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解经典幽默术就是利用众所周知的古代或现代经典文章、词句作背景，然后作出歪曲的、荒谬的解释，新旧词义、语义之间距离越大，越滑稽诙谐。
在导致荒谬的办法中，喜剧性效果比较强的要算歪解经典，因为经典最具庄严的意味，语言又多为人所共知，一旦小有歪曲，与原意的反差就分外强烈。
在我国，古典书籍多为文言，与日常口语相去甚远，在通常情况下，不要说加以歪曲，就是把它译成现代汉语的口语或方言，也可能造成极大的语义反差，产生不和谐之感而显得滑稽。如一首唐诗中写到一个男子为一个姑娘所动而尾随之，写得很有诗意，可是，如果把它翻成现代汉语的“盯梢”，不但没有一点诗意，反而显得很不正经了。又如，一个语文工作者把唐朝这种轻薄青年翻译为现代汉语的“阿飞”，就变得极其滑稽了，这是由于古典诗歌的庄重的或浪漫的词义作为国人潜在的、共同的意识是相当稳定的，在千百年中已经沉积在人们的无意识中，只要在语义上、风格上稍有误差，人们都十分敏感，以致在还没有来得及意识到为什么，就可能忍俊不禁笑出声来。
写于唐代的《唐颜录》中载有北齐高祖手下有一个幽默大师叫石动筒，他就很善于用歪曲经典的办法在斗智性的幽默中取胜。
有一次石动筒去参观国子监相当于大学，一些经学博士正在论辩，正说到孔子门徒中有72人，在仕途上能够伸展自己的抱负。石动筒插进来问：“72人中，有几个是戴帽子的，有几个是不戴帽子的？”博士说：“经书上没有记载。”
石动筒说：“先生读书，怎么没有注意孔子的门徒：其中戴帽子的是30个，不戴帽子的是42个。”博士问他：“根据什么文章？”
石动筒说：“《论语》上说‘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也，一共岂不是七十二人吗？”
本来孔夫子在《论语》中是和曾子等得意门生谈论自己志向和理想的，说的是能够带着五六个青年，年纪长大到可以戴帽子的和少年六七人，自由地在河边田野的风中漫游，就很如愿了。这是《论语》中很有名的—篇，可是石动筒在这里把约数‘五到六人’和‘六到七人’，曲解成五六和六七相乘以后，又和孔子门徒贤者72人附会起来，这显得很不和谐，因而就充满了诙谐的意趣。
关于石动筒的故事在唐朝的《唐颜录》中很多，下面是歪曲另一经典著作《孝经》的：
北齐高祖有一次会集儒生开讨论会，会上辩论很是热烈。石动筒问博士道：“先生，天姓什么？”博士想北齐天子姓高，因而回答：“姓高。”石动筒说：“这是老一套，没有什么新鲜。正本经书上，天有自己的姓。你应该引正文，不要拾人牙慧。”博士道：“什么经书上有天的姓？”
石动筒说：“先生，你根本不读书，先生不见《孝经》上说过：‘父子之道，天性也’，这不是说得明明白白：天姓‘也’吗？”
石动筒在这里歪曲经典的窍门是用了“性”与“姓”的音。特别是“也”在原文中是语气虚词，没有任何实义，石动筒把虚词违反规律地实词化了，因而就显得特别牵强附会，因而就特别滑稽。
司马迁的《史记》上有一句名言，叫做“一诺千金”，说是秦汉之际，和刘邦一起打天下的武将季布，只要他一答应，多少金钱也无法改变。香港有个笑话就歪曲地解释了这个典故：
有一位女士问先生：“‘一诺千金’怎么解释？”
先生说：“‘千金’者，小姐也；‘一诺’者，答应也。意思是：小姐啊，你答应一次吧。”
把历史英雄的典故，通过词义的曲解变成了眼前求爱的语言媒介，二者之间距离有多遥远，则滑稽的程度就有多大。对于立志谈吐诙谐者，对这一规律应当深深领悟。一般人即使要作暗示性的表达，也都易倾向于就近取譬，然而就近取譬容易抒情，却不容易产生不和谐、不恰当的滑稽感和诙谐感。要使自己的讲话有谐趣，则应从不甚切合的远处着眼，以就远取譬为上。古代典籍之于凡人，一般距离都十分遥远的。既遥远而又歪曲，自然容易生谐趣。古与不古不是问题的最关键之处，最关键仍然是曲解。
如果这种曲解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连锁性的，则其谐趣相应层层放大。
有一个县官处理一切事情的唯一依据是一本《论语》，他常说：“人家都说，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何况我有整整一本。”
有一天早上，他升堂判处三个贼人。第一个贼人偷了一只小鸡，县官一翻《论语》，便判道：“黄昏时分，将此人处死。”
旁边一位幕僚暗暗对他说道：“太重了！”县官瞪大眼睛嚷道：“《论语》上不是说过：‘朝闻盗夕死可矣’吗？”
其实，《论语》的原文是：“朝闻道，夕死可矣。”
第二个贼偷了一口钟。看过《论语》以后，县官匆忙宣布释放，幕僚莫名其妙。县官说：“《论语》云，‘夫予之盗钟，怒而已矣。’圣人规定盗钟是要宽恕的。”其实《论语》的原文是：“夫子之道，忠怒而已矣。”
他不但读了白字，而且弄错了句读。
第三个是杀人放火的惯犯。县官看了案卷，知道此人的父亲也是个大贼，三年以前已经被斩首。于是他竟马上离座，对贼人纳头便拜，连声说道：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你是个大孝子，公差无礼，还请见谅。”
这三个案件由于对《论语》的曲解程度和宣判失当的程度越来越离谱，因而显得越来越荒唐，诙谐效果也就随之层层递加了。
这种诙谐故事结构看似复杂，好像难得有这样互相连锁的巧合事件。但是，在编故事的人来说，并不是先有三个故事的巧合于《论语》中的语句，而是倒过来，先在《论语》中选三句可能被歪曲者，以同音异义为媒介，使经典原义与故事中的现场歪曲语义尽可能拉开距离，导致显而易见的荒谬，最后按荒谬的程度顺序编排，把最严重的放在最后作为高潮。
这种歪曲经典的方法很便于放在表演性的幽默，而难于直接用之于人际交往或谈吐之间。但若能改变角度结合其他方法，则仍可以用之于人际交往之间，增加谈吐的谐趣，至少可以在两方面加以引用，首先用以针对自己，即用之于自我调侃，如故作蠢言或故作大言，以大智若愚的姿态出现，使对方与你之间缩短心理距离，增加分享谐趣的渠道。自然，这得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心领神会，对方至少要熟悉你所歪曲的经典，同时对方的智力能够达到明白你是故意歪曲的水平。如果他达不到这种程度水平，把你的故意歪曲，当做无意的错误，还起来纠正你，那就必然导致幽默感的丧失。
在西方有两句经典性格言：“上帝支配众人的生命，”“杀他同类的人有罪，”这是家喻户晓的。有一个西方剧作家让他的人物说了这样一句话：“只有上帝有权利杀他的同类。”由于西方人对原来的两句话有深刻的共识，因而很容易领悟到诙谐之趣。同样是这一句话，如果在中国人中间，那就不会有什么诙谐的效果。
这种方法除了用之于自我调侃之外，还可以讽喻他人。有时不便直接指出对方的错误，可以借讲故事的形式，把对方的错误转移到古人头上去。
当然，这时需要类比得当，而且分寸也需斟酌。如果类比不当，对方可能无所感觉，如果类比过分直露，可能失去分寸，不但显不出你的智慧的丰富，而且招致对方的反感。
立志于谈吐幽默诙谐者切忌“引喻失当”。以歪曲经典之法喻人，既可产生亲切感，也可导致轻浮感，其间分寸，应视具体环境与关系性质灵活掌握。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只有在长期的实践中，才能深深体会，准确掌握，此外之“捷径”均非最有效之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