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是战国时代政治家、改革家和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
商鞅通过变法，使秦国经济发展，出现了“家给人足”的繁荣景象，全国百姓以私下斗殴为耻，以为国家立下战功为荣，国家战斗力不断增强，富国强兵的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最彻底的一次变法。它不仅推进了秦国社会的发展，而且推动宗法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型，为秦始皇建立大一统帝国奠定了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变法成果被秦国继承和发扬，更使得秦国封建法制得以迅速发展与完善。
战国初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的增长，要求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因此纷纷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
而此时的周王室其统治已经名存实亡，主宰天下的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这七国不断地进行兼并战争，都想统一天下。
如何加强实力呢？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改革。当时各国纷纷进行改革，秦国也是其中之一。
秦国地处西陲，因经济、文化落后、百姓蒙昧、国力衰微，常遭魏国等中原大国的歧视和欺负。这种形势逼得秦国不得不进行改革。秦国商鞅变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这时的秦国更加不为各国重视，连权力被架空的周天子都不愿意搭理秦国。于是，秦孝公决心改变秦国的形象，并在即位当年颁布了求贤令：“不管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谁有好办法使秦国富强起来，就封他做大官，赏给他土地。”
当时有个卫国没落贵族商鞅，欲展才学，他见到秦孝公的“求贤令”后，就投秦一试。商鞅见到秦孝公，阐述了自己的治国理论，认为秦国要想强盛，唯有变法图新。秦孝公闻言大悦，与商鞅秉烛达旦三日。秦孝公变法决心既定，封商鞅为左庶长，统令变法事宜。
商鞅变法的法令已经准备就绪，但没有公布。他担心百姓不相信自己，就在国都集市的南门外竖起一根3丈高的木头，并告示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赏他10两金子。”
此言一出，观者哗然，因为扛这根木头到北门去实在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大家议论纷纷，但就是没人上前，都怕其中有诈。
看看围观者越来越多，商鞅又下令将赏金加至50两。话音刚落，一个红脸汉子推开人群走到木头跟前说：“我来试试，最多不过是白扛一趟呗。”说着，他一哈腰，一较劲，一下子将木头扛到肩上，大步流星直向北门走去。左庶长商鞅连声夸赞这汉子是个好百姓，并当众兑现了50两赏金。
这件事一下子就在全城轰动开了，大家都说左庶长言而有信，对他下的命令一定要认真执行才是。公元前356年，商鞅正式公布了第一次变法令，包括了以下3项的内容：
一是编制户籍，整顿社会治安。建立了什伍组织，就是5家为一“伍”，10家为一“什”，各家互相担保，互相监视。一家犯了罪，9家都要检举，否则10家一起判罪。检举坏人和杀敌人一样有赏，窝藏坏人和投降敌人一样处罚。外出必须携带凭证，没有证件各地不准留宿。
二是奖励发展生产。老百姓努力生产，粮食布帛贡献多的，可以免除一家劳役；懒惰和弃农经商的，连同妻子、儿女一同充为官奴。一家有两个儿子以上，成人以后就要分家，各自交税，否则一人要交两份税。
三是奖励军功。一律按军功大小授予官位和爵位；军事上没有功劳的，即使有钱也不能过豪华生活，就是贵族也只能享受平民的生活。
新法一公布，就遭到了旧贵族势力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的许多特权都被剥夺了。大臣甘龙等人公开与商鞅论战，其他反对派也到处攻击新法。
商鞅面对贵族们的挑战毫不退缩，他命人把反对派统统抓起来。这样一来，再也没人敢公开跳出来反对新法了。
经过几年的变法图新，秦国的实力大为提高。老百姓男耕女织，粮食布帛渐渐多了，社会秩序也好得多，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升平局面。秦国渐渐富强起来。
公元前350年，在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下，商鞅又公布了第二次变法令。商鞅的第二次变法，主要是两条：一是“废井田、开阡陌”和“封疆”；二是实行县制。
商鞅在经济上推行的重大举措是“废井田、开阡陌”。所谓“阡陌”，指“井田”中间灌溉的水渠及相应的纵横道路，纵者称“阡”，横者称“陌”。所谓“封疆”就是奴隶主贵族受封的界限。
“废井田、开阡陌”和“封疆”就是把标志土地国有的阡陌封疆去掉，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从法律上废除了井田制度。
法令规定，谁开垦的土地就归谁所有，田地可以自由买卖。这样就破坏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同时，建立地方行政机构，把贵族封邑之外的土地、人口统编为31个大县，由中央直接任命官吏进行管理。为了便于向东发展，又将国都从原来的雍城迁到渭河北面的咸阳。
商鞅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因弃本求末，或游手好闲而贫穷者，全家罚为官奴。
商鞅还招募无地农民到秦国开荒。为鼓励小农经济，还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到成人年龄必须分家，独立谋生，否则要出双倍赋税。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这些政策有利于增殖人口、征发徭役和户口税，发展封建经济。
实行县制是商鞅在第二次变法中的又一重大举措。规定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
商鞅通过县的设置，把领主对领邑内的政治特权收归中央。该措施有力地配合了“废井田、开阡陌”政策，用政治手段保证了土地私有，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削弱了豪门贵族在地方的权力。
后来秦国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在新占地区设郡。郡的范围较大，又有边防军管性质，因之郡的长官称郡守。随着秦国实力的增强，郡内形势稳定，便转向了以民政管理为主，于是在郡下设若干县，最终形成秦始皇统治时的郡县制。
此外，商鞅还统一度量衡。此前秦国各地度量衡不统一，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商鞅制造了标准的度量衡器，如今传世的“商鞅量”上有铭文记载了秦孝公“十八年”、“大良造鞅”监造等。
由量器及其铭文可知，当时统一度量衡一事是十分严肃认真的。商鞅还统一了斗、桶、权、衡、丈、尺等度量衡。要求秦国人必须严格执行，不得违犯。
商鞅统一度量衡，使全国上下有了标准的度量准则，为人们从事经济、文化的交流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统一了的度量衡对赋税制和俸禄制的统一产生了积极作用，有利于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的影响，也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奠定了基础。
商鞅第二次变法令的颁布，更加削弱了旧贵族的势力，引起了他们更强烈的仇视。旧贵族们慑于商鞅的强硬手法，不敢公开跳出来反对，就挑唆太子出面。
太子出面反对变法，使已经升任大良造、统管秦国军政大权的商鞅十分为难。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自然不能治他的罪，但若不予理睬，很可能使变法遭到失败。
于是，商鞅本奏秦孝公说：“朝廷的法令必须上下共同遵守，如在上的人不遵守，下面的百姓就会对朝廷失去信任，新法就不能贯彻始终。所以太子犯法，应与百姓同罪。”
商鞅接着说：“太子的过错，完全是他的两位老师长期以来恶意教唆的结果。太子年幼，他的言行，应该由老师负责。所以，我请求大王允许将太子的两位老师治罪。”
秦孝公看到太子脱了干系，也就很痛快地答应了商鞅的请求，将太子的两位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分别处以割鼻和刺字的刑法。这样一来，其余的大臣就更不敢批评新法了。
秦国地广人稀，邻近的三晋人多地少，商鞅就请秦孝公出了赏格，叫邻国的农民到秦国来种地，给他们田地和住房。秦国人自己则主要用于服兵役，增强了秦军的战斗力。
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前后不过20年的时间，秦国就从一个荒蛮之邦一跃而为“战国七雄”中最富强的国家，周天子还特意派使臣去慰劳秦孝公，封他为“方伯”，承认了秦国的霸主地位。
商鞅是我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伟大最成功的改革家之一，他的变法为是战国时期最彻底的一次变法。变法中确立的生产方式，推动了秦国社会的发展；变法中确立的行政体制，推动了宗法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型。商鞅变法为后来的秦始皇建立大一统帝国奠定了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