下，坐江山，谁胜谁坐，还不是那么一台戏？！”“到哪个山里砍哪个柴，这有什么不行的。”他和儿子马继援见面时，面带笑容地说：“啊！你来了？你来得好！把军队都交给他们了吗？”（这里指副军长赵遂等人）。马继援回答道：“都交给他们了。”马步芳勉强愉快地说：“这就对了。”看来，他强打精神，没有沮丧的表情，实际上脑袋里不知想什么，我始终没有猜得透。
是的，人性是复杂的，我们只能在远处观察，而不能进入每个人真实思想的内核，只有上帝才能洞悉人类个体内心的隐秘。正如黎巴嫩诗人莱哈尼所说的：“你我心里都有一层薄薄的雾，雾后面，还有什么都看不清；你我心里还有个永恒的谜，无论过去和现在，智慧的光照不到它的深处。”
马得清继续讲述道：
后来，台湾当局叫他出任驻埃及大使、土耳其大使，他都谢绝了。他说：“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再也不说了，当一个自由自在的人就对了，何必忙忙碌碌，自找苦恼，图谋个啥哩。”马步芳在开罗定居以后，马上请了一位阿文老师，每天在家里一面学习阿拉伯文字，一面学习《古兰经》教义，并组织小孩和大人们学习阿拉伯语言和文字，决心想做一个埃及籍的华侨了。后闻，马步芳于1974年病死于沙特阿拉伯麦加，时年七十六岁。
在开罗，我每天随从马步芳生活在一起，并料理他家的琐碎事务。虽然不愁吃，不愁穿，但人非木石，怎能不眷念故国骨肉？我身影漂泊于海外，心却牵念家里人。有一天，开罗报纸上刊载了周恩来总理的谈话，大意是说：欢迎中国国民党在国外军政人员回归大陆，既往不咎。当时我和马呈祥的副官陈广清暗中密议，找机会回家。
时经一年，马步芳的岳母要到麦加去朝觐，我和陈广清二人趁机动员了马世俊，我们三人为护送人员，一同从开罗前往沙特阿拉伯麦加。事后，马世俊护送老阿奶回开罗，我和陈广清二人搭船到广州，经登记准予上岸后，才回到北京报到和登记。事后返回乐都，阖家团聚了。
马步芳几次拒绝出任大使的官职，可见他对官场政治已经厌恶了。这符合马步芳桀骜不驯的性格特点。他和许多失败的军阀枭雄一样，最后选择了远离官场的隐居生活，亦绝非偶然。所不同的是，他可能在伊斯兰教典籍的研习中寻找到了心灵的宁静和慰藉。这可能与他早年的一段清真寺院“满拉”的宗教生活经历有关。白壁德教授曾经将人生分为三层境界：自然的、人性的、宗教的。可能这时的他已升华，进入了心灵的第三层境界。
从这以后到他逝世的1974年，大约经历了人生二十余年的岁月。这是一段并不很短的时光，几近占据了他生命周期的三分之一。在这段时期里，这位大胡子军阀马步芳是怎样度过那些岁月的，他的家族又发生过一些什么悲欢离合的事件，我们不得而知。
最接近真实的描述，还是美国人默利尔·亨斯博格在1986年所写的亚洲史博士论文：《马步芳在青海1931~1949》，他的该书的“尾语”这样写道：马步芳在人民解放军开进青海之前逃往香港，在香港逗留不久，于1950年初去埃及，在那里他一直住到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埃及建交。此后他又去沙特阿拉伯，任国民党驻沙特阿拉伯的大使，直到1961年被指控腐化、不称职而免职。免职后他仍住在沙特阿拉伯，直到1975年7月31日去世。
该书的第十章“军阀残余马步芳”，在分析了马步芳集团的执政特点及他与其他军阀的异同之后，这样写道：
马步芳不是一个社会革命家，而是一个热衷于保护其既得利益的保守的军阀，……马步芳是一个地方主义者，在他统治青海期间，没有任何时候哪怕稍微有这样的念头浮现，即渴望改换或剔除中央政府中的任何一个领导人。他主要考虑的是在一个地区中能够控制军事、政治、经济的大权，创立一番事业。他这样做，是以一个巩固由其回族祖先早年获取的既得利益的身份行动的。他的行动肯定受到19世纪下半叶中国回族经历的影响，那时回民已经试图在中国改变自己的处境。马步芳的祖先与清政府达成了妥协，清政府得到的是回族军事首领的宣誓效忠，回族得到的是有限度的自治……像所有军阀一样，注定要失败。他的思想和策略与国家发展、民族融合增进的时代潮流相悖，只是在某些时候相对地具有进步性。即使马氏能够得到某些自治权，强大的中央政府也会不可避免地提早结束其独立。
马步芳家族一百年间的兴衰史，是旧中国西北地区一个非常独特的罕见的人类社会变迁现象。这个家族的幸与不幸的命运，都同中国近代史紧密结合在一起，在那个时代的舞台上演出了自己民族传奇故事。一切都是历史命运趋势之必然，我们毋庸责备与叹息什么。
马步芳的遗骸按照伊斯兰教葬礼的习俗，埋葬于利雅得公墓。这是一座不分贫富贵贱等级差别的真正平等的美丽公墓，上至国王下至平民百姓，在他们死后都可以按照他们生前的愿望安葬在这里。
马步芳的坟墓，同其他比邻的坟墓一样朴素简单，没有墓碑，也没有任何砖石材料砌筑。只是，在蔓草覆蔽的坟冢上头，放置着几块色彩斑斓的河湟石，这是区别于其他坟墓的唯一标志。
《马步芳和他的家族》：1979年至1988年写于西宁市古城台寓所；1988年修改于北京，1989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5年11月再版；
《马步芳全传》：2000年至2006年，陆续写于青岛崂山流清河海湾及西宁古城台寓所。2009年1月至4月清明节修改定稿。2011年中秋节校稿并简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