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我国近几年来的经济发展，开发区建设可谓是毁誉参半，中央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布各种对开发区的禁令，然而各级地方政府却通过各种路径继续增加或者扩大开发区的建设，形成了不同层级政府间利益博弈的典型案例。地方政府这种行为自然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开发区建设能够大大增进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而带动该区域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显然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在这个问题上，长三角地区的各级地方政府显然从这种博弈过程中得到的“好处”。
8.4.1 长三角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过程
从1984年我国第一批开发区的创设开始，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代表的沿海各开发区的发展历程基本可概括为如下四个阶段。
创设与成型阶段；大多数开发区主要通过灵活务实的策略，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外向型的工业化新区。在起步期，长江三角洲内各开发区利用国家和地方赋予的政策优势，包括税收政策、外汇政策、土地政策以及一定的独立行政权限，形成和保持在资金、技术、体制、管理方面的优势，使经济充满活力。主要表现为经济总量的持续高速增长，城市化用地规模的迅速扩大，土地、人口性质的转化等。
各开放地带优惠政策不断趋同，长江三角洲内各开发区需要创造新的优势拉动经济继续攀升；建设成为具有“窗口”功能的体制改革综合试验区成为其主要选择。进入成长期，由挖掘政策优势开始向创造体制优势转移。主要措施包括转换政府职能，改善和提供优质服务；确保硬环境设施供应水平；提供低成本的生产经营环境；健全市场体系，努力营造开放的市场环境；建立仿真国际环境，与国际经济接轨，使区域经济置于国际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等。这一阶段是长江三角洲开发区上质量、上层次的核心阶段。
开发区经济已经高位运行，必须通过城市化功能开发，实现多种形式的发展，达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创新。目前，长江三角洲内的大多数开发区正处于这一阶段。进入转型期，必须努力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创新；首要的原因是开发区要摆脱经济对跨国资本的依附性，由注入式经济增长过渡到自协调发展轨道上。此阶段的开发区，作为一类特殊的经济发展单元，呈现出非城市化的工业化特点；即，与快速工业化相伴生的却是非常缓慢的城市化现象。这种状况是开发区在来自国内的政治、投资区位决策力量还不强时，在跨国资本作为主要力量作用下形成的初始状态；是经济全球化潮流中，跨国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创造新型城市等级体系的结果。
必须从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两个方面出发，寻找在大环境中所担任的角色，在新的使命面前重新定位，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进入发展的成熟期，长江三角洲内各开发区在经济建设与技术引进方面的阶段性使命基本完成，区域整体发展上了一个新水平。这时的开发区经过持续的空间扩张和大规模的建设，其一直落后于工业化进程的城市化水平得到了新的发展机遇：调整发展目标，紧密依托母城，在行政、产业、文化、空间上全面与城市协同发展。
8.4.2 长三角各开发区带动城乡一体化的基本模式
经过20多年的发展，长三角区域已经建立起了以开发区为主导带动区域整体发展的城乡一体化模式；即，在区域整体城镇格局之中以若干经济增长点的形式强力促动周围地域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模式。具体表现为：
首先，长三角在外资大量涌入下所发生的城乡一体化具有紧密依托现有城镇体系的特征，大、中、小城镇齐头并进、协调发展。不仅如此，开发区的大规模兴建进一步提高了长三角区域原本就十分密集的城镇密集度，使区域内城市网络的形成由此进入加速阶段。
其次，从人口城乡一体化的角度观察，长三角区域由于各开发区的兴建而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不但缓解了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的问题，还吸收了大量区外、省外的自发性迁移人口，使这部分人不但改变了职业而且离开了农村，是“离土”又“离乡”的转变，构成了当今中国城乡一体化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三，城乡一体化在土地利用与景观上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农业用地特别是耕地锐减，二是城镇建设用地特别是以开发区为先导的扩展面积迅速扩大，使大量农村景观逐渐转化为富有特色的新型城市景观。
8.4.3 长三角区域开发区城乡一体化的动因模式
长三角区域内各开发区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是由于各种发展动力协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动力主体主要有政策与外部投资因素、内部经济因素、区位因素等。
政策与外部投资因素是长三角区域内各开发区城乡一体化动因模式的主要特点所在，即由宏观政策所引发的大规模密集投资作为其城乡一体化生发的核心动力。其他如城市建设方针，规划政策，土地使用政策以及开发区内部的管理体制革新等，也是政策因素中的作用力之一。
经济因素指开发区经济增长、城市产业布局的调整等经济行为所产生的动力。长三角区域内各开发区所在城市良好经济实力引致的部门扩张，带动了开发区的工业水平迅速提高，进而使开发区首先具有了相应的实力基础。
区位因素则指：一方面，由于长三角区域整体区位条件的优越，使得当代新经济的活力以及我国城乡一体化大发展趋势的整体影响在这里都表现得较为强烈，涉外经济所具有的综合优势以及区域内其他非公有经济的迅速崛起对促进开发区的经济发展也功不可没；另一方面，开发区的自然因素与生态环境因素、基础设施条件、城市支持、交通及通讯设施等也具有重要作用。值得提出的是，一般来讲，城市建设新区要么出于疏解城市人口的目的，要么是为了截流新增人口。
与一般的城乡一体化动力模式不同，长三角区域内各开发区则呈现明显的投资导向，而基本可以忽略人口增长因素。开发区先进的产业结构、与国际接轨的管理体制和高水平的基础设施，对于吸引城市人口和外来高层次人才有着显著效果；大多处于城乡交界处的地理位置和所辖地区行政建制的宽泛性，又使得开发区对于促进农村人口城镇化有着巨大的包容力。在上述动因综合作用下，开发区自身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特色突出表现为以下四点：
（1）城乡一体化过程全面、迅速、整体，经济增长与空间扩展的规模与速度都极为惊人；
（2）城乡一体化方向呈现明显的工业经济先导、社会功能相对滞后的特点，城乡一体化功能进展不均衡；
（3）开发区与所在城市的整体城乡一体化进程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并且未来仍将日趋密切；
（4）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力度行政手段支持的前提下，以开发区为核心的城乡一体化对周围农村区域有巨大的带动作用。
8.4.4 长三角区域内各开发区与城市协同发展的空间模式
长三角区域地域范围内的城市可划分为集中块状、一城多镇、带卫星城的大城市、双城等基本结构类型。由于开发区的建设，使得其所在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空间形态的演化。以下以几个具有典型特征的城市及其开发区为例分别说明。
未改变集中块状结构的城市空间模式——昆山市。昆山市是集中块状布局的小城市，原有老城区面积不大。在城市以开发区为先导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呈现以老城区为核心、向周围地域逐步扩展的态势，整体格局始终保持着集中块状结构，但城市面积得到大规模扩增。因开发区建设促成城市由集中块状开始向连片放射状结构转化——无锡、苏州、常州三市。苏州、无锡、常州等城市借助开发区发展的主导作用构筑城市新区，促成了城市结构的改善。其中，无锡市因新区的建设，使原有城区向东南方向开始大幅度延伸，虽然暂时还没有根本性地改变集中块状结构模式，但其向连片放射状结构形式转化的趋向已开始显露。苏州、常州两市的结构转化则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
开发区建设对一城多镇城市结构的影响——南通、宁波两市。南通、宁波等城市布局结构所反映的是，综合性城市由于多种城市功能要素（这里主要指港口运输功能）不同布局指向的要求，而表现出的一城多镇的结构形态。由于开发区的建设多依托原有结构中的某一发展极（主要依托港口），致使整个城市发展逐渐呈现某特定节点快速发展、城市整体结构仍保持稳定的态势。
开发区对带卫星城的大城市结构的影响——南京市。对带有卫星城镇的特大城市来说，某些开发区建设带来的城市快速发展在城市整体尺度上的表现并不明显；当然，浦东新区对上海城市空间结构的决定性影响则属例外。
开发区建设促成双城结构模式的形成——张家港市。张家港保税区的设立与发展，使得城市向双城结构形态发展的趋势日趋明显。一极以老城区为核心，另一极则紧密依托港口工业的兴起，带动居住等城市功能的发展，然后逐渐形成新的独立城区。这是我国城市空间结构发展中较具有特色的一类。
8.4.5 长三角“开发区模式”对当代中国城乡一体化研究的价值首先，长三角区域创造了以投资导向为特色的开发区快速发展、进而带动城市、区域整体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与传统意义上自发的圈层式扩展或沿交通线伸展的模式迥异。其独特性使其在理论与实际意义上都获得了重要价值。
其次，这种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其内因与外在条件在多大范围内同样适用，其所包含的规律性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严谨——对此类问题进行深入钻研无疑将极大地促进更为广泛地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尤其对于中国刚刚掀起的西部开发热潮，将具有直接的借鉴作用。
第三，这一城乡一体化方式丰富了人们对于当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城乡一体化模式的认识，并进一步提醒人们，传统理论中城乡一体化主要依赖于内部动力因素的观点已经过时；将内因与外部因素结合起来分析才是正确的方法。
综上所述，长三角区域内各开发区作为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的试验场，到目前为止呈现给人们的记录是充满希望但远非完美的。站在城乡一体化的角度，以长三角区域地区为代表的中国当代开发区无疑将焕发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