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代兵马俑
公元前5世纪，在意大利半岛生活着伊特鲁里亚人，他们创造出高度的文明，对罗马及欧洲其它古代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伊特鲁里亚人精于制作陶塑人像和有塑像的陶棺。如在其现存的建筑物顶部，排列着比真人略高的陶塑人像。这些人像现在在巴黎及罗马的博物馆中均有陈列，是非常特殊的艺术珍品。这些陶塑过去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陶塑。然而中国秦代兵马俑的发现，改变了世人的看法。秦俑的制作无论在数量、规模及艺术风格上远远超过伊特鲁里亚陶塑。
1974年在陕西临潼县骊山脚下相继发现几个兵马俑坑，发掘出数以千计的陶俑、陶马。这些形体高大的陶人陶马以各种姿态组成一个雄伟的军阵。武士身着铠甲战袍，手持各种兵器，按照一定的队形，井然有序地排列，整个军阵威武雄壮，严整统一，展示出当年“北却匈奴，内平元国，带甲百万”，兵强马壮，斗志昂扬的秦国军队的雄姿。
令人惊叹的是，这些兵马俑，每一个都经过人工仔细的修饰，体高1.8m的武士俑，面目神态各异，各具自己的性格特征。整个军阵庄严威武，严阵以待的共性，通过每个战士不同的个性表现出来。仔细观察，陶俑的某些细部如发丝、盔甲上的铁板乳丁、支带扣子，甚至人俑鞋底上麻线的针脚都表现得清清楚楚。阵中的陶马，与真马形体相似，膘肥体壮，耳小眼大，口裂较深，剪鬃缚尾，前肢挺立，后肢似弓，给人以蓄势欲动，急不可耐的强烈印象。
兵马俑全部加以彩绘装饰，因埋于地下时间长久，颜色大部分脱落，个别的保存了部分彩绘颜色，有黑、红、蓝、粉红、白等。色彩既艳丽又合谐。
从制作方法说，秦俑的制作，是将头、躯干、腿等分别以模制法制成后粘接在一起。人俑的上身呈空心状，内壁隐约可见到工匠的指纹，腿部被制成实心圆柱体，以承受整个躯干的重量。此外，某些人俑、马俑的足下粘接一块足踏板，使俑与地面的接触面增大，增强陶俑的稳定性。
总之，秦代兵马俑写实性很强，人物形象的塑造简洁明快，对表现人物性格特征的关键性细节刻画入微，周密不苟，同时运用塑、捏、堆、刻、划等技法，将人物性格的造型特征，揉合于艺术形象之中。明快洗炼，深沉雄大，这既是秦俑的特点，也是中华民族陶塑艺术的风格。
除兵马俑外，在秦始皇陵附近还发现几件跪坐俑，眉骨高耸，双目俯视，双唇紧闭，腰身直立，表情温顺而微带惶恐。这可能是秦国对人民实行高压统治的一种心态反映。
二、两汉陶俑
汉初的陶俑，在题材上仍多为兵马俑，探究其原因，与当时耐匈奴连番作战，开通西域的历史背景有关。
汉初的兵马俑以咸阳杨家湾汉墓陪葬坑出土的彩绘陶俑最为精彩，分骑兵俑和步马俑。俑身彩画红、白、绿、黄、紫等各色服饰，有些人俑着黑色铠甲。除武士俑外，还有些人俑作出跳舞、奏乐、指挥等各种姿态。在个别俩的腿前或背后刻有符号。马俑彩画鞯子和辔头，毛色有黑、红、紫、白等，有的站立，有的昂头似在嘶鸣，骑俑呈握缰绳和举器械的姿态，大部分马的臀部，尾部和骑俑背上刻画有不同的数字记号。在制作方法上，陶俑以模具制作，烧制后用白彩打底色，然后加施彩画。
汉代的兵马俑与秦代相比，二者有显著不同。秦代兵马俑体形高大，平均高度将近1.8米，汉俑体形较小，最大的骑兵俑高度不过70cm。在服饰方面，秦俑多着战袍铠甲，汉俑多着袍服。
在形象塑造上，秦俑重写实，汉俑则以写实为主，却带有某些写意风格，在某些细节上处理草率，不似秦俑细腻。在技法上，秦俑塑绘衣饰，汉俩描画衣饰。此外汉马的形象与秦马相比，胸部凸出，尾部上翘(秦马俑尾部下垂)，静中欲动的感觉比秦马更加强烈，制作上较粗糙。
除兵马俑外，人物俑以西安任家坡汉墓出土的侍女俑为珍贵。
陶俑以模制成，足底有一孔，胎质坚硬，颜色发育，陶胎表面敷白色胎衣，再以褐、土黄、红等色彩绘，女俑身着右衽长服，有的双手半握，拳眼上下相对置于胸前，有的抱手胸际或袖手漆上，跪坐于地。山东临沂金雀山西汉墓出土的女俑，黑绘眉目，朱绘双唇，色彩鲜艳，浅灰色长袍，肥大落地，交领右衽广袖，双手拱于袖中，足着方头鞋。同任家坡出土女俑一样，面目丰满清癯，姿态恬静端庄，衣着华丽，身材匀称，是典型的宫廷侍女形象。
西汉陶俑的佳作当推山东济南无影山出土的西汉乐舞、杂技、宴饮彩绘陶俑，在一个长不过1米，宽不过半米的陶盘上，塑造了二十多个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有宴饮作乐的贵族，杂耍的艺人，翩翩起舞的歌女及伴奏的乐工，人物众多，布局却井然有序，人物主次分明，同时运用对比手法，以观赏者的静态烘托艺人的动态，显示出强烈的艺术效果。这组陶俑与山东章丘女郎山出土的战国乐舞陶俑相比，形象更加真实。
此外在西汉一些帝王陵墓，如茂陵、阳陵、杜陵等，出有大量的裸体陶俑，男女老少皆有，其陶质坚硬细腻，身体分段制作，各有模范，粘接成型，在身体内壁留有工匠压印的指纹，人物形体适中，各器官齐全，面目表情生动活泼，彩绘橙红、朱红、赭、黑等色，个别俑身留有麻织物的痕迹。
从上述这些出土物看，西汉陶俑继承了秦代威严划一的风格，在塑造人物时注重总的精神面貌，整体感强，取大势，去繁缛，以高度概括的手法，着力表现人物的造型和基本特征。特别是在人物的动态造型上，比秦俑有明显进步。其不足之处是人物面部表情缺少变化。又由于当时陶俑多为帝王贵族殉葬而作，题材多以兵马俑和描写贵族人物生活为主。
东汉时期，陶俑在表现题材上有了重大变化，描写贵族生活的陶俑已不多见，取而代之的是描写劳动人民生活的题材。东汉初期，陶俑制作较简单、粗糙，大多是一些烧制火候不高的泥质红褐陶，俑多为一些拱手而立男女侍俑或持箕帚俑，形体不高，表情呆板，身躯较圆，多在20cm左右。女俑大部长裙掩地，服饰纹线稀疏，以朱色绘出。整个形象轮廓清晰，身体各部位比例准确，带有西汉遗风。从东汉中期开始，陶俑制作技术日趋精美，多为烧制火候较高的泥质灰陶和红褐陶。俑的形象出现了男女仆俑、庖厨俑、执镰刀俑、执箕铲俑、执镰刀俑、双手持瓶女俑；男女歌舞俑、演奏各种乐器俑、百戏俑、杂技俑等。这些俑体形较大(一般在40cm左右)，姿态优美生动。在制作技法上，运用模制与捏塑相结合，并在人物的神韵上加以刻画，运用“以神写形”或“以神写神”的高度概括手法，选择人物在运动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刹那，描绘出人物的精神、气质及个性，从而给人以完整、鲜明、强烈之感，达到完美的艺术境界。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四川成都天山出土的击鼓说唱俑，陶俑神态表情幽默风趣，可能是说到精彩处，情不自禁，手舞足蹈，得意忘形。除劳动俑外，在四川地区的一些汉墓中出有“秘戏”俑，泥质红陶，男女呈坐姿相爱状，造型生动，“秘戏”俑多见于东汉墓中。
从这些出土的人俑看，东汉陶俑与西汉不同，除表现题材外，在装饰上西汉俑大都施加彩绘，东汉俑施彩较少，主要以流畅的线条表现人物的五官、衣纹等。
伴随人物俑出土的还有陶制动物俑，有鸡、鸭、羊、狗、飞鸟等，其形象准确生动、活泼，各种神情刻画得细腻感人，惟妙惟肖。特别是陶马，东汉的马俑，其前蹄抬起或四肢张开，骨骼矫健，有奔腾欲飞之势，表现出的意境与秦马俑的整肃庄重有很大不同。
除人俑、动物俑外，汉墓中大量出土陶质水塘、楼阁、炊具、摇钱树、灯等一些建筑及器具模型。
总之，汉代，特别是东汉，彻底冲破了秦代束缚思想文化的桎梏，在艺术领域里呈现出一种奔放、热切，大气磅礴的风貌，这种风貌在陶俑中得到充分体现。东汉陶俑在西汉陶俑写实的基础上，着重刻画人物神情动态及其真实感，充分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将人们对生活的歌颂全面生动地表现出来。
三、汉代铅釉陶
我国最早的色釉，是与器物本身一起烧成的高温釉，出现于商周时期。到了汉代，人类成功地发明了低温铅釉。
铅釉，顾名思义，是在釉中加入铅，以铅的化合物作基本助熔剂，在700℃左右开始熔融。铅釉釉层清澈透明，表面平整光滑，其着色剂是铜与铁，在氧化气氛中烧制呈现出绿、黄、黑、褐等色。其中绿色釉较常见，有深绿、浅绿、翠绿、黄绿等，颜色鲜艳，光彩照人。
汉代的铅釉陶首先发现于陕西关中地区汉武帝时期墓葬中，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釉陶，黄河流域及湘江、赣江以北地区的汉墓中均有铅釉陶出土。这些铅釉陶全系殉葬品，器型有鼎、盒、灶、作坊、楼阁、奁等。这些器物胎体呈砖红色或较砖红色略深，可能是由于氧化铁的含量较高。胎质疏松，有的含有杂质，加上烧结温度低，吸水性强，实用性较差，这就证明了汉代铅釉陶虽然发展普遍，而多数的器物却都用于陪葬。在这些陪葬的器物中，博山奁最为特殊，这种奁盖为博山形，间饰动物纹饰，有朱雀、龙、羊、虎等，奁身呈筒状，直口，三个兽足，奁身有虎、鹿、熊、朱雀、山峰、祥云等纹饰，两侧带有铺首衔环。这种器物造型与纹饰在汉代非常流行。两汉时期，道教主宰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人们渴望求仙得道，长生不老。博山在人们心目中象征着蓬莱岛上的仙山，鹤、虎、龙、朱雀等都是幻想中仙界的动物。以此来装饰器物，既表达出人们丰富的想像力，又具有浓厚的艺术性。
如果仔细观察，某些铅釉器物的表面，有一层银白色的光泽，我们称之为“银釉”。它的形成是由于铅釉陶在地下长期埋葬的过程中，釉中的某些物质被水和碳酸气腐蚀分解而出现的层状沉积物。这种银釉有的呈明显鳞片状，有的则呈有珍珠光泽的粉末状。
当器物受腐蚀严重时，器表釉层往往被银釉代替，有的深及陶眙。
现在铅釉陶的赝品时常出现，与真品相比，其胎质过细，有的呈粉红色或黄色，有的以砖红色涂料涂抹于胎体上，用水一擦，色彩即脱落。某些赝品器表的银釉，是以涂抹盐酸的方法而成，在放大镜下观察与真正的银釉结构完全不同。
汉代铅釉技术的发明，不仅为唐三彩的出现开辟了道路，也为釉上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我国陶瓷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汉代彩绘陶
汉代陶器，在继承前代制陶工艺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无论从生产规模、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超过前代。在诸多的陶器品种中，彩绘陶最为著名。
汉代的彩绘陶器，是在战国彩绘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陕西关中等地汉墓中均有大量的彩绘陶出土。在咸阳杨家湾汉墓中，与彩绘兵马俑同时出土的100余件陶器，绝大多数为彩绘陶，器物内涂朱红，外施彩纹，彩纹以天蓝、白、豆绿、葡萄紫、土黄、石青等色描绘在深赭色陶衣上，其纹饰主要有简化的蟠螭纹、变形回纹、三角纹和涡纹，纹饰的构图依据器物的形状而变化。如茧形壶，是依据壶呈茧形的特点，围绕两个球面，以螭纹组成两组相对应的纹饰相互缠绕弯曲，显得非常古朴雅致。它是汉代典型的器物之一。
除茧形壶外，彩绘陶的器型还有鼎、盘、盒等，其中以壶类数量最多，纹饰亦最精美。壶的造型是汉代典型的高颈、鼓腹、高圈足，胎体烧成后，先在器表涂抹白色或黄色陶衣，再以红、黑、紫、黄等色绘制花纹图案。如洛阳烧沟汉墓出土的彩绘壶，彩绘从壶颈直至中腹，以宽黑色弦纹分隔成若干区间，主纹饰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流云等，并以三角、锯齿、菱纹、云气、斜方格、漩涡等几何纹上下衬托，整个纹饰达九组之多，画面形象生动，色彩艳丽，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
汉代彩绘陶，从器型到纹饰，无不凝重精雅，规整豪放，纹饰构图严谨，线条刚劲流畅，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
五、秦汉瓦当与汉砖
秦汉瓦当
秦王朝建立后，瓦当的纹饰更加丰富，除动物纹外，还有大量的植物纹和各种云纹，秦代瓦当的纹饰构图呈组合对称扇面状，即以弦纹把瓦当正圆分为内圆和外圆两部分，再将外圆等分为四个扇面形，绘以形状相同，姿态逼真的鹿、鸟、马等各种兽纹及叶纹、莲瓣纹、葵纹及变形葵纹等植物纹。云纹是秦代瓦当的主要纹饰，据史书记载，秦以水德为象征云龙之作品屡见不鲜。云纹成为瓦当的主要纹饰，正是秦得水德这一观念在装饰艺术中的反映。云纹的图案结构也呈扇面组合形，扇面形内描绘的云纹有卷云纹、蝉形云纹、蝴蝶形云纹等，图案变化无穷，令人赏悦。瓦当的内圆部分饰以方格纹、网纹、米格纹、四叶纹等。除动、植物纹和云纹瓦当外，在秦始皇陵附近出土几件夔风纹半瓦当，最大的一件高近50厘米，直径60厘米左右，这是目前所发现的古代瓦当中最大的，堪称瓦当之王。由此可以想像秦代殿宇建筑的宏大与富丽堂皇。
汉代瓦当进入了一个全盛时代，纹饰图案仪态万方，极尽匠心，纹饰题材广泛，仅各种形式的云纹图案不下百余种。与秦代瓦当相比，内容充实，艺术表现性更加提高，特别是新莽时期，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为图案的四神瓦当，形神兼备，风格典雅，气势磅礴，为汉代瓦当的佳作。
汉代的文字瓦当最为丰富，文字内容有充满政治色彩的颂词，如“汉并天下”、“唯天降灵”、“延元万年”等；有吉祥祝语，如“千秋万岁”、“与天无极”、“长乐未央”等；也有为某建筑物专用的，如“上林”、“寿城”等。文字书体有小篆、鸟虫篆、隶书、真书等，其中篆书最多，隶书、真书较少。文字布局多样，疏密相间，在一定的区域内有若流水行云，婉转通畅，在屈曲盘环中穷其变化，独得奇彩炳焕之妙造，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此外，在少数文字瓦当的字旁，有凸起的乳钉，较为罕见。
关于秦、汉瓦当的断代与区分，陈直先生曾著文加以论述陈直 《秦汉瓦当概述》，《文物》1963年第11期。
从纹饰上看，秦代动、植物纹和云纹较多，有文字者极少，汉代云纹瓦当和文字瓦当较多，云纹纹样较粗。从形制上看，秦代瓦当面积较小，边轮较狭且宽窄不均；汉代瓦当面积大于秦瓦当，边轮略宽且整齐均匀。秦代瓦当颜色纯青，带纹饰的圆瓦当中央无大圆柱汉代瓦当土锈较多，青色稍减，瓦当中央必有圆柱。由于制造方法不同，秦代瓦当背面有明显的刀切痕迹，汉代瓦当背面则毫无刀切之痕。
由于秦汉瓦当较珍贵，自清乾隆时起，有人开始进行伪造，民国时期此风更盛。作伪者常使用下列方法：一是磨去真瓦当中的部分或全部纹饰，用油灰屈蟠成新的纹饰或重刻瓦文；另一种方法是仿刻瓦范，以范印瓦，置窑中烧制。前一种伪造不易察觉，第二种赝品背面光滑，没有筒瓦碎裂的痕迹，仔细观察便可辨真假。
汉砖
到了汉代，砖的种类和纹饰更加丰富，其颜色有青灰、褐色等，形状有长方形、楔形，江西于都汉墓还出土有斧形砖、子母口砖等。砖的纹饰有菱纹、水波纹、叶脉纹、变形云雷纹、绹纹、回形纹、同心圆纹、钱纹等各种几何纹，还有的砖带有吉祥语，如“富”、“贵”、“宜子孙”等。山东临沂金雀山汉墓出土的砖面上有押捺的手印和刻画的屋形图案，可能是工人当时在制坯时随意刻画的。
从西汉中期开始，画像石与画像砖日益兴盛。画像砖有空心砖和实心长条砖及方形实心砖，多用于墓室门的立柱、门楣、门扉及墓室墙壁上。砖面上模印各种图像，内容有双龙穿璧，及水捞鼎、二桃杀三士、狗咬赵盾、后羿射日、西王母、车王公等历史故事；反映现实生活的有车骑出行和舞乐百戏(包括唱歌跳舞、戏车表演等)。还有执戟盾的门吏及龙虎、马牛等各种动物。这些图案画面生动活泼，富于浓厚的生活气息，强烈地表现出汉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汉代画像砖的制作方法多种多样，技法上有高浮雕、浅浮雕、阳线刻及阴刻施阳线条等；在图案表现上有一砖一模或在一块砖上以小印模一模一图模印出不同的内容等。因此画像砖无论从考古学或艺术学看都具有很高的价值。
中国古代建筑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创造出辉煌的成就，而砖瓦在建筑上的运用，对建筑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由于经过烧制的砖具有强度高，耐磨、耐水浸等特性，因此它最早被广泛地应用于我国古代建筑的防水及易于磨损等部位。到汉代，砖不但在建筑等方面被运用，还在地下墓葬广泛运用，且砖本身的装饰性和艺术性逐渐增强，汉画像砖、画像石代表着中国古代建筑装饰技艺达到了较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