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是我国北宋时期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的名字叫苏轼,“东坡”是他的号。作为文学家、艺术家,苏轼的成就是辉煌的,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在文学及艺术方面表现出了极高的造诣,同时,也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
然而,作为政治家来说,苏东坡却一生不得志。他从二十一岁中进士,开始了仕宦生涯后,前后共作了四十年的官。但是,在这四十年中,苏东坡政治上总是受到打击,他曾许多次被贬官,流放。有一回还被抓起来,押到首都汴京治罪。他在晚年还曾被放逐到遥远的广东、广西一带去当小官吏,直到死前半年才被赦回。
坎坷的经历,使苏东坡对社会下层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同时也使他对封建社会的黑暗看得更清楚。也正因为这样,苏东坡一生,无论是位居高官,还是遭贬放逐,始终追求作人的廉洁正直。
苏东坡在生活方面,坚决反对铺张浪费,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口体之欲,何穷之有?每加节约,亦是惜福延寿之道。”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肉体上的欲望是没有限度的;然而如果能注意生活节俭,那也算是真正找到了延年益寿的道路。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苏东坡对节俭是相当重视的。
公元1080年,苏东坡被降职贬官,来到黄州。由于他薪俸大减;再加上遭贬后,旧日那些常来往的亲朋好友,都怕受牵连,再不愿与他来往,更不愿资助他钱财;他的弟弟苏辙又债台高筑;所以,当时苏东坡生活是相当窘迫的。然而,这并没有吓倒苏东坡,他依靠节俭的生活方式最终度过了难关。
为了度过困境,苏东坡非常注意计划开支,从不乱花一分钱。为此,他还订出了一套特殊的计划开支的方法。这种方法是:首先把所有的收入和手边的钱计算出来,然后将这些钱平均分成十二份,每月用一份;每份中又平均分成三十份,每日只许用一份。这些钱全部分好后,苏东坡把它们统统按份挂在屋梁上,然后每日清晨挑下一包,拿到一包钱后还要计划开支,能不买的就不买,一日下来,最终开支只准剩余,不准超支。剩余下的钱,苏东坡把它们专放到一个另外备好的竹筒中,专门用于家中的意外开支。
这样,日子虽苦,但清苦中倒也自得其乐,他在给好友秦少游的信中,谈到自己在黄州每日计划开支、艰难度日的清苦情境时说:“我估计手中的钱还可支持一年有余,到那时再作计划;水到渠成,不需预虑。因此胸中没什么负担。”
苏东坡就是这样,凭着精打细算的节俭生活方式,度过了黄州遭贬后的艰难岁月。
生活在困顿的时候,苏东坡能以节俭度日,生活发生了变化后,苏东坡一样非常注重节俭。他在朝廷中作高官的时候,依然没有忘记过去过的苦日子,生活从不讲究奢华。在饮食上,他给自己立下了这样一个规定:每顿饭只能是一饭一菜,如有客人来,需同他一起进餐时,也只能增加两个菜,不能再多。如果有人请他去吃饭,他也要事先告诉主人,不许铺排,否则,他就拒绝前往。
一次,有一位与苏东坡多年不见的老友,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见到了苏东坡。旧友重逢,自然十分高兴。于是,那位朋友便想找个适当的时候,请苏东坡去他家吃饭。苏东坡听说后,一再嘱咐那位朋友,千万不可大操大办,追求排场,只比平时多备几个菜,老友在一起边吃边叙叙友情就可以了。
可是,几天以后,当苏东坡去赴宴时,却发现那位朋友并没有听他事先的劝告,酒席准备得相当奢华。这时,苏东坡很不客气地对他的朋友说:“老兄看来并不真正了解我苏东坡。我一向主张厉行节约,你酒席备得这样奢华、排场,看来根本不是为我苏东坡所备。如此看来,我还是离开的好。”说完,他转身便要告辞。
那位老朋友见东坡这样认真,便解释说:“先生说哪里话,先生一向生活节俭,朋友是早就知道的。但这回是例外,我们两位旧友,这么长时间没有相见,今偶得重逢,实在难得,难道不该好好庆贺一番。再说,先生现在正在朝中任职,是场面中的人物,我请先生,若太寒酸了,岂不太失先生身份。所以……”
“所以什么?”苏东坡没等那位朋友再往下说,抢过话头说道:“是朋友相聚,就该像朋友那样彼此随便、自然些,不必讲什么排场。现在你让我坐在这些山珍海味面前,一改素日节俭的习惯,我哪里还能吃得下去啊?我虽然在朝中做官,但做官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节俭。相反,官位高了,更应该注意自律。”说完,他硬是坚持不入席。
苏东坡走后,他的朋友感慨地说:“当年东坡遭难时,生活很节俭,没想到如今他身居高位后,还这样注意以俭自守。看来东坡已经节俭成习了。”
苏东坡不但自己十分注意生活俭朴,还十分注意用节俭要求他的亲人。他有一位正在作高官的远亲,生活极为奢华。单是起居时“小洗面”,就要有两个人专门侍候;若是“大洗面”侍候的人要增至五人,如果是“大澡浴”,则要有九个人服侍。并且,“澡浴”之后,还要用名贵的药膏擦身,用异香薰衣服。这人生活如此奢侈,自己不以为耻,反以为是值得荣耀的事情。一次,他在给苏东坡写信时,不厌其烦地夸耀他的“养身之道”。东坡看后,非常厌恶。他在给这位远亲回信时,只简单地写了一个“俭”字。希望他能在一个“俭”字面前有所醒悟,改掉奢华的习气。
苏东坡在朝廷做官时,曾三次担任皇帝侍读。其间,他也常向皇帝进言,讲述以俭治国的道理。他曾把古来君主成功的经验总结为“六事”,其中的一事即为:“讲节俭,简率朴素,不伤民财。”宋神宗时,有一年皇帝颁旨,要大办元宵节,并要用“浙灯”四千盏。东坡感到:当时国库已亏空,民不聊生。神宗这样做是劳民伤财,且有助长社会上追求奢华之风的危险。于是,他连夜起草奏章——《谏买浙灯状》,使神宗终于改变了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