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轻易求人，并不是消极处世。活在世界上，谁也不能完全把握自己命运的方向盘。有时候，真的需要别人那一点小小的点拨，才能顺利驶上幸福的航道。可有些人，却总是无度地浪费这难得的点拨。
不轻易求人，是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智慧的处世方式。不轻易求人，把好钢用到刀刃上，困难才能迎刃而解。
无影龙套
文艺界流传有“黄门四杰”之说，其中黄宗江、黄宗英都是享誉国内外的文艺家，黄宗汉则是著名企业家，唯独黄宗洛，演了一辈子小角色，只算是混了个脸熟，因此，他自称“著名龙套”。
其实，这小角色演好了，也不是件容易事。排演《龙须沟》时，黄宗洛和其他几十个群众演员一起走街串巷，像魔怔了一样体验生活，回来还要写演员日记、角色自传，虽然他们在戏中不过就是露一下脸而已。他在《茶馆》中扮演松二爷，第一幕和第二幕之间只有几分钟的换装时间，却要表现出相隔十多年的时代变迁，小辫、牙齿、衣着甚至装饰都要一丝不苟地搞出差别来，松二爷一出场，“哗”，掌声一片，这就是功夫。
但是，认真琢磨角色和戏，并不一定能演好，太认真太入戏的“龙套”容易陷入另一个怪圈，即抢戏。因此，黄宗洛总结了一个经验：“越是有戏的角色越要悠着劲，见悲节哀遇喜忌逗。如果逮住戏不撒嘴，编、导、演朝着一处使劲，极尽渲染之能事，不偏也得邪……已然写足了的戏，早晚是你的，大可不必再伤多余的脑筋。”我猜，这经验一定是黄宗洛从自己的演出中总结出来的。他跑了一辈子龙套，知道龙套的位置。当年，国庆节观礼，梁思成负责设计天安门上的观礼台，他在不起眼的位置搭了几条木板，来宾往上面一站，高瞻远瞩，视野广阔，还不影响整个宏大的场面，这就是最高超的技巧。假如把几组富丽堂皇的建筑搬到天安门上，倒是舒服了，但整个布局都将大打折扣。一个出色的龙套也是这样，需要出现的时候，满屏都是你，需要消失的时候，立即消失，且不能留下任何痕迹，要给主角腾出所有的空间。如果你已经离开了，观众还在寻思：“刚才那个小角色挺不错啊，什么时候再能看到他呢？”甚至没有注意到主角已经出场。这个龙套就是失败的。别说龙套影响不大，一个时刻留影的龙套常常因为突出了自己，而把整出戏搞砸锅。
不轻易求人
我有一朋友，人前爱自称洞察了人情冷暖，动不动就说人情冷漠，世事沧桑，看那阵势好像轻易不与任何人往来似的。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在办公室里坐着，实在无聊，抄起电话来就拨熟人的电话号码，除了闲扯些“最近好吗？”的话，就是没完没了地让别人给他办事——找某张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代买一张无关紧要的球票，替他打听一下股市行情，帮他问一下某件商品的价格。说完之后他说把这些事忘了。可是朋友正儿八经地把他的话当成一回事办完以后，他却轻描淡写地“谢谢”便没了下文，也不管对方为此付出了多少的口舌和奔波。
有一次，我见他义愤填膺地坐在办公桌前痛骂某某朋友无情无义，不够意思。一打听，原来是他为了儿子工作分配的事把电话打给那位朋友。那位朋友一听是他的声音，立刻冷淡地说：“有什么话快点谈，我正忙着呢！”一句话让他的心凉到了极点，再无心谈及正事，挂掉电话便大发感慨。不过，我想，那位朋友肯定是厌倦了他的琐碎，实在不愿再受此人的驱使了。
人情如同存款一样，一天天，年年月月积攒起来的友谊我们一定要懂得珍惜。除非必要，否则不轻易使用它们。有些人像挥霍金钱一样，零零碎碎地就把它们用掉了。等到自己急用时，打开看看，却发现里面已经空空如也，这只能怪他们自己。另外，一些举手之劳的小事，明明自己能做却总是麻烦别人，也是对朋友的不尊重。也许自己还意识不到，但事实上他已经把自己在朋友心中的位置放得越来越轻了。有事没事就喊“狼来了”，朋友为他的“狼”疲于奔命。三番五次之后谁还相信他的“狼”？
不轻易求人，并不是消极处世。活在世界上，谁也不能完全把握自己命运的方向盘。有时候，真得需要别人那一点小小的点拨，才能顺利驶上幸福的航道。可有些人，却总是无度地浪费这难得的点拨。
不轻易求人，是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智慧的处世方式。不轻易求人，把好钢用到刀刃上，困难才能迎刃而解。
天下无灾
2008年9月的一天，一个文友在某网站上疯狂地找我。她说给我发了站内短信，让我迅速查看。我看了，心里犹疑不决。她说，她一个朋友是搞业余地震预报的，最近根据自己的推测，长春一带可能会发生9级地震，时间就在某日下午三点之前。她也觉得不一定靠谱，但又不敢完全否定。天地大事，没人可以拍着胸脯保证它一定怎么怎么样。文友说，我在长春就你这么一个朋友，不告诉你我心里不踏实。
我知道文友是好心，但她把问题抛过来，让我决断，我也矛盾了。左思右想，决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看看时间，明天星期六，即是业余专家确定的时间。我把来龙去脉告诉给妻子：“这事别搞得太张扬，咱自己当心就行了。”女儿听到了我们的对话，神情紧张，要哭的样子。她说，妈妈，我害怕。妻子说，没事，有爸爸妈妈，什么事都没有。第二天，妻子把所有的存折证件放在包里，带着孩子去上美术补习班。我则到图书馆读报。补习班紧挨着图书馆，万一发生什么事，互相有个照应。
我坐在图书馆二楼门边，哗啦哗啦翻阅报纸，但心神不宁。我想到了死，想到了天崩地裂。中间上厕所时，突然感觉脚下一动，浑身一激灵，定神一看，原来是地下有汪水，滑了一下。我还跑到楼下去吸了根烟，抬头看天，瓦蓝瓦蓝的，令人眼晕。几片白云一会儿变成鸟阵，一会儿变成笔记本电脑，玩得津津有味。多么美好的世界啊。兴致一来，我给好友老田打个电话，他还在睡觉，听了我说的情况，哈哈大笑。我说你最好注意着点。他说幸亏你告诉我，告诉别人就算传播谣言。
这句话吓我一跳，这个罪名不小。但是，真正的谣言或许就这样产生的。不排除有人喜欢故意蹚浑水，但在一切处于将信将疑状态，没有一个明快的结论时，除了听风就是雨，你还能怎么办？技术条件没法让我们足够信任专家，我们该信谁？业余专家，还是谣言？
一个上午平安地度过，一家三口中午吃火锅。女儿早忘记了我们昨晚的对话，很开心地涮青菜涮肉片。周围的人个个满面红光，吵吵嚷嚷，一派市井喧嚣。淹没在幸福的人群中，我也吃得满头大汗。出了饭店门，阳光灿烂。我又给另外一个朋友打电话，探讨9级地震的威力。朋友说，9级地震基本就是毁灭性的，跟原子弹似的，躲是躲不开了。至今谁也没见过。但即使亿分之一的可能，你也不能说没有，万一有了呢？然后，我把听到的传言告诉他，他觉得不奇怪。“歌词这样唱，幸福不会从天降，但灾难会的……”
三点到了，我解除了心理上的界线，带着妻子女儿回到宽敞的房间里。一天，跟平常的每一天一样，过去了。但我仿佛真的经历了一场震荡，重新打量周围的一切，感觉它们比美好还美好。
美好，灾难……
谎言接力
父亲去世了。费了好大的劲，下岗的母亲终于找到一个做保姆的工作，每月400元钱，加上最低生活保障金，母女两个省吃俭用，也还够花。女儿上初三，需要加强营养，但女儿说：“你看我多壮啊，不减肥就不错了！”说着伸出胳膊做大力水手状。
这天清晨，母亲起早去雇主家。走到半路，迎面摇摇晃晃开来一辆小面包，母亲躲闪不及，被撞个正着！人们急忙把她送到医院，一检查，她身上多处骨折，长时间昏迷不醒。肇事车的车主赶来了，交警赶来了，记者也赶来了。
经过紧张的处置，一直到下午，母亲才醒过来。她迷迷糊糊地四处打量了一周，看到没有自己的女儿，才长长出了一口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母亲说：“女儿还不知道我出事呢，这两天女儿正在参加会考，今天是第一天，我被撞的事你们千万不能告诉我女儿呀！那会影响孩子的，我家没有电话，记者同志，我把邻居李叔家的电话告诉你，向李叔讲明后让他替我说个谎，就说我这边雇主家的病人急需照顾，这几天暂时脱不开身不能回家了。让她自己照顾好自己。”
记者含着眼泪拨通了李叔家的电话，电话那头也哽咽了：“唉，怎么倒霉事都被这样的好人摊上了？你放心吧，我一定帮她把这谎言编好！”
所有到场的媒体——报纸、电视台、电台记者都没有对这起车祸做报道，他们担心那个可怜的女孩知道这个消息。
第三天，女孩走进母亲的病房，趴在她身上哭了：“妈妈，我来看你了。”母亲轻抚着女儿的头发说：“好孩子，考得不错吧？”“考得不错，不错。”同来的班主任老师回答。
母女两个聊啊，聊啊，聊得真开心。但女儿没有告诉母亲，在过去的那三天，她每天考试结束以后，都要来到病房的窗外，透过窗玻璃久久地打量亲爱的妈妈……
和老虎擦肩而过
一位画家来到美丽的西双版纳写生。他每天徜徉在丛林花海中，描摹自然，写照生活，和蝴蝶起舞，和露水相伴。他被这超凡脱俗的环境深深地吸引了。在画家眼中，这里简直就是现实中的世外桃源。
这天，画家决定向森林深处进发，找寻更打动人心的风景。他走啊走啊，不知不觉迷失了道路。天近中午，森林里一丝风也没有，毒辣的日头透过树叶直直地照下来，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恐怖的气氛。画家有点紧张了。他想按原路返回去，但是已经找不到来时的路了。
忽然，一阵凉风吹向画家身边。他转头一看——一只老虎向他走来，是的，那是一只凶猛的孟加拉虎！它浑身的斑纹被阳光照得发亮。完了！画家脑子里马上闪过这样的念头。怎么办？躲也没处躲，藏也没处藏！跟它搏斗？那更是以卵击石。画家长叹一声，等着束手就擒。那只孟加拉虎离他越来越近了……画家闭上了眼睛。
然而，老虎没有如他想象的那样向他扑来。他睁开眼，只见孟加拉虎很不屑地瞅了他一下，和他擦肩而过！看看老虎的肚子，画家凭着职业的目光判断出，这是一只刚刚吃饱的老虎。
画家释然了——一只吃饱了的老虎，它不再猎取任何食物。它不像人类一样贪得无厌，无休止地占有，直至使山河变了颜色；它只在饥肠辘辘的那一刻啸傲山林，只要获得了温饱，它就与一头羊、一只鹿没有什么区别。
吃，还是不吃
一次与朋友们去饮酒，要了很多菜。大家好多天没有在一起聚了，喝得十分尽兴，菜倒没吃多少。一直喝了三四个小时，才大醉而去。走到半路，我想起把包忘到酒店里了，急忙打车回去取。走进包厢的时候，我看见一个让我吃惊的场面；几个女服务员正手持筷子，翻拣我们的剩菜吃。她们都是20岁左右的样子，穿着统一的服装。一看就是才来城里不长日子的乡下妹子。见我进来，她们愣住了，我也愣住了。
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想起那个场景来我心里就不是滋味。我知道她们可能很穷。但她们那争先恐后抢剩菜的表情，仍让我感到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有时候真是太可悲了。
有人跟我讲，他去看望一个朋友在本城打工的弟弟。碰巧，那小伙子也是在饭店上班。他去的时候，正是吃午饭的时间，小伙子和同伴们正在做饭。他看到他们在窄小的屋子里支了一个简陋的铜锅，锅里煮着白菜和豆腐，连一点油星也没有。他们把白菜炖豆腐盛到碗里，津津有味地就着馒头吃着。有一句诗叫“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不过在饭店里混饭的人吃这么清汤寡水的东西，他还真是不好想象。闲谈的时候，他不经意地说，你们这儿没有客人的剩菜吗？挑一挑，怎么也能有点油啊。他是好意，小伙子们却生气了。“我们为什么要吃油呢？”反问里带出了敌意。朋友的弟弟也很不高兴，不咸不淡地把他晾在了一边。“装什么呀。”这人后来对我说，“我觉得如果眼前有可以拿来利用的东西，就应该把它拿过来。这也许涉及自尊的问题。但是眼睁睁地看着能利用的东西浪费掉，不也是很可耻吗？况且那样做对他们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
这的确是个问题。我忽然想到，有钱人也许永远不会面对这样的选择。而弱势群体不行，当一碗剩饭摆他们面前的时候，无论是吃，还是不吃，他都将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
爱你爱到偷
你偷过书吗？拿这个问题去问一些人，大概会得到两种答案，一种是断然回答，没有。一种是很自豪地告诉你，偷过。后者，肯定是偷过书的；而给出前一种答案的，也未必就没有偷过，但他为什么不肯承认呢？皆因为其偷书的动机不纯。
从法治层面分析，偷书跟偷其他物品并没什么区别，都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将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如果失主去控告，偷书贼自然应该受到与其他小偷一样的惩罚。法律是硬邦邦的，但道德是软的。如果你拿这个问题去请教旁观者，着实会有一部分人对偷书贼抱宽容甚至同情的态度。他们大概要先询问一下，这个人为什么去偷书？如果仅仅是为了读书而偷，他们没准要对此人致以敬意。这也许就是有些偷书贼可以区别于其他小偷而从容承认的原因。
偷书贼之所以偷书，不外乎阅读和换钱。为阅读而偷书的，又分两种，一种是见到别人手中藏有孤本和秘本，想借来一阅，而对方打死也不同意。偷书贼恰需要查阅其中的资料，或者对此书非常感兴趣，百般索求均无济于事，只好走下策做梁上君子。另外一种偷书贼是家里太穷，根本买不起书，但又很渴求知识，于是去偷。其实后一种是前一种的扩大化，他什么书也得不到，在他眼中，自然什么书都是孤本。有人说了，你为什么要去偷，难道不能自己挣钱去买吗？或者，赌气不读罢了，干吗非要去读？我就不信，离开这本书你就能死！理儿倒是这么个理儿，谁也反驳不了，但是，这最终还是大道理。当一个饿得眼睛发蓝的人碰到一桌美食，当一个30年没触过女人的老光棍见到裸体美女，那种焦虑迫切，那种如饥似渴，那种一朝不得手，百爪挠内心的感觉，非是局外人可以体会得到。我上小学时，有个同学拿来一本掉了皮的《少年文艺》，大模大样地摆在课桌最显眼的位置上，但任你是谁，也休想从他手上借出来。我低三下四地哀求了好几次，都被严词拒绝了。后来我弄明白了，这家伙并不是多么珍惜该书，唯喜欢大家都来求他时，自己可以猫戏老鼠一样拒绝别人。我只好铤而走险，在一个阳光普照的中午，趁教室里一个人也没有，将那本可爱的小书塞进了我的书包。好在，整整一个下午，他都没有发现。等他第二天发现失盗时，我早已将赃物成功转移。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一条狗来说，它只偷骨头，不偷黄金；对于尊敬书籍的人，他只偷书，不偷人家的电视和存折。他有所求有所忌，有自己的底线。他偷书不是为了赢利，而是阅读的冲动在怂恿着他。那些为换钱而偷书的人不会这样，他们是见什么偷什么，得机会就偷，书籍只是他们顺手牵羊的一部分，在这样的偷书贼心中，一本书与废铜烂铁没什么区别，只要能换来钱就行。那些明明偷了书却又不肯承认的，大多可归于此类。
有个朋友当狱警，他跟我们说，在监狱里，杀人犯瞧不起抢劫犯，抢劫犯瞧不起小偷，小偷瞧不起强奸犯。强奸犯进到里面，一定会挨一顿狠揍，前三者觉得自己是爷们，强奸犯不是爷们。这说明，偷什么，不偷什么，是不一样的，是有道德分野的。真正的偷书贼不以为耻，或以为荣，也是基于这个原因。作家于德北，有个外甥名叫李也，经常从他那里偷书，总共偷了约上千本书。李也离开长春到广州谋生，托运的主要物品就是那一包一包的书籍。而且，很多书上都堂而皇之地标明：“盗于我舅处”。瞅他那得意忘形的架势，与孔乙己颇为相似：“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对于失主来说，失窃之后亦反应不一。偷书者窃书，来源不过图书馆、书店（书摊）以及亲友处。前者是公共财产，后两者是私有财产，但鉴于跟朋友尚有感情因素在里面，偷书行为即使暴露了，被谅解的可能性也比较大。作家王元涛给我讲过某人在图书馆偷书的故事。那时候，图书馆的书还没有条码标识，走过门口时不会发出“吱——吱——吱——”的警报尖叫。只要你把书藏在身上比较隐秘的地方，不被看门人发现，就可以顺利带出来。且说该偷书贼瞅了一眼门口的老大爷，见他眼睛半睁半闭，没精打采，仿佛正在假寐。于是，偷书贼认真地挑了若干本书，放进夹克里面，拉上拉锁，低头一看，任何痕迹都没有！该人很高兴，大摇大摆地往外走。但是，他挑的书太多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夹克不堪重负，那些书竟“哗啦”一下全部脱落出来，掉在地上。老头一下子被惊醒了，也不说话，就那么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偷书贼只好一本一本捡起来，讪讪地折回去，一本一本插在书架上，然后，他低眉垂手，以默哀的姿势走出图书馆。老头盯着他，一直看他走出大门，自始至终一句话都没说。
我想，也许老头是见惯了这样的情景吧！
不过也有计较的失主。于德北就三番五次地怒斥外甥：你要是偷书，就把一整套都偷走，为什么单独拿走其中一本？你哪里配不成套，我这里也配不成套，这是何苦来！
我刚参加工作时，把所有的藏书都搬进单位宿舍，藏书成了公共财产。后来有一些人把其中一些书偷偷带回家，不再送还。而那些书，都是我认为最滥最没品的书。我很瞧不起他们，心想，要偷就偷些像样的书！这样的书都偷，太没劲了。
别人的鞭炮
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那年春节过后我就9岁了。进了腊月门我就开始催父亲赶紧去买鞭炮，可父亲没有满足我的愿望。那些日子正是水果生意最好的时候，他起早贪黑去赶集摆摊儿，一斤橘子挣五分钱，卖一筐就能有五六块钱的进项，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他没时间和精力理会我这个懵懂少年，他对我的欲望置之不理。其实，我知道，是父亲舍不得花那几元钱，他认为钱应该花在更实际的地方。而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如果我能像小伙伴们那样拿着一串串鞭炮跑到外面去招摇过街，这带给我的快乐甚至要比吃上半碗红烧肉更多，虽然我也很喜欢红烧肉。
离除夕越来越近了，父亲仍然没有要给我买几串鞭炮的意思。我的忍耐达到了极限，我先是哼哼唧唧，对父亲指派给我的活消极怠工，接着就直接伸手讨要，我知道他拿不出来，我号啕大哭，在院子里打滚，棉衣上沾满了灰土。就是这样，父亲仍不为所动，像没看见我一样，继续挑拣筐里的烂橘子。
除夕夜里，我们家的饭桌上有史以来第一次摆上了纯肉馅的饺子，弟弟吃得满嘴流油。母亲拖着病歪歪的身子，起来烧火做饭、上香祭神。她脸上呈现出了一丝丝兴奋的红润。我知道，这应该归功于父亲连日来的起早贪黑。可是我无法接受一个没有鞭炮的除夕之夜。
父亲显然看出了我的心思，他见我吃完第一碗饺子，放下了筷子，就对我说：“孩子，你跟我出来一趟。”我读不懂他的意思，迷迷瞪瞪跟着他走出家门。这时正是放鞭炮的时候，一来到街上，我的耳朵里立刻充满了或清脆或沉闷的鞭炮声，也有少许能买得起烟花的人家，他们正在自家院子里燃放这些当时的稀罕玩意儿。我仰着头看天空中的五颜六色，那些从不同的院子里冲天而出的缤纷烟花迷乱了我的眼睛，那些不绝于耳的二踢脚和麻雷子震动着我的耳膜，我久久地沉醉着，几乎忘了身边还站着我的父亲。
“好玩吗？”父亲问我。我点点头，顾不得回答他。“你看，别人听到了响声，你也听到了响声，别人看到了这么漂亮的东西，你也看到这么漂亮的东西，所以说，别人的鞭炮就是你的鞭炮。”我不明白父亲的意思，他却接着说：“可是你的娘是只属于你自己的，所以我要让你娘的病早点好起来。”
他这一句话让我想到了我的一个小伙伴——铁蛋，铁蛋的娘死了，他整天穿着一件不合身的破棉袄在我们面前走过来走过去，我忽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我哭了，在别人的鞭炮声中，我发现鞭炮于我来说再也不重要了，我第一次认识到我其实天天都在过年，因为我有一个完整的家。
辛苦的辛
电视台在做一档谈话节目——一对老夫妻已经结婚60年，在这共同生活的60年里，他们相濡以沫、互相搀扶，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也从没有分开过。
老大爷说，“文革”期间，自己被“流放”到遥远而寒冷的北大荒，一待就是8年。老伴一个人带着4个未成年的孩子苦挨日子。“全家人曾经半年没吃过油腥，春节的时候，一小碟盐拌豆腐成了他们难得的年夜饭。我这个父亲，当的不称职啊……”老人说到动情处，把白发苍苍的头颅埋在手中，啜泣起来。演播现场台上台下一片骚动，一时间情绪达到了高潮。
主持人不失时机地把话筒对准老大娘：“在这么大的生活压力下，你有没有产生过要和老大爷‘划清界限’的想法？”“没有。”老大娘言简意赅。“那样的日子对于一个柔弱的女人来说，可真是一场噩梦，请问大娘，您当时是怎么熬过来的呢？”主持人再次将话筒递过去，很多观众也都用期待的目光看着老大娘。
“其实，当时真的没觉得有什么，日子一下子就过去了。”从上台的那一刻，老大娘说的话总共不超过五句，她的话显然让在场的人不解渴。
“那么，您当时又当爹又当妈，除了上班还要操持家务，是不是感觉很辛苦，甚至有怨言？”主持人循循善诱。
老大娘笑了：“小伙子，我知道你想要我说什么。不过我真的没什么可说，要说累，确实很累，可是我坚信自己的老伴不是他们说的那种坏人，他早晚会回来的，我感觉自己有盼头，因此这里不苦，”她指了指自己的胸口，“人们总说辛苦辛苦，辛苦的‘辛’不是这个‘心’……”
她的话还没有完，台下已经一片掌声！
这是一个历经艰辛的人的经验之谈，只要“心”不苦，再多的辛苦也只是“累”——可以一带而过的“累”。
冷暖自知
平安夜，外面飘起了清雪。我和妻子站在窗前，看雪花飞舞，落在干枯的树枝上，落在远处的汽车上。屋子里暖气充足，我们身上只穿着睡衣，这是个浪漫的时刻。我们在等待着圣诞老人乘着雪橇来到小区的院子里，然后顺着下水道爬进我家。可是，不一会儿雪就停了，妻子有点遗憾，一遍遍地问，怎么不下了呢？怎么不下了呢？
平安夜，今天应该很冷。妻子的这句话，让我想起了去年夏天的一个夜晚。
那天傍晚，我、妻子、妹妹三个人坐在屋子里看电视。整个下午，天始终阴沉沉的。到了晚上，终于下起了暴雨。墨黑的天空像是裂开了口子，闪电从天上直撕到地下，亮一下，黑一下，晃得人眼睛发花。瓢泼一般的大雨被风挟持着，惊恐地摆动，忽地向左，然后又忽地向右。电视是看不成了。我们关了电视，拔了电源，站在窗户前看外面的风景。窗户是落地窗，我家对面就是马路。外面的情况一目了然。这时开始打雷。“咣”，一个，“咣”，又一个！震得玻璃都一颤一颤的，雨点打在玻璃上，啪啪作响。我远远望去，看到有几辆自行车在雨中前行。马路上的他们，仿佛蜗牛，走得很慢。他们的心里能不急吗？他们是被暴雨捆住了。狂风在刮着，路边的大树上掉下一根树枝，砸中了一个人。那个人缓缓地倒下。旁边的人扔了车子，跑过去救他。这些人是谁，他们必须要在雨中奔波吗？此时，他们的亲人是不是正在焦急地等他们回家？我不愿意再看下去，自己躲到了沙发上。沙发很松软，屋里屋外两重天。1991年夏天，我在老家的苹果园里看园子。连续下了几天的暴雨。半夜时分，搭在园子里的那个小泥屋坍塌了，我只好领着老狗，顶着狂风暴雨往家里逃。我在泥泞的路上跌跌撞撞、一步三滑，被摔得浑身泥水。我盼着赶紧回到家里，躺倒在炕上，盖上一张温暖的被子。走了两里地，终于回到家，却发现家里的状况并不比园子里强多少，屋顶上已经漏得像筛子底，父母手忙脚乱地找东西来接水，炕上、地上摆满了盆盆罐罐。而雨水还在顺着门槛哗哗地往屋子里流淌。
那个希望破灭的夜晚啊！我终于知道，在一个毫无竞争力的地方，没有坚固的家可以供你藏身。但是我在路上行走时，是如此急切地念着两个字：回家！回家！回家！
现在我有家了，冬暖夏凉。白天在办公室里上班，晚上回家睡觉。出门时，稍微感觉气候不适，起码可以打辆的士。冷暖于我，已不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有一些镜头，还是时不时地闪现在记忆里。1997年我刚毕业时，租住在南湖岸边一座低矮的小平房里，每月租金70元。1998年元旦，房东一家出门串亲戚，他们那屋子不烧炕，我这屋子里就一点热乎气也没有。我把所有的被子都拿出来盖在身上，最后还是被冻成了感冒。那个晚上好冷啊。现在，我租住的那些平房早已被夷为平地，一个叫做威尼斯花园的高档小区拔地而起。当年，我在别人的节日里受冻。现在，我不受冻了，可每当我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时候，心里就忍不住要问：这时候，有人在挨冻吗？这样一问，我心里就会一激灵。
1998年末，我去采访一个残疾人。这是一个十分好强的人，他没有双脚，只能靠手上拿着的两个板凳来走路。但是他有一门修理电器的好手艺，在那个贫民小区里生活还算中上等。我本想就他的自立自强写一篇文章。他却说，你别写我了，正好我们这里有个贫困户，冬天连买煤的钱都没有，你这个记者赶紧办点正经事，帮我们呼吁一下。我跟残疾青年来到那个贫困户家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在繁华的都市角落，居然还有这么狭窄、脏乱的住处。一个老太太和一个智障少年蜷缩在炕上。我在屋子里只坐了一会儿，便手脚冰凉，脑门都被冻得生疼。我只好硬着头皮给民政局打了个电话。谢天谢地，记者的头衔还真起作用了。民政局的人表示马上过来看看。这件事办成后，让我安眠了数夜。
我曾经想问那哆哆嗦嗦袖着手在广场上等活儿的民工：你们冷吗？可是又一想，这简直就是废话。空调、暖气，把我们恒定在某个舒适的温度之内。外面风雨轮回，屋内永远温暖如春。但是必须有一部分人在风雨中奔波劳碌。他们造就的春天是给别人用的。遍身罗绮者，哪有养蚕人？好在，他们麻木了，以为本该有雪有冰有挥汗如雨。而我，远离了冷暖，却越来越容易感知到天气的冷暖。也许只有经过了大冷大热的人才能保持这样的心态。
报纸上说，有个人被冻死了。他一点点被冻死的时候，还有意识吗？如果他还有意识，那个过程中，他在想些什么？他的父亲母亲是谁？他的妻子儿子是谁？为什么，他会在马路上被活活冻死？我们不是他们的亲人，永远无法知晓那背后的故事，他的死与无关的人无关。
冷暖人生，自己知道。
平安夜的晚上，我在温暖的屋子里，睡了一个很香的觉。一觉醒来，艳阳刺眼。
图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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