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古籍曾国藩全书(第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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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论情之时态

前者恒态,又有时态。方有对谈,神忽他往;众方称言,此独冷笑;深险难近,不足与论情。言不必当,极口称是,未交此人,故意诋毁;卑庸可耻,不足与论事。漫无可否,临事迟回;不甚关情,亦为堕泪,妇人之仁,不足与谈心。三者不必定人终身。反此以求,可以交天下士。

【释解】

人们生活中恒常出现的情态,称之为“恒态”。此外,另有几种情态,不经常、短暂出现,称为“时态”。如正在跟人进行交谈,却忽然把目光和思路转向其他地方去,足见这种人毫无诚意;在众人言笑正欢的时候,却在一旁漠然冷笑,足见这种人冷峻寡情。这类人城府深沉,居心险恶,不能跟他们建立友情。别人发表的意见未必完全妥当,却在一旁连声附和,足见此人胸无定见;还没有跟这个人打交道,却在背后对人家进行恶意诽谤和诬蔑,足见此人信口开河,不负责任。这类人庸俗下流,卑鄙可耻,不能跟他们合作共事。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加可否,而一旦事到临头就迟疑不决,犹豫不前,足见此人优柔寡断。遇到一件根本不值得大动感情的事情,却伤心落泪,大动感情,足见此人不理智。这类人的仁慈纯属“妇人之仁”,不能跟他们推诚交心。然而以上三种情态却不一定能够决定一个人终身的命运。假若以上述三种情态为原则与他人交往,就可以遍交天下之士了。

【点评】

时态综述

鉴人察性,本来没有固定的方法,更无人敢说他的知人能力天下第一。民国时期鼎鼎有名的命理学家袁树珊,在其巨著《命谱》中讲了几句话,说他看了那么多人的四柱,总有不通之处,后来终于明白人的命数不可由生辰八字来决定,而是冥冥之中定有天意。命理学的对错暂不讨论,但在知人之上,许多困惑之处实不得确解。人的成功失败决定于时、空、心力等多种因素,要想未卜先知,实在不是人心所能愿的。

前面谈到恒态与时态的异同,于此专论时态。通过时态,既能知道他心中所想,也可由此推断他的品行德性。

通过情态中的时态鉴别人物心性品质,途径很多,不只是原典中提到的几种。北宋蔡京,得权柄乱朝政之前,有叫陈瓘的见蔡京正在看太阳,直视很久而不眨眼,便告诉彬人说:“蔡京直视太阳很久而不眨眼,精神意志充沛坚强,定力稳健,将来必定能显达富贵。但他自恃天资过人,敢与太阳敌对,心志太高,这种高不是一般的高,将来得志后一定会飞扬跋扈,目中无君,肆意妄为,扰乱朝政。”当陈瓘担任专门为皇帝进谏各种事务的官时,就检举蔡京的奸情罪恶,但因蔡京给皇上当秘书,奸情尚未显露,众人都认为陈瓘无是生非,不以为然。后来蔡京得志,果如陈瓘所言,大家才想起陈瓘的预见来。可惜,天下有陈瓘这样知人才能的少;能知陈瓘知人之能的人,也少;能相信陈瓘预见的人,更少。有才之人少,像蔡京这样天资聪慧、奸心内萌的人自然能得志乱天下了。

深险难近者

“方有对谈,神忽他往”。正在与人交谈时,他却随便将目光转移到其他地方去,或者一个话题正在交谈中,他却突然把话题转到与此全不相干的另一件事,显然这种人既不尊重对方,又缺乏诚意,心中定有别情。

“众方称言,此独冷矣”。大家正谈得笑语焉然,兴致勃勃唯独他一个人在旁边作冷然观,无动于衷,可见此人自外于众人,且为人冷漠寡情,居心叵测。

以上两种情况均与正常情态相悖,不合常理。如果不是当时心中有什么其他急事,导致他失常的表情,那么这种人多半是属于胸怀城府,居心险恶之人。这种人与他人建立良好友谊不容易,别人对他也敬而远之。因此,曾国藩评论为“深险难近,不足与论情”。

前面谈到要从细处分辨,以上二种情形不细心,是不易察觉到的。粗者粗处看,细者细处看。曾国藩的价值取向和审慎之处就在于此。

“不足与论事者”,重要的是断准他当时情态下的真实内心想法,否则会冤枉好人。因此仅以情态中的时态论人,而不问其平素的表现,容易失误。这与欣赏西方古典音乐有异曲同工之处。大凡欣赏与评论古典音乐,如不熟悉,应先了解该乐曲的作曲背景、作者当时的心境状态,作者的一贯倾向,再细细听赏音乐,才能不闹笑话。

卑庸可耻者

“言不必当,极口称是”。别人发表的观点和见解未必完全正确,未必十分精当,他却在一旁连连附和,高声称唱,一味点头“是,是,是”。这种人如非故意,定是小人,胸无定见,意志软弱,只知巴结奉迎,投机取巧讨好别人。这类人当不得重任。

“未交此人,故意诋毁”,不曾与人交往,对人家全然不了解,全是道听途说,加上自己的主观想像,就在人背后飞短流长,说人坏话,恶意诽谤他人,诬人清白。这种人多半是无德行的小人,无学无识,又缺乏修养,既俗不可耐,又不能自知。

以上两种情况,生活中并不是不曾有。有的是少不更事者,不知做人真谛,碰壁之后,自会改掉这个缺点。否则,则是鄙贱小人,虽有一时之权势,也难得长久,不足与之论事。还是敬而远之为好。

另有一种情况需要区别。怀才不遇的人,为吸引别人注意,故意在大庭广众之下,出奇谈怪论。要鉴察他的真实目的。首先,这不是一般的人,勇气可嘉,而见识心智也不是泛泛之辈;其次,要考察其心性品德,如这一点不差,当然是奇才,不可与“不足与论事”等量齐观。就像陈子昂长安卖琴一样,如果不是真伯乐,是难以发现奇才之美的,反而当作奇谈怪论而抹杀掉。但对有才之人而言,真金不怕火炼,是金子总会闪光的。现代社会给个人创业提供了广阔的天空,即使不为人所识所用,也可以退而自己打天下,完全勿需像古人“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那样牢骚满腹,叹怀才不遇了。

妇人之仁者

“漫无可否,临事迟回”。优柔寡断、畏头畏尾是一种气质很差的性情状态,因为没有信心,因此也成不了什么事功,久而久之,只能去搞因循守旧、勿需动脑的事。这样人一生的状况可想而知。其实,这种最大的弱点不是性格软弱,而是胸无大志!因此遇事无主见,不敢承担责任,拈轻怕重,唯唯诺诺,到头来,什么见地也没有,什么成就也没有,空老终身。所谓的“一事精,百事精;一无成,百无成”,即这个道理。

“不甚关情,亦为堕泪”。指生活中那类多愁善感的人,他们内心世界很丰富,也非常敏感,见花动情,闻风伤心,如病中的小女人,软弱憔悴。凡遇事情,不论与自己相不相关,都一副泪眼汪汪的样子,一种病中女儿态。

曾国藩对以上两种情况均评之为妇人之仁。这个评断正确与否,贴切与否,精当与否,可以讨论。但文中所指的两种类型之人,确是存在于生活中的,与这种人交谈共事,的确很让他人为难。须眉丈夫,整天象小女孩扭惶垂泪,谁能长久持之?这种人能去办什么事情?没有意志、没有头脑,全凭“夫君”作主,不会有所成就。

不必定人终身

人的气质性格个性能力并非与生俱来,终生不变,而是一变俱变的。因而曾国藩最后一句“三者不必定人终身”,足见他的客观公正,不以一语伤事之情状。

中国古代对人的性格气质等都有所研究,但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体系,多散见于各种著述之中。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不是真的一成不变呢?不是。曾国藩体情察意,明确认识到性情气质不是固定永恒的,都会有所变化。更深一步说,作者已经明确认识到一个人的性格性情、人格情操、言谈举止,跟他的命运好坏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不会决定人的终身命运。验之社会现实生活,就能发现,一个奸邪的小人却能身居高官显位,而一个正人君子却功名难求;贤相良将常常过早身首异处,巨奸大猾往往能够得享永年。“善有恶报”,“恶有善报”,屡见不鲜,不算什么怪事,社会生活太复杂,没有固定不变的公式。

“仅此以求,可以交天下士”。古人讲求学以致用。三种“时态”分析已毕,又该如何呢?知道这个道理,在生活中可以去发现那些与人真诚,不饰虚伪,勇敢果决,敢做敢为,主见沉浮,立场坚定之士,与他们交朋友、共谋大事,可以成功。反之,则不与小人交往,以趋吉避凶。这是衡量、检验选择人的标准,以评判遇到的人,自然可以确定哪些能成为亲密战友,哪些能同甘共苦,哪些人只能敬而远之,以此结交天下之士,大致可保无误。

曾国藩慧眼识人

清咸丰年间,曾国藩广招人才,有的是经人推荐,有的是自愿投效,曾国藩必定召见面试,经过谈话之后才决定是否启用。有一次,曾国藩约了三个人次日在会客室等候被召见,过了正午很久,尚未被召见,一人静坐沉思,一人走来走去,一人脸上十分生气,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到了傍晚时,曾氏派人告诉他们三人回家等候被用,不必见面了。有人问他说:“三个人为何不用召见,就被录用?”曾国藩说:“此三人在屋内时,我已观察过了,那个沉思的人,心情不畅,活得不久,但为人却很稳重;来回踱步的,器度胆识不凡,刚强沉着,实在是不可多得之才;那个不耐烦的,英勇果敢,一定可败敌,然而有点心急,成功之后可能会殉国。这三人都是军中所需要的人才。”于是各自分配了他们的职责。后来经过事实证明,沉思的人王某,年余病发,功劳不显扬。踱步的彭玉麟,立军功建水师,官至兵部尚书,人们皆佩服他。不耐烦的江忠源,勇敢好战,常常建军功打胜仗,官至安徽巡抚,在庐州三沙镇力战殉国,被追加封号为忠烈,于是大家都佩服曾国藩慧眼识人,确实不同凡响。

【事典】

言行乖巧的蔡京

蔡京字元长,兴化仙游人。登熙宁三年(1070)进士第,调任钱塘尉、舒州推官,累迁起居郎。出使辽国回来,被任命为中书舍人。此时他的弟弟蔡卞已是中书舍人,按规定,做官要以先后为序,蔡卞请求排位在蔡京之后,兄弟二人同时负责书写诏命,朝廷以此为荣。蔡京被改为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

元丰末(1078~1085),群臣议立新君,蔡京附会蔡确,想害王珪并贪定策之功,未成。司马光掌权,恢复差未法,限期五天,臣僚们都担心太急迫,只有蔡京如约,使其辖区全部改雇役为差役,没一人违反。他到政事堂向司马光汇报,司马光高兴地说:“若人人奉法如君,有什么行不通!”不久,台、谏官说蔡京怀奸邪、坏法度,因此蔡京调到地方为知成德军,改知瀛州,调到成部。谏官范祖禹论说蔡京不可用,于是改为江、淮、荆、浙发运使,又改知扬州。经过在郓州、永兴军任官后,升为龙图阁直学士,再知成都。

绍圣初(1094~1098),回到朝廷,任代理户部尚书。章惇又改变役法,设机构讨论,长时间不能决策。蔡京对章惇说:“按熙宁役法实行,还有什么可议论的?”章惇同意,于是决定采用雇役法。差役雇役两法,司马光、章惇不同。十年间蔡京再历此事,易如反掌,蔡京与他们两人互相依仗而成就此事,有见识的人因而发现他的奸猾。

蔡卞为右丞,蔡京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修国史。文及甫一案出现,命蔡京追查处理,蔡京逮捕内侍张士良,命他讲出陈衍事状,就以大逆不道罪处理陈衍、刘挚、梁焘一起受到弹劾。陈衍被诛杀,刘挚、梁焘也遭贬死,他们的子孙都被禁锢。王岩叟、范祖禹、刘安世被流放到远方。蔡京觊觎执政的位置,曾布知枢密院,忌恨蔡京,暗地对皇帝说蔡卞已备位枢府,蔡京不能同时升入,只进宫为承旨即可。

徽宗即位,蔡京被罢官为端明、龙图两学士,知太原,皇太后命徽宗留蔡京完成修史工作。过了几个月,谏官陈瓘弹刻他与内待交结,陈瓘获罪被斥退,蔡京也被贬,出知江宁,蔡京很不满,拖延着不去赴任。御史陈次升、龚夫、陈师锡相继议论他的罪恶,蔡京被夺去官职,让他提举洞霄宫,居住在杭州。

童贯以供奉官的身份到三吴访求名家书画,各种奇巧之物,在杭州住了几个月,蔡京极力巴结他,日夜陪伴他,凡是蔡京画的屏幛、扇带等物,童贯都送到宫中,并附上自己的评论,于是皇上开始留意蔡京。太学博士范致虚一向与左街道录徐知常友好,徐知常认为符水出入元符后殿,是在预示着什么,范致虚进一步交结他,讲出他平日意向,说非让蔡京为相,就不能有作为。不久,嫔妃、宦官也一起称赞蔡京,于是范致虚升为右正言,起用蔡京为定州知州。崇宁元年(1102),调蔡京知大名府。韩忠彦与曾布不和,谋划荐举蔡京以自助,于是,蔡京仍为学士承旨。徽宗有意修饰熙、丰政事,起居舍人邓洵武偏袒蔡京,作了《爱莫助之图》献给徽宗,徽宗才决定重用蔡京。韩忠彦被罢相,蔡京为尚书左丞,不久,蔡京取代曾布为右仆射,诏命传下那天,徽宗在延和殿召见他,赐坐,对他说:“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承,两遭变更,国家大计还未确定。朕想继承父兄的遗志,卿有何指教?”蔡京叩头谢恩,表示愿效死力。崇宁二年(1103)二月,升任左仆射。

蔡京由放逐大臣被重新起用,一旦得志,天下人拭目以待,希望他能有所作为,而蔡京暗暗假托“绍述”的名义,掌握大权,箝制天子,用条例司故事,在尚书省设讲议司,自任提举,用他的党羽吴居厚、王汉之等十余人为僚属,重要的国事,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每事由三人负责。所有决策,都出自讲议司。采用冯琺、钱谲的建议,又废元澥皇后,罢去科举法,令州县都仿照太学三舍法考试选官,在汴京城南建辟雍,为太学的外学,用以安置各地学者。在天下推行方田法。国家对江、淮七路茶实行专卖。盐钞法被全部改变,凡是旧盐钞都不使用,富商大贾曾拥有数十万缗,一朝化为乌有,成为乞丐,更有甚者竟赴水或吊死。淮东提点刑狱章縡见此情景对他们十分同情,于是上书说改盐钞法坑害百姓,蔡京大怒,免他的官;并铸当十大钱,陷害章縡所有的兄弟。御史沈畸等因办案不合蔡京意,有六人被捕或削官。陈瓘之子陈正汇因上书触犯蔡京被处黯刑并流放到海岛。

宋向南开辟黔中,建靖州。辰溪徭反叛,杀了溆浦县令,蔡京悬重赏,招募能杀辰溪徭的人,规定杀他们的首领一人,赐绢三百匹,拜官班行,且不必追究原委。荆南守马稈说:“有生徭,有省地徭,现在不知叛乱的是哪一族,如果按杀人多少行赏,恐怕会有冤死和滥赏的事。”蒋之奇知枢密院,害怕违背蔡京的意思,上言说马稈不体谅国家,蔡京免马稈的官,命舒愒代替,希望他能剿灭徭人的反叛。于是,向西收复湟川、鄯、廓,攻取甦竣、夜郎。

提拔童贯领节度使,以后杨筍、蓝从熙、谭稹、梁师成都沿袭而为节度使。凡是内侍升迁都依外官例归于吏部,使祖宗的法度荡然无存。蔡京又想控制兵权,建澶、郑、曹、拱州为四辅,每辅屯兵二万,用他的姻亲及亲信宋乔年、胡师文为郡守。禁军巡夜打更每月给钱五百,蔡京立即增加十倍来收买人心。他擅作威福,朝廷内外没有人敢有异议。他连续升官至司空,并被封为嘉国公。

崇宁五年正月,西方出现彗星,尾巴很长。皇上因言者指责党人碑,于是,凡是蔡京建置的事物都罢去。蔡京免官为开府仪同三司、中太乙宫使。蔡京的党羽暗中在皇上面前推举他,大观元年(1107),又拜他为左仆射。因南丹纳土,他一跃而为太尉;接受八宝,拜为太师。

大观三年(1109),台谏官相继弹刻他,于是辞官退休。仍负责修《哲宗实录》,改封楚国公,每月一日、十五日朝拜皇上。太学生陈朝老上流追究蔡京十四大罪状,即:渎上帝,罔君父,结奥援,轻爵禄,广费用,变法度,妄制作,喜导谀,箝台谏,炽亲党,长奔兢,崇释老,穷土木,矜远略。请求把他流放到远方,以御魑魅。陈朝老书一出现,士人争相抄写,作为实录。大观四年五月,彗星又在奎宿、娄宿之间出现,御史张克公议论蔡京辅政八年,权震海内,轻易赏赐以蠹国用,凭借爵禄以市私恩,役使工匠修缮舍第,动用漕船运送花石。名为祝圣而修塔,使临平山壮美;借口灌田而决水,以符合“兴化”的预言。法名“退送”,门号“朝京”。方田法骚扰安居乐业的百姓,牢狱中有很多流放的犯人。不轨不忠,共数十事。先前,御史中丞石公弼、侍御史毛注多次弹劾蔡京,没允奏,这时,贬蔡京为太子少保,杭州居住。

政和二年(1112),把蔡京召回京师,仍为宰相,改封鲁国公,三天去一次都堂办理政事。蔡京离朝时,中外学官很多以时政为题考试的。提举淮西学士苏绖想向上爬,献议请搜取五年来的考试题,进行询问比较,以观向背,有三十多人因此获罪。

原来宋制规定,凡诏令都由中书门下议定,然后令学士草拟。到熙宁间(1068~1077),有降手诏不由中书门下共议之事,是因为有大臣暗中所为。到蔡京时又怕言者非议自己,故而作御笔秘密进上、请徽宗亲自批示颁布,称为御笔手诏,违者以违制论罪。事无巨细,都借以推行,甚至有不像皇帝手书的,群僚都不敢说。于是贵戚、近臣争相请求,以至让内侍杨球代书,号为“书杨”,蔡京又担心起来但也无法禁止了。

蔡京常对皇上说,现今国家钱币多达五千万缗,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于是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作《大晟乐》,制定命宝。任用孟昌龄为都水使者,开凿大菴三山,建天成、圣功二桥,大兴土木徭役,服役者不下四十万。两河人民,愁困不聊生,而蔡京竟以稷、契、周公、召公自居。又想扩大宫室规模以求恩宠,召童贯等五人,暗示说宫中狭窄简陋。童贯等都听命于他,他们各显神通,争相以堂皇奢侈为得意,而延福宫、景龙江的修建,使徽宗等更奢靡,修了更加华丽的艮岳。

蔡京的儿子蔡攸、蔡倏、蔡註,蔡攸的儿子蔡行,皆官至大学士,相当执政。蔡註娶茂德帝姬。皇上七次到他这,赏赐不计其数。让他坐着与皇上饮酒,大致使用家人的礼仪。蔡京家的仆役有做大官的,陪嫁的婢女有封为夫人的,这样公论渐渐地不赞许他了,皇上也讨厌、看不起他。

宣和二年(1120),令他辞官退休。六年,凭朱証的势力,再度起用蔡京为相。蔡京到此四次掌权,老眼昏花不能办事,政事都由他的小儿子处理。凡是蔡京所批,都是蔡註所做,并替蔡京上奏。蔡註每次上朝,侍从以下都拱手相迎,低声耳语,堂吏数十人,怀抱案卷跟在后面,于是他恣意为奸,窃弄威权,立即用他的妻兄韩詠为户部侍郎。他们一起密谋,挑拨是非,陷害和驱逐朝士,建宣和库式贡司,各地的金帛及库藏,都被搜刮来充实它,做为天子的私财。宰相白时中、李邦彦只奉行文书而已,不久,蔡註不能胜任其职,他的哥哥蔡攸也揭发他们,皇上大怒,想流放他们,蔡京极力请求免他的罪,皇上只令停他的侍养,但把韩詠贬到黄州。不久,革去蔡註侍读,毁掉赐出身的诏令,蔡京也辞职。当时白时中等上书请罢蔡註以动摇蔡京的地位,蔡京毫无退意。皇上让童贯去蔡京那儿,令他上章辞官,童贯到后,蔡京哭着说:“皇上为何不容京几年?一定是有人进了谗言。”童贯说:“不知道。”蔡京不得已,把辞职的章奏交给童贯,皇上命词臣代他作辞职三表,于是,皇上降诏同意。

钦宗即位,边事日紧,蔡京举家南下,逃避战乱。天下士人认为蔡京是六贼之首,侍御史孙觌等开始上书极力陈述他的奸恶,于是蔡京以秘书监的身份管南京,连贬崇信、庆远军节度副使,衡州居住,又迁到韶、儋二州。走到潭州,蔡京去世,终年八十岁。

蔡京天资凶狠狡诈,舞弄权术、以智慧按制别人,在皇帝面前,专门窥伺人主之意以求固位专宠,始终对皇帝说,不必拘泥流俗,应该竭尽四海九州的财力来满足自己享乐。皇上也知道他奸诈,故屡罢屡起,并选与蔡京不合的人为执政来牵制他。蔡京每当要被免职时,就去向皇帝哀求,跪地嗑头,毫无廉耻。宋收复燕山时,蔡京送诗给蔡攸,表明此事行不通,希望此事不成以自我解脱。见利忘义,以至兄弟不合睦,如参、商二星;父子不相关,如秦、越二国。晚年以家为官府,谋求升官的人,聚集在他的门下,只要输钱纳货,就是仆隶也可当上美官,丢弃国家纲纪法度,使它们如同虚设。处处患得患失,培植个人势力,盘根错节,牢不可破,最终导致国家祸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