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西”、“南”这两个方位字再熟悉不过了。但我们对这两个汉字的了解，却远不及我们对它的使用多。
甲骨文“西”字的几种写法，在金文、秦篆里陆续有了一些演变，最后是现在的楷书“西”。
学者张良皋认为：甲骨文的“西”字字形，多数表现为花边口的圜底罐（陶器），少数为羊角状的尖底杯。而这些陶制器物，都是典型的具有巴文化特征的器物——盐罐。
甲骨文“南”字的几种写法。在金文里，“南”字也有着多种相似的写法。秦始皇统一文字后，小篆的“南”字看起来与今天楷书的“南”已经区别不大。
“南”字形似錞于。而这种乐器，也正是典型的巴人器物。
重庆虽地处“西南”，但重庆人对这两个方位字的字体演变却很陌生。人们一直没有意识到，甲骨文的“西”、“南”二字与巴人的盐卤罐、錞于之间，很可能还隐藏着一些惊人的秘密。
巴人盐罐与西方
1998年，学者张良皋与考古工作者一同考察了重庆至宜昌的文物。沿线地方博物馆或文管所均藏有大量的圜底罐——古代巴人制盐的器具。在忠县中坝遗址，盐罐堆积层厚约5～6米，出土的盐罐数以亿计。如此大量的出现一种文物，实属罕见。
圜底罐有两种：其一为花边口，其二为尖底杯。花边口圜底罐便于火煎熬制盐卤，可以重叠放置，蒸汽从花边口溢出，熬干后剩下盐；尖底杯则可装入盐卤插于地上，借阳光蒸发水汽后留下盐。
值得注意的是，“西”字在发展到金文的阶段，分明与当时的“卤”字极其相似。
已故古文字学家唐兰很早就发现“西”与“卤”同为一字，卤即为盐罐，西指示盐。对此，支持“中原文化中心论”的学者，拿出山西解池盐和关陇池盐作为“西”字的出处。而多年从事盐业史研究的郭正忠指出，解池之盐晚于巫盐（巴盐），流入解池的“巫咸河”是以巴人的盐神“巫咸”命名，解池制作的工艺是盐池内大面积的日晒，而非“罐子盐”。
根据这些证据，一些专家得出结论，中原盐池并不使用类似于圜底罐的盐卤罐制盐，所以也根本无法发明“卤”字，继而更谈不上发明了“西”字。正是处于西部，善于用盐卤罐制盐的巴人，发明了象征盐卤罐的“西”字。
已故学者任乃强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说：“从事贸易的民族，为了计量、记账，特别有创造文字符号的需要，对于厚利的盐商业，更有巨大驱动力来创造文字符号。”
学者张良皋得出大胆结论，杨家湾陶文中出现的“升”字，表示数的刻画和代表货币的“贝”出现于一体，表明计量单位已用于盐业。这正是在峡江从事盐业贸易的巴人所创，这与欧洲文字的创造者腓尼基人，在地中海沿线从事盐业贸易的历史如出一辙。
巴人乐器与南方
如果甲骨文的“西”字指示巴境，那么“南”又是怎么产生的呢？很久以前，甲骨文的“南”字就让徐中舒、唐兰、郭沫若等古文字大师争论不休。
唐兰认为甲骨文的“南”字，是古代一种瓦制乐器，徐中舒曾认为这个说法“可以认同”，但郭沫若提出了质疑。
随后，唐兰结合甲骨文展开研究，发现“南”是一种打击乐器。进入周代，这种乐器用青铜制作。因此，《礼记·文王世子》有“胥鼓南”的说法。鼓，就是敲打的意思。
张良皋认为，錞于太像甲骨文和金文里的“南”字了，古代文献也分明指出“南”是一种打击乐器！而在甲骨文里还有一个字，这个字表明“南”是一种从侧面敲打的乐器。从甲骨文的“南”字字形看，一种顶端有钮的乐器，使用时显然不能从上方敲击，应当是“旁敲侧击”，而錞于的使用方法正是如此！
錞于的钮有特色，在巴境出土的錞于多为虎钮。众所周知，巴人尚虎，虎钮錞于应属巴人的特征型器物，具有地域代表性。从考古发现来看，密集出土錞于的地区集中在川东、鄂西的峡江流域。
但另一个问题随之出现。虽然找到形似“南”字之物，而考古专家断定青铜錞于最早出现的时候却在西周，甲骨文在殷商时代就已发展成熟，它怎么可能参照后来之物呢？
张良皋认为，甲骨文“南”字最早描绘的器物，并不是西周以后才出现的“青铜”錞于。他指出，錞于更早的雏形是以竹木为材料制作的“柝”（音拓），它早于甲骨文形成的时候。巨竹是南方特有，而甲骨文“南”字中间的几横，很像竹节。因此，“柝”这种乐器完全可以成为甲骨文创字的参照素材。甲骨文的“南”字作为一个方位字，很可能就是指示殷商以南擅用并盛产錞于的巴人地域。
巫师创造文字
巴族有没有文字？如果有，又是一种怎样的文字？如果没有，那么用什么来表达自己的语言？这个问题，至今仍然众说不一，分歧甚大。
在巴式青铜兵器、印章以及其他器具上发现了一种符号，据统计有200多个。有人认为这是文字，有人认为不是。
专家认为，巴人刻画符号是一种文字而不是图画，不但有独体象形文字，如虎、豹、鱼、鸟、人头、干栏等，而且有合体字，即合两个象形为一体，如手和花蒂（旧说以为像心形），在所有的铜器中，几乎都是并列在一起。
已故古文字学大师徐中舒在对文字发展史的研究中，得出古代文字是由巫师创造并由巫师世代相承而发展的重要结论。巫师所创造的文字符号，是为神秘的宗教活动服务。因此，早期的巴人文字如甲骨文一样神秘。甲骨文虽有各路名师毕生研究，但也仅仅破译出1000多个单字，占甲骨文总字数的1/3而已。
重庆师大历史系教授、重庆市巴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管维良认为，巴人实际已形成了自己的初级文字，但随着中原商周文化的高度发展，巴人造字的实践渐渐被中原的强势文化掩盖。今天，或许我们只有借助甲骨文、金文的规律，去推测巴人图语中的远古思绪。
但最新的研究与考古发现又证实，种种迹象表明，中原成熟甲骨文成就，很可能是在融合其他地域的文字实践中获得的。巴人早期的文字实践，就是其中之一。
暗道揭秘
“西南”之谜似乎即将浮出水面，那甲骨文的“东北”二字又作何理解呢？
古文字学大师徐中舒在他的《甲骨文字典》里指出：“东”字像口袋里装进东西再用绳子捆住两端，是“橐”字的初文。甲骨文的“东”字即为米袋，古代汉江以东广大地区盛产水稻，很多地方所需食盐主要由巴地供给，盐与米的交换贸易，便产生了“橐”。
甲骨文的“北”字早有定论。“北”字像二人相背之形，引申为背脊之背。因中原以北建筑多背北向南，故又引申为北方，为“北”。因此，产生甲骨文的方位字，“西”指盐罐，“东”指囊橐，“南”指錞于。而张良皋认为，盐罐和錞于均非古代巴域莫属。丰富的信息，使他作出了甲骨文的诞生与巴人有密切关系的大胆猜测。
所以，正是这些先人的日常器物，决定了我们今天的“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