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谈判中很难按最初的预定想法进展下去。因此，固执地坚持最初的方案是没有必要的，也是没有理由的。犹太人在此种情况下，一般顺应变化。即如果对方有建议，就应在不危及自身利益的基础上调整自己的方案；如果对方有让步，自己也应有所呼应。随机应变才能使谈判具有弹性。
之前，中美会谈都是公开或者半公开进行的。谈判双方都死抱着各自政府的固执己见不放，政策没有丝毫灵活性，同时还要顾全各自政府的面子。所以，谈判根本未获得任何实质性进展。更有甚者，谈判桌有时还成了彼此指责和斗争的场所。
基辛格经过谨慎的分析之后，决心改变这种谈判方式。他和尼克松总统商谈，决定通过秘密渠道进行谈判接触。秘密谈判有如下好处：
万一谈判失败，美方不会有任何损失。如果是公开谈判，失败了有损美国形象。尼克松政府在政治和外交上也将行走艰难。
基辛格通过友人向中共传达信息。
中共方面灵敏地接受暗示，并请美籍名记者斯诺与毛泽东一起参加国庆活动，在天安门城楼上看阅兵式。美国人上天安门城楼，实际上也是巧妙地向美国传递信息。
尼克松立即回应，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发表了一段有利于中共的暧昧的话：
“中国大陆若想在国际舞台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今后10年内恐怕不易办到，但是20年后，情形想必将会逐渐改善；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便是到中国访问，即使我个人无法成行，也希望我的孩子们能够到那里走一趟！”
话说得巧妙，既不太引人注意，又给中共方面一个明确答复。
在基辛格的穿针引线下，尼克松又向前迈出步子：在庆祝联合国成立25周年大会期间，请巴基斯坦总统向中共转达和解诚意，并在欢迎罗马尼亚总统的晚宴上首次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称呼。
其间，因美国政府阻止中国加盟联合国，中美关系又趋紧张。基辛格有些动摇。
正在这时，周恩来总理通过秘密渠道，首次邀请美国特使到北京访问。周恩来才智过人，传的话是“为了谈判有关台湾问题而邀请美国特使到北京”。无论是文件泄秘还是美国出卖，这理由毫无破绽之处。
基辛格回了一封接受邀请的复函，既不用官方用纸，也没有任何头衔和称号，而是用一般的纸，函尾也未署名。
假如基辛格与周恩来都强硬坚持各自的观点，毫不相让地固守着本国利益，恐怕很难恢复中美关系。正因为双方找到了共同利益，各自放弃了成见，才终于使谈判成功。