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者，人言也。远古时没有纸，经验技能均靠言传身教。那时的人纯真朴素，所以言语均实事求是，故而真实可靠。
所谓的“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别人用生命或鲜血换来的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不信是要吃亏的。以此估计，信者，实为人类之言，是人类从普遍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智慧结晶。
中华民族的信德思想源远流长，已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信德也是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人类历史上，由于各种社会形态和政权组织的出现、交错和更迭，曾陆续出现过各种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宗教，目前世界性的宗教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本身包含着伦理道德思想，其中的信伦理道德，有的是固有的，有的则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汇后而发展的。早在西方文化元典《圣经》中，就有关于信德的思想。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包括《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其中信就是“诺言、忠诚、信任”之义。基督教要求教徒具备三种美德，这就是初期教会领袖之一的保罗曾说过的：“如今常存有信、有望、有爱。”（《新约全书·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
《圣经·出埃及记》记载了十诫，这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戒条。传说十诫是耶和华所授并命摩西颁布施行的。十诫第九条曰：“不许做假见证。”不许做假见证，就是要人讲诚信。基督教和犹太教将此记人诫命之中，可见是极为推崇信德观念的。基督教传人中国以后，中国的信徒亦恪守此戒条。
佛教产生于印度，公元前后传人中国。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佛教逐渐中国化，其思想对于中国哲学、文学、艺术和民间风俗，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佛教有各种戒律，其中主要的“五戒”、“八戒”、“十戒”，都在第四条中规定：“不妄语。”妄，虚妄、荒谬之意。“不妄语”，意即不随便说不负责任的话，也就是要人讲诚信，说出去的话要兑现，言行一致，要守信用。就这一点而言，佛门的“信”与儒家的“信”有相通之处。
在世界文明史上，许多思想家都对“信”进行过阐述。如古希腊著名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史学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说：
如果双方没有诚实的信念，没有其他方面的某些共同的心理状态的话，人与人之间绝对不可能有坚强的友谊，国与国之间也不可能建立真正的联盟；因为思想不同的人行动也不会一致的。
古罗马共和国末期的政治家和哲学家西塞罗，在其著作《论义务》一书中，对不讲信用者提出批判：
暴力或背信都可能犯错误，这两种方式都是无人性的。背信属于狡猾，暴力属于骠勇。这两种人完全是不肖之人。但背信更卑鄙。
从修昔底德和西塞罗对“信”的述说，可以看出古代欧洲人对信德观念的基本态度。进入近代以后，思想家们继续论说信德观念。著名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被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他说：“无疑地，从来最有能力的人都是有坦白直爽的行为、信实不欺的名誉的。”（《培根论说文集·论作伪与掩饰》）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立者亚当·斯密，则从经济学和商业的角度论说信：“在契约的信用得不到法律的保障，以及不许正当地行使国家权力来强迫所有有支付能力的人偿还其债务的国家里，商业和制造业几乎不可能长期繁荣发展。”
欧洲文化圈以外的阿拉伯人、印度人，也对“信”持一种赞美的态度。阿拉伯民族的著名小说《一千零一夜》关于“狐狸和狼的故事”中有这样一段话：“忠信流芳千古，诈骗遗臭万年。”印度人瓦鲁瓦尔在《古拉尔箴言·德行篇》中说：“君子以诚信为明灯，它能消除心灵的黑暗。”“言忠信而行正道者，必为天下人所心悦诚服。”
与中国同属东亚文化圈的日本民族，对“诚信”也持赞赏的态度。日本小说家夏目漱石，在其《从此以后》中说：
诚实也好，热情也好，都不是装在肚子里的现成东西，它应该是当事者两人很好合作、相互信任的产物，如同石头和铁块碰撞爆发出火花一样。与其说是自己固有的品性，毋宁说是精神交换的结果。因此，如果对方不好，也就产生不了诚实和热情。
夏目漱石所说的“诚信”，极富实践精神，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经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能产生这种道德观念。
从世界上不同国家对信德的普遍认同可以发现，生活在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的人民，都对“信”持肯定和赞赏的态度，而且这种道德观并不是经过各个文化圈的相互交流而形成的，而是在本文化圈中土生土长的。这种在不同文化圈中生发出来的相同的文化现象，说明了“信”是一种没有民族和国家界限的道德观念。正是因为这种特性，才使得信德在今天的国际交往中，仍然是全世界人民都必须遵守的道德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